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没怎么，就是他找我一说，我就答应了。”韩露有些不好意思。
“你也不考虑考虑，哪怕有个磨合期呀！”我愤愤地说。
“当时我一个人远在他乡，天天想家，在那里也没什么特好的朋友。”
“那你就跟我多多联系，多交流一下感情。”
“我给你打电话，你着急挂，我给你写信，你回信又写得那么绝，你知道我看了你的信后有多失望吗！”韩露委屈地说。
“我那也是以咱们的学习为重。”
“可是我每天的心情坏到了极点，哪有什么心情学习，北京学生到了外地受排挤，我连个倾诉的对象都没有，我不能总压抑自己的感情吧！”韩露好像饱受辛酸。
“那你就去找几个北京的老乡，开个老乡会什么的。”
“你不知道，北京的学生到了外地相互间根本不联系，就是见了面也不见得打声招呼，更别说开老乡会了。北京学生倒是也能聚齐，那就是在补考的时候，满考场全是来自西城、东城、崇文、海淀的北京学生。外地学生看见补考就嘲笑说，北京学生又在开老乡会！”韩露凄惨地讲着。
我听后无奈地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说：“小姐，再拿一瓶啤酒。”
后来我们又聊了高中同学的近况，韩露在我这里得知，班上几名男同学相继在各自的学校找到了女朋友；我在她那里得知，某个女生在进入大学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相继失身给两个高年级男生，终因被抛弃而痛苦万分。其实上高中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女生已身处悬崖边缘了，她颠倒是非，不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每当我们上思想政治课的时候，她就在底下偷看芹凯伦、雪米莉等人的小说，受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腐蚀（那时香港尚归英格兰所属，推行的依然是资本主义制度）。她今天的悲惨结局理所应当归咎为当初不及时悬崖勒马，非要等到马蹄踏空之时，才想起勒紧缰绳，可马却由于惯性掉进了万丈深渊。
韩露说：“没想到半年里发生了这么多变化。”
我说：“是啊，将来指不定还有什么更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呢！”
韩露说：“我挺怀念高中生活的。”
“我也是。”我说道。
出了饭馆，韩露一看表，快四点了，问我：“还看电影吗？”
“当然看。”
韩露拉着我的羽绒服说：“那就快点儿走。”
“着什么急，我有点儿头晕。”这顿饭我喝了四瓶啤酒。
进了电影院，我们找了两个偏后的位子坐下。电影放映过程中，我偷偷地瞟了一眼韩露，她看得很专注。我在黑暗中摸索着拉到她的手，她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扭过头继续盯着银幕，并不时发出笑声。我头昏得厉害，努力看了会儿剧情却没能看懂，酒精在我的体内发挥着作用，使我产生了想亲吻韩露的欲望。
我把韩露揽入怀中，她挣脱出来，低声说：“别这样”，然后继续专注地看电影。过了一会儿，我再次将胳膊搭在韩露的肩上，嘴凑到她的脸旁，韩露一只手挡住我继续向前的嘴，另一只手把我的手从她的肩上挪掉，低着头说：“这样不好。”
我的两次努力都被回绝，我失去了再一次的兴趣。银幕上的画面在我眼前依次闪过，却在我僵硬的头脑中留不下任何印象，我在恍惚中渐渐睡着。
韩露叫醒我的时候电影已经结束，观众们在陆续退场，我睡眼惺松地跟着韩露出了电影院。风吹在脸上，我清醒了许多。我说：“我送你回去吧！”
“不用了，我自己坐车走。”韩露说。
“那好，打电话常联系。”
“好。”
“再见。”
从这天以后，韩露直到开学前准备动身去上海的时候才给我打过一个电话，我说去送她，韩露说不用，她马上就要下楼去车站了。
