想，当然，在争夺布衣族姑娘失败之后的小瘦狗刘正坤，踏上那条遥远的革命道路的时候，他的心中，是不是依然像他肩上的剑盒一样空空如也？
“你父亲，根本就不是，我们仨小子，万年台阅兵场，决斗那年，参加的红军！”
望着墙壁上的空剑盒，如风老辈，当年的干豇豆，显得十分平静。
“甚至我根本就不知道，你父亲参加了红军！”
我茫然。
“没有得到，那个布依族姑娘，乌什么支的呢？他就跑了。我和黑蛮廖佐煌，都不知道，他跑到了什么地方。”
我怀疑。柳如风，这个疯疯癫癫的老头儿，回忆几十年前发生的事情，怎么如此清醒？
“涞滩码头过红军，我的女儿，双胞胎女儿，水英和水灵，都快满两岁。”
哦，既然如此，父亲又是在哪年，怎样参加红军的呢？
我得继续考察。
父亲毕竟是一位穿过无数枪林弹雨的老人。虽然年迈，毕竟是军人，毕竟不仅仅是一架吱吱作响的老风车。事过境迁。我必然会受到了当今时代文化思潮的影响，我不会仅仅带着崇敬的目光，来欣赏和感受他们激情燃烧的岁月。他们的岁月，不是艺术，不是绘画，而是战争燃烧的土地上，千百回的舍生忘死，为信念，为理想，聚集起来的男人女人。他们都很年轻。无论画家，还是作家，都不可能把战争中他们个人的爱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天衣无缝。我只能凭想象和记忆，走进父辈们火热而沧桑的心灵深处，找出一些片段，不那么完整地描画他们铁马金戈、钢浇铁铸的多彩人生。实际上，当年阅兵场上决斗失败的小伙子瘦狗，深山刘家祠堂遭了土匪放火和抢劫，背着空空的剑盒，在当年老瘦狗曾和石达开的小妾佘三娘相遇的涞滩码头卧佛寺一带流浪，无家可归。恰好，第二年，或再晚些时候，一九三五，春天，红军来了，他参加革命，直到一九五八年十月，朝鲜战场打完美国鬼子完全撤回国内，我志愿军某兵团后勤参谋部长或作战股长，遍身伤痕的刘正坤，已三十八岁，还没有结婚。他想，他们那一代人可能把遇上的战争，都已经统统打完。战争岁月把他打磨得像一台艰难发动的残破机器。他那时还在某军
医院的病床上吊盐水。授衔时，他没有当将军，虽然他有很多勋章。组织上考虑到他的战斗经历和业绩，在某京某个雄伟庄严、富丽堂皇的大楼里，他带着伤痛，站在授衔大厅遥远的角落，被宣布为某某某某无关紧要的军医学校的校长。他几乎木然地接受了这一切，他知道有许多比他战功显赫的上级、战友和下级，都早已安眠在自己的国土和异域他乡。他的生命，实实在在就是捡来的。尤其是在上甘岭，或某某高地那场战斗，和他的生命牵扯了一生的廖佐煌，居然躺在他怀里咽气牺牲。也许，他认为经历了那一切，现在无论安排他做什么，授他什么军衔，任命他什么职务，都已经显得不十分重要。同时，他也没有威风凛凛地登上某某军医学校部队的阅兵台上去发号施令，便默默地住进了某军队老干部疗养院干休所。没当上将军，也许他可能觉得无所谓，但我却有点耿耿于怀，父亲不是将军，就不能算我党我军高级将领，而我也就不算名正言顺的高干子弟，至多只能算做革命军人的后代。所以我必须发奋图强。不过那时还没有我。
北戴河畔春风暖，秦皇岛外打鱼船。我想，疗养院里的父亲一定对这片充满皇家气派的好山好水，并没有什么奇特的感觉。他就是在那个疗养院里，由组织介绍把分配来照顾他的一位烈士遗孤作为自己的妻子。画家柳偃子回忆到，那个年近三十又矮又胖的军医护士，后来就成了我那温柔善良的母亲。当然，他们也就木然默然地组成了一个在那个时代勉勉强强令人羡慕的红色革命家庭。我不知道，父亲对组织分配的婚姻，是不是和组织分配给他的军衔职务一样木然。父亲很瘦很高，带着战争的累累伤痕。母亲贤惠尽职，和很多在战争中失去了亲人的流浪孤女一样，对生活爱情，也并没有过高的追求和向往。他们和睦相处，相敬如宾。疗养院养好伤，他们相扶相搀，幸福甜蜜地回到父亲任职的那所军医学校。也是因为组织照顾，降格的将军里楼住着，疗养院式的
