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不下去了，正如他忍不下去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那样，他要让元载永远从这个世上消失。
大历十二年三月庚辰，“上御延英殿，命凑（吴凑，左金吾大将军）收载、缙于政事堂，又收仲武及卓英倩等系狱”。逮捕元载的过程很简单，连抵抗都没有，或者说，连有效的抵抗都没遇到。自然，代宗事前做的充分准备功不可没，但是元载、王缙不像前三个人一样手握兵权，也是其中一个因素。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整个事件看起来的确十分简单。可是这么简单，为什么代宗直到大历十二年才决心干掉元载呢？不得而知，奇也怪哉。
代宗决定这次要通过正常途径杀掉元载，于是审理之后光明正大地赐元载自尽。据说“辩罪问端，皆出自禁中，仍遣中使诘以阴事，载、缙皆伏罪”，既然伏罪，为什么不把他们的阴谋写出来呢？史官当然不用为他们两人讳言什么，所以没记下来的原因多半是根本不存在什么阴谋。但这并不影响给他们定罪，由于元载、王缙贪污腐化非常严重，所以代宗只要收集一下“材料”，就很轻易地给他们定下罪名。代宗在赐死元载的诏书中是这样评价元载的：
性颇奸回，迹非正直。宠待逾分，早践钧衡。亮弼之功，未能经邦成务；挟邪之志，常以罔上面欺。阴托妖巫，夜行解祷，用图非望，庶逭典章。纳受赃私，贸鬻官秩。凶妻忍害，暴子侵牟，曾不提防，恣其凌虐。行僻辞矫，心狠貌恭，使沉抑之流，无因自达，赏罚差谬，罔不由兹。顷以君臣之间，重于去就，冀其迁善，掩而不言。曾无悔非，弥益凶戾，年序滋远，衅恶贯盈。
代宗差不多把凡是能用上的贬义词全用上了，元载几乎成了一个集世间一切奸邪于一身的大坏人。而代宗对王缙则要宽容一些，主要的罪名就是附会奸邪、阿谀谗佞。本来代宗是想把王缙一起赐死的，但在刘晏求情之下，总算饶过了这位年近八十的老人。
其实名义上是自尽，但这种情况下经常不是真正的“自尽”，大概是没时间等囚犯反省，所以为了节约时间，就得需要别人“帮忙”了。元载对主管的人说：“愿得快死！”而行刑的人则拿着臭袜子塞到了他的嘴里，说了句“相公您受点委屈”，然后就动手把他杀了。元载的死法我们不知道，但行刑的时候口中要塞东西，想来是为了不让他大声叫出来，那一定非常疼的了。首先可以排除喝毒酒，最有可能的是缢死，或者一棍子棒杀，反正不管怎么死，都不会好受。至于那个臭袜子，想来元载临死之时也顾不上尝它的味道了。
第三部分郭子仪单骑见回纥图（5）
元载死后，他的家人也都跟着被杀了，连元载的祖坟及元氏家庙也都被毁。没收财产更是不可缺少的一项。搜家的时候，有关部门居然搜出来八百石胡椒和五百两钟乳。虽非金银，但这两样赃物必是有独到之处才会被记下来——大概是因为人们没见过这么多的胡椒和钟乳吧。有人算出当时的五百石相当于现在的六十吨。我们可以想像官员们看着一筐筐或者一麻袋一麻袋的胡椒张口结舌的样子。元载收下这么多的胡椒和钟乳也确实让人匪夷所思，不知道有什么用处——什么，吃？套用西游记中老君的一句话“当饭吃哩”（注，老君指的是仙丹，只要他不心疼，当饭吃是没问题的，而我们说的可是胡椒啊）……元载的贪污也许比不上和挠忻庸αι侠唇玻匾膊⒉谎飞罂梢宰鲎鑫恼隆！ �
其实元载也是做过些好事的，他曾推荐后来审判他的刘晏做度支转运使，充分发挥了刘晏这位理财能手在这方面的能力。此外，元载由于曾任西州刺史，对那里的地形比较熟悉，针对吐蕃数次进犯，元载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法，即攻取原州。他认为：四镇和北庭移至泾州后已无险要可守，而陇山地势险峻。大唐边境向西到达潘原，吐蕃则戍守在摧沙堡，原州恰好是居中的地方，并且正对着陇山口。原州的西部是牧地，东面是平凉这个原州唯一的农耕县，然而吐蕃并不驻守于此。