20寒假里我和杨阳在钟风家里小聚了一次。这次聚会是因为杨阳提出了组建一支乐队的想法，我们三人对音乐的热爱不言而喻，但在对待音乐风格的问题上却大有差距。当时有一种叫做“朋克”的音乐形式正在北京如火如荼地上演着，一时间无数地下乐队涌向大小酒吧，向人们展示这种音乐的魅力，钟风正是这种音乐的忠实爱好者，他想把乐队风格定位于此。我更偏爱非主流一些，想把音乐做得注重旋律和讲究音色，特别是在对效果器的使用上，然而我从没摸过电吉他，更何况对效果器音色的研究。杨阳喜爱的是另类音乐，这种音乐特别凭借个人的感觉和独特气质，我曾在杨阳那里听过几盘关于这种音乐的打口磁带，它给人一种空灵和虚无缥缈的感觉，像是清晨河面上漂浮的雾气，又像夜空中缓缓游动的浮云，给人感觉忽远忽近，近在眼前却无法企及，支离破碎又浑然一体，做这种音乐更需要乐器的考究。
我们仨人在此问题上争论不休，都在竭力通过说明自己所喜爱的音乐如何好而说服他人。忽然，我们意识到一个更为严重而且是最根本的问题——乐器和人员的不足。我们那三把木吉他难堪重任，这里还涉及到分工的问题：谁去当主唱，谁来弹吉他，谁去弹贝司，谁来打鼓。
一想到这些问题，我们不禁有些头痛。钟风拿出他爸从俄国斯带回来的“伏特加”，被我们一饮而尽。在此过程中，钟风详细地向我和杨阳讲述了他和女朋友何乐上床前后的每个细节，让我俩好生羡慕。钟风以过来人的口吻对我们说：“就那么回事儿！”我和杨阳谁也不信：“一定是你情绪酝酿的不对。”钟风的手在空中挥舞了一下说：“操，真的，我真没骗你们！”
之后，我们仨人分别醉倒在钟风家的沙发上、床上和地上，待我和杨阳醒来时，我们看到钟风父母在厨房忙碌的身影，而钟风依然鼾声震耳。我和杨阳相视一笑，又闭上了眼睛。
饭菜的香味已经飘进我们的鼻孔，沁人心脾。
21终于开学了，救我于无所事事、穷极无聊的水深火热之中，我的乏味即将得以解脱。大学的假期没有作业，因此我没有了上中学时因为作业没能完成的惶恐不安，更不必为躲避交作业而在开学的第一天找出各种借口躲在家里，现在我终于可以昂首挺胸、理直气壮地走进学校了。
开学前，我抱着重新改过的态度制定了一份作息表，我把它贴在床边的显眼位置，以此激励自己奋发向上、自强不息。我特意用复印纸和签字笔将这份极有规律的作息表制作完成，目的是让它不因时间的流逝、岁月的磨砾而面目全非，我要它永保清晰，时刻贴在床头焕发积极向上的光彩。
我在这张作息表的背面涂满胶水，将它贴在我认为最佳的位置。我想，今后的三年半内，它将每时每刻引导我沿着一条健康、勤勉的道路一如既往地走下去，所以我又找来透明胶条，从正面将它与墙壁牢牢地粘在一起。
我结合自身条件，经深思熟虑而拟订的作息表内容如下：6∶00—6∶20起床、叠被、穿衣、洗漱6∶20—6∶50背英语单词100个，高声朗读英文课文两至三篇6∶50—7∶20去体育场慢跑5圈（400米一圈）
7∶20—7∶50吃早饭（至少1个鸡蛋，无论是煮、是煎、或是炸）
7∶50—8∶00去教室做课前准备。
8∶00—11∶30认真听讲、做笔记，积极踊跃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课间休息做眼保健操四节，眺望远方（尽量看远处绿色的草树，冬天可以看远处穿绿色羽绒服的女生），少抽烟，争取做到不抽烟11∶30—12∶20吃午饭（保证质量、热量）
12∶00—13∶30睡午觉（不必全脱光）
13∶30—17∶00上课（同上午内容）
17∶00—18∶00晚饭（要吃少，但保证不会在睡觉前感觉饥饿），小憩片刻。
18∶00—22∶00去教室学习（除了复习、写作业外，还要预习明天的课程）
22∶00回宿舍看中央电视台的晚间新闻、体育新闻和天气预报。
11：00弹吉他陶冶情操，直至弹累为止（注意：不要影响他人休息）。上床睡觉前一定要洗脸、洗脚、洗袜子，保持内裤的宽松，以积极的心态迎接崭新的一天。
齐思新看了我的作息表后嘲讽地说：“没想到现在还有你这样的大学生，如果评选北京市本年度十佳杰出青年的话，非你莫属。”
我对齐思新的话嗤之以鼻，我要以实际行动证明给他看，我是怎样作为一名品学兼优的大学生跨世纪的。
我在作息表中略去一项重要计划，即从以上列举的诸多行动中抽空儿找个女朋友，这事儿不能再耽误了。