别墅里养着。也是因为组织照顾，母亲成了照顾父亲的专职护士军医，默默地修补着他们各自在战争中遭受的内伤与外伤。结婚几年，没有孩子。大概自然灾害已经过去，第一个，也可能是最后一个孩子，我的降生。当然，母亲也曾开玩笑似地对我说，你有个哥哥。哥哥，在哪里？我怎么没见过。母亲笑而不答。也许，你哥哥，喂狗了。正如父亲所说，生下来，羚羊一样，叫了一声，就死了。
那时，还是孩童的我，没有关注所谓哥哥生生死死的情节和细节。更不知道，羚羊一样的婴儿的叫声，传承着我们家族男人的命运。我的儿子，瑁黧所生的“怪胎”，偃兀，虽然，他的生命，只有那么短暂的一瞬，毕竟，如果真是我和瑁黧的儿子，也是我们家族的男人啊！
“作为我父亲那架英雄的老风车的儿子，”画家柳偃子很风趣地说，“我为什么长得这么丑？因为我吸收了父亲和母亲的所有缺点。画家么？要么风度翩翩，要么奇形怪状。我呢？风度翩翩之中透露出奇形怪状，或者，奇形怪状之中，偶尔闪现出风度翩翩。高大肥胖，眼睛细小，坐如一尊佛，立如一堵墙，眉头像黑色的岩石一样坚硬，惟有一丛粗黑的头发，不飘也潇洒……”
我为什么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女人？也许和自己长来颇为奇特丑陋有关。我知道，花了好长时间，才给我这种丑陋的外形，增添了艺术家的气质。因此，我的丑陋，也成了带着艺术家气质的丑陋。我不能完全把自己这种表面的丑陋，归结于父母，并由此考证他们究竟有没有真挚热烈的爱情。这不是一个儿子应该做的工作。我也没有把自己一次次的情感与爱情的失败，完全上升到哲学、艺术和整个人类生命意识的高度来认识。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我追求艺术、追求画画、追求美，追求生命与爱情的原初状态和本真。我没有自己的专职模特儿。但我毕竟是画家，毕竟是艺术家，我有一双善于发现寻找美的眼睛。我遇到的不少光鲜靓丽的女性，有些是我深深爱过的模特，或者女人。她们都那样清新活泼，在我眼里，灵光四射，像大自然慷慨地赋予。在课堂、在画室，甚至在我的私人画室，我看到过观察过欣赏过描绘过不少男女模特儿，我觉得那些赤裸裸的生命，就是带着露珠的生命与艺术的花朵。到今天，我都还没有画出一幅完全令我满意的人体艺术作品。当然，不瞒你说，和那些艺术露珠生命花朵的形游与神游过程中，我也真正萌生出了属于自己的情感和爱情，不可否认，有时它们携带着相当肮脏的情欲，而且，大都被我成功压抑。连情感也被我深深掩藏，不被人看见的爱情萌动与生命憧憬，都珍藏在我心灵深处，可能一辈子也不会显山露水，直到带进坟墓。而那些最使我心灵颤动的那一瞬，最使我灵魂飞扬的那一瞥，可能已在我接触的女人中……瑁黧、佳苇、莎莎、易安，还有，也许，将要认识的少数民族姑娘娜木措身上，或已完成，或还会像圣光闪耀，熠熠生辉，照亮我面前和未来情感、生命和艺术的漫漫征程。虽然，尽管，瑁黧除外，现在，我还不可能和她们有多么直接的生命肉体接触。
而瑁黧，我和她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对父亲，和大多数参加红军的革命者一样，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依然是过去，不知是谁，有意无意地笼罩在他们头上的许多动人光环。不错，他们创造了战争和历史的神话，但他们的生命、人性和战争年代的生命运行轨迹本身，毫无神话色彩。他们不少人走上革命道路的机遇，往往十分偶然。那年春天，红军路过乌溪小镇涞滩码头，催发了父亲那代人难以忘怀的青春激扬的生命季节。这个季节，无论对我父亲个人，还是对那支残破流浪的队伍，抑或，对千年风景如画的乌溪小镇，都是绝无仅有的生命创造。太阳落坡的时候，他们到来。油菜花开，春日载阳，溪水明净流淌，河岸桑树林里画眉鸣唱，他们在乌溪小镇的木板墙上刷标语，在万年台阅兵场上舂军粮，涞滩码头和狮子岭城堡，白天黑夜，一派红旗招展，歌声笑声战马嘶叫声，经过两三天时间磨合，红军和百姓已融为一体。