每年盛夏之际，吐蕃都会去青海放牧。这就是一个机会，如果借机修筑原州城，二十天就可以完成。然后调遣京西的军队戍守原州，郭子仪的军队戍守泾州，分别把守石门关、木峡关，逐渐打通陇右，进而就到达安西并占据吐蕃的腹心地区。元载对此是极热情的，让人画了地理形势图献给代宗，又秘密派人西出陇山去估量费用。代宗对此事则还很犹豫，所以就询问刚入朝的田神功，田神功的看法是“书生之见”。元载一介书生，提出这样的观点来已经是不简单了，而且我们看他的分析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不完全是“书生之见”的那种迂腐。元载的提议也并非从没生效过，有一回他看到马璘兵力无法对抗吐蕃，而郭子仪又守在河东这块没有战事的腹心之地，便提议要郭子仪和马璘都换一下驻守的地方，以达到各尽其能，并应允军费不足的话由内地来资助。这件事被诸将认为是非常妥当的。相对而言，元载算是个关心国家大事并且有一定见识的宰相，总比后面的卢杞强了很多。在《新唐书》那样严格的史书中，没有被归到“奸臣传”中，可见元载还没坏得特别厉害。
总之，元载可谓历史上的大贪，而且其专权也对当时的朝廷上下造成了一定的危害，但其人也并非一无是处。近来有为元载翻案的文章，大多也是从他的几项建议下手。
元载死后，代宗朝基本算是平静下来了，因为两年之后他也病死了。虽然五月初三刚得病，二十一日就驾崩，显得有些太快了，但无疑传位德宗是一次正常的顺利的权力交接。
大历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太子李适的即位，宣告了代宗朝的结束，留下的仅有“大历”这个年号的余音。
尾 声
唐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高峰，没有哪一个王朝可以比得上它的强盛，然而也没有哪一个王朝的前后变化有如此之巨，从这个角度来说，安史之乱实在是一场具有非常“意义”的大乱。然而乱后，唐朝毕竟生存了下来，尽管中晚唐都有点半死不活的样子，但总比八王之乱后立刻灭亡了的西晋要幸运了许多。
唐朝花了总共两朝八年的时间平定叛乱，肃宗从即位开始便笼罩在这场动乱的阴影之下，而代宗则需要在乱后花费很长时间来弥补战乱的伤痕。不管怎么样，从代宗手中交到德宗手中的唐王朝已经很平静了。代宗也没有把中央朝廷中对自己儿子的权力有威胁的人物留下来（怀疑代宗突然杀元载，是否也有这个原因在其中）。
肃宗是个很可怜的皇帝。而代宗最大的特点，似乎是他的优柔寡断。两位皇帝于才能上都没有突出的地方，还都受制于人。也许，肃宗身体不好对此有一定影响，而代宗则更合适用“自作自受”来形容，他一手提拔了几个人，最后又一手把他们毁灭。
当然，两朝都没有使唐王朝彻底走出阴影再度兴旺起来，而且代宗甚至还有点走下坡路。但不可否认，这两朝的承接对唐王朝是十分重要的。
如果没有肃宗朝的铺垫，代宗不会很快结束战乱；如果没有代宗朝的平定战乱和一定的休养生息，德宗乃至于后面宪宗的所谓“中兴”都无从谈起。因此，肃代两朝可谓安史之乱后的曙光。
公元780年，唐德宗李适改元建中，肃代两朝彻底落下了帷幕，唐朝从此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第四部分诗的王朝——唐代诗歌之我见（1）
诗的王朝——唐代诗歌之我见
公元618年，李渊废黜隋恭帝，改国号为唐，年号武德，由此开启了李唐王朝的基业，开启了这个“诗的唐朝”——这是颇具艺术眼光的闻一多先生的话。
是啊，还能有哪个王朝当得起“诗的王朝”之名呢？无论是帝王与布衣，文人雅士与贩夫走卒，抑或闺中女子与沙场男儿，都或嘹亮或低沉地歌唱着，只有唐朝才拉得出这么一支庞大的诗人队伍。就连盗贼遇上了诗人，也礼让三分——他们要的并非诗人羞涩囊中的那一点点可怜的银两，而是一首诗。居然连唐朝的盗贼都是这么风雅？