第二天当齐思新背着书包准备去上课的候，已经是七点四十，我匆忙起床，穿衣、洗漱、抄起书包顾不上吃早饭就跑向教室。
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从鼻孔中抠出许多秽物，一时间不知道抹在哪里，总不能粘在手上，举着胳膊睡一宿，于是就顺手将它们抹在床头的作息表上。当时我心净如水，毫无杂念，只是感觉气息出入自由，鼻孔通畅了许多。
第三天早晨，我将那张粘满污秽的作息表从墙上撕下，团成一团儿，用力向簸箕抛去，周围的空气让我顿感轻松了许多。
22我们机械系开设了著名的“五大力学”，这五门课引得无数英雄竞折腰，足见其难度非同小可。它们是：理论力学，材料力学，弹塑性力学，流体力学和液压传动力学，其中理论力学和材料力学是这学期开设的专业基础课。为了到期末考试的时候毫无惧色，我在开学初便对这两门课听得尤为认真，详细的笔记和书上的勾勾画画、圈圈点点就足以证明于此。同学们一度对我另眼看待，党支书甚至找到我谈话，要把我作为先进分子的典型发展成为党员，我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
后来，我认为自己不能再如此虔诚地学下去了，否则我会对这些课产生浓厚的兴趣，我将因为陷入对它们的深深热爱中而不能自拔，我会情不自禁地变成好学生，而这些并非我的意愿，我希望它们在我的生活中消失，越远越好。
培养对这些课程的兴趣实属不易，而摧毁对它们的热爱却易如反掌。就在五秒钟的时间里，我扔下手中的笔，合上摆在面前的书，趴在课桌上睡起觉来。这一幕被坐在我身后的党支书看到，他意味深长地自言自语道：“自甘堕落，可惜呀可惜！”
我听到了这句话，但没有理睬他。
23我这学期的生活就是对上学期的克隆。课能不去上就不去上，抄作业，睡懒觉，踢足球，晚上和杨阳喝完酒后去楼顶唱歌，再有就是找个女朋友的想法愈发强烈。
一天，我们踢完球后去洗澡，学校澡堂的时间安排是女生一三五中午、二四六晚上洗，男生是一三五晚上、二四六中午。这天正好是星期三，我和杨阳、齐思新第一批走进澡堂，浴室的衣柜敞开着，不知道中午哪个女生洗完澡没穿内衣就走了，留下一个黑色胸罩陈列在衣柜中，齐思新用两根手指将它拈出，仔细观察了一番后得出结论：“该女生的胸围至少在92以上。”
烟雾缭绕的浴室里，热水沐浴着我的身体，冲洗着因踢球而疲劳的肌肉，舒适的感觉传遍全身。几个学生在我身旁议论着有关电机系统设计的问题，一串串名词数语传入我的耳中，如同一滴滴冰水溅到身上，给我带来阵阵寒冷。他们赤裸的身体被蒸汽浓浓地包围着，只有凸起的臀部和头颅在气雾中隐约可见，他们将会是国家的栋梁，是国家的第一生产力。讨论还在继续，我匆匆冲去身上的泡沫后离开了这里。
回宿舍的路上，天空刮起大风，女生楼一层垃圾池里的东西全部被刮了出来，其中绝大部分是卫生巾，漫天飞舞。齐思新怕卫生巾刮到脸上，就边跑边喊：“快跑啊，天上掉卫生巾了！”
回到宿舍，齐思新一边照着镜子剪鼻毛，一边疑惑地说：“你们说今天这是怎么了，又是乳罩又是卫生巾的。”
杨阳在一旁抠着脚皮说：“今天是妇女节。”
齐思新恍然大悟：“啊？今天都三月八号了，我以为才二月底呢！”
三月九日的清晨，天空晴朗，尚未变绿的草地被安静地躺在上面的卫生巾装点得五彩缤纷，婀娜多姿。
24三月八日这天夜晚，我在这个本该属于女性的节日里莫名地烦闷起来。我呆在宿舍抽着烟，像只无头苍蝇东撞西撞，挨屋流窜，发现大家尽管也无所事事，但他们却不像我一样魂不附体，他们可以把打牌、玩游戏、发呆、嗑瓜子当作一件件有意义的事情专注地完成。
我找到杨阳，他正趴在桌子上写歌词，我看见那张伏在桌上的白纸上面写了两个字“年华”。杨阳把笔扔在一旁，身体向后一仰，躺在我的床上冥思苦想起来。半天后，杨阳坐起身，拿起笔在纸上写了一句歌词，还没写完，又把这句话划掉，笔尖与纸张摩擦的声音“嚓嚓”作响。
“怎么了？”我问。
“操，怎么突然就没感觉了。”杨阳把纸揉成一团，随手向墙角扔去。
“喝点儿酒去吧。”我觉得这是自己目前唯一做得下去的事情。
“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