我现在还可以通过回忆和想象，来描绘那幅掩没于小镇风景中的红色历史画面。清新，明朗，快乐，充满诗意。那些天没有战斗，通过短暂休养和补充，他们个个精神十足，未来的战事还没有展开，前面的高山大河，正等待他们去跨越。红军停留乌溪小镇的确切准确日期，当地档案馆的资料，记载得很模糊。红色进军路线图上的乌溪小镇，究竟是不是像其他地方，我们常在历史教科书上看到的一样，红军到来之前，路过少数民族混杂居住地区，或某海边举行庄严仪式，对着天空举起大碗结盟饮血酒，然后，千家万户把门开，清香的米酒端出来，欢天喜地敲锣打鼓，斗争地主恶霸成立农会，或举家关门，跟随红军队伍去参军。老汉去喂马，中年汉子当脚夫挑夫，莽娃后生去扛枪打仗，大嫂进入女子连，小伙子去当通讯员，姑娘去当卫生兵，最没有用的老弱病残，也可以去给红军看守仓库。的确，我们这一带有那么一个村庄，丈夫妻子参加红军，拖家带口，有的在半路上饿死，过雪山冻死，有的在无数战斗中被打死，能够跟随红军队伍，走到尽头，陕北那片红色黄土地的人，仅凤毛麟角。他们的命运，从此开始改变。也许，父亲就是随这支队伍改变了自己命运的那种人。我们实在不好意思，把父亲参加红军的原因，直接归结为他身边没有女人，而他们“三剑客”，黑蛮廖佐煌和干豇豆柳如风，已经有了布依族姑娘和桑家小姐。父亲也是在十多年后，才知道乌溪小镇上柳如风已经结婚。那时，匆忙打仗还单身一人的父亲，跟随他们的队伍，已在鸭绿江边的暗夜里，偷偷地云块一样聚集，望着对岸，人拥马嘶。当他听说柳如风的双胞胎女儿，十七八岁的水英和水灵，都已经成了革命烈士。“嗷哇——！”他长长地粗嚎了一声，便带着他的后勤分队入朝作战。至于廖佐煌及其布依族姑娘，他根本就没有提及。所以，我总怀着战战兢兢的心情，回望先辈生命的历史，我生怕一不小心，就把他们真实的生命历程，描摹得面目全非。因此，父亲背着家人，躲着亲戚柳如风，参加红军的真实原因，我宁愿相信，那时他已经是无路可走的孤儿。孤儿就得一生流浪，无论在乌溪小镇，还是在战场、别墅与荒郊。我常有种感觉，我一生都无法摆脱父亲那种流浪的命运。也许，他随路过涞滩码头的红军队伍，来到乌溪小镇第某天的上午，镇上的莽汉细娃，对红军已不再陌生。也许，父亲还在柳家吊脚楼的皂荚树下，不知谁开的饭馆，吃了清香的毛血旺和合水豆花，听着柳家吊脚楼上，有女孩“嘤嘤”的哭声和“咯咯”的嬉笑声传来，和所有到小镇石板小街上去玩耍的小伙子姑娘一样，他斜起眼睛，观看奇异的街景和风景。突然，涨眼的一片红色，映入了他的眼帘。小街上有红军战士提着石灰桶写标语，有红军长官骑着战马，从乌溪小镇前面的官道上驶过。他无聊地把玩着那把空空的“翼王剑”剑盒，漫无目的地沿着乌溪河岸往前走。乌溪河两岸，桑树叶茂密，河湾里的菜花地，一片金黄。河边上，有戴着八角帽、赤裸上身的红军战士，在挥着斧头，猛砍风竹柏树来打造简易船只。天上没有飞机轰炸，地上没有追兵堵截。那是红军在乌溪小镇休整，过得最好的时光。他慢悠悠地沿着开满野花的河岸，穿过树林竹林下的浓荫，不知不觉来到老君山脚下，爬上还种植着鸦片的那段也叫十里红的山坡。漫山遍野，罂粟花开，明媚阳光下，十分绚烂。他没有心思观看罂粟花的美景。攀上老君山背后那段耸入云霄的悬崖，悬崖下有一条弯弯的河流。河流两岸，又是一大片金黄的菜花。他看到河流北岸的观音岩下面，驻扎着更繁忙的红军队伍。但那不是红军的主力部队，悬崖上那片桐子花开的山坡，到处晾晒着长长的绷带，微风吹拂，红白相间的绷带，飘来一丝丝血腥。观音岩底脚，有个很宽很深的岩洞。岩洞里住着受伤的红军。穿白衣服的红军军医护士，在观音岩前那几挂军帐中，进进出出，似乎在给伤员做手术。观音岩右侧的高台上，观音庙门前的院坝里，沸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