然而，公元907年，仿佛是冥冥中的安排，朱温以同样的方式废黜了唐哀帝，建立了后梁。经历了将近三百年的辉煌，唐朝走到了它的尽头。然而政治上的结束，却没有终结唐朝高度发达的文明——虽然曾经伫立在长安的雄伟宫殿已然烟消云散，虽然这个诗的王朝在悲歌中结束，但这个王朝的诗却并未终结。在今天校园里的读书声，在孩童呀呀学语的声音中，在人们悠扬的诵读声中，它们一直在延续……
一、余韵
唐初的诗坛，仍有着六朝时的锦色。华丽的词藻，清婉的声韵，娇媚而又轻柔。诗中不乏的，是华丽的高阁，满园的花树，艳妆的美人。这是宫体诗的特点，或谓“齐梁之风”。
书法会令你雾里看花，譬如软弱的赵佶会写出瘦金书那样的字体。文学，竟也带有欺骗性。前有歌咏大风的刘邦，后有吟唱黄菊的朱元璋，而战场上更加英姿勃发的唐太宗李世民，所倾心的竟是柔媚的诗文。虞世南、褚亮等人，也深染着六朝文风。而印象中一脸严肃，又一贯喜欢与李世民“作对”的魏征，在诗的写作上再次与李世民唱着反调，他那苍劲而有力的诗歌使他在众人中显得很特别。然而，李世民毕竟不是吟着“玉树流光照后庭”的陈后主，他可以写出“一朝辞此地，四海遂为家”这样的句子和《经破薛举战地》这样的诗歌，因此，《全唐诗》开篇第一卷曰：“有唐三百年风雅之盛，帝实有以启之”。就是这来自北方男儿的豪气，为南朝的婉转之中注入了风骨，仿佛一位善舞美人，柔肢不再无力，终于成为挥洒着飘逸的彩带翩舞于云霞之中的飞天——美啊……
美包含着两个不同的方面，如同色彩一般，有温暖之色，也有清冷之色。徜徉于柔美之中，清风忽来。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历来不乏仰慕者。衷情于道家的王绩，向往着像陶渊明一样的诗酒风流，于是他淡薄了功名利禄，衷情于琴书诗文，也不愿理会与己无干的政治，只在明月之下纵酒，憩于自己的精神天地中。
以为古人说的都是苦涩的文言吗？非也，王梵志的诗便露了玄机。如果说诗是雅文学，这位有名的“白话诗人”偏偏背道而驰地把诗写得朴实甚至是俗野。口语、俗语，对他而言都可以入诗，从语言上来讲，王梵志为诗歌来了一次“二次革命”。
唐代文人雅士宴集图
第四部分诗的王朝——唐代诗歌之我见（2）
二、初成
唐初的宫廷诗，上官仪把它发挥到了极致，甚至自成一体——上官体，这是唐朝第一个以诗人命名的诗体。上官仪成就了宫廷诗，却也为宫廷所累，他被卷入了政治漩涡之中，成了政治的牺牲品。不知是幸还是不幸，上官仪的死却是强制性地收束了“江左余风”。
于是，四个天才少年意气风发地走来了。“王杨卢骆当时体”，几十年后杜甫仍怀想着“初唐四杰”。怀才易遭人妒，四杰非但没有收敛锋芒，反而更加张扬地展现着自己的傲岸甚至是张狂，睥睨着他们脚下的世俗。
天才似乎生来就是为了经受磨难的洗礼，而四杰又格外地饱受磨难。裴行俭当年对四杰的评价，不想却成为准确的预言。“炯虽有才名，不过令长，其馀华而不实，鲜克令终”。四人中，王勃渡海堕水，惊悸而死；卢照邻不堪忍受病痛折磨，投水而逝；骆宾王随徐敬业起兵反对武则天，兵败后不知下落；只有杨炯得善终。
四杰的诗作中，离别诗占了相当一部分数量。“多情自古伤离别”，但四杰的离别诗除了文人式的凄悲，又额外有着豪士的爽朗，正是这种豪壮的大气，反而又冲淡了原本的悲凉与无奈。“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又何必为远行而悲呢？于是，化悲凉为悲壮，化感伤为感奋，款款深情中或许会有泪水，但继之现出的是豪情的微笑。有了四杰树起的孤高一代的旗帜，唐诗终于告别了六朝文风，真正地踏上了自己慷慨激昂的道路。
而陈子昂将古琴惊天一摔，又摔出了一个“更上一层楼”的信号，摔出了他的精神气质，摔出了他的个性风采。诗如其人，在陈子昂栩栩如生的动人诗篇中，喷薄出一片忧国忧民之心。凛然站在幽州台上的他，迎风而立，不加雕琢地吟唱出一首《登幽州台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