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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与陛下下一样，我是以国防大臣的身份前去履行职责的。”丘吉尔急忙解释道。
这时，国王的侍从拉塞尔斯爵士板起面孔说：“我一向认为国王陛下的任何大臣若未获国王的恩准，决不能离开本国。”
丘吉尔回敬道：“我并没有离开，我只是在英国的一艘军舰上。”
拉塞尔斯寸步不让：“但军舰要远航到领海以外。”
结果，谁也没有说服谁，双方不欢而散。
也是下午，布莱德利与前一天来访的巴顿从他设在布里斯托尔的司令部一同前往朴次茅斯。他们是应蒙哥马利之邀作出发前的最后一次会面。这三位以往各不服气的将军今天显得特别友好，他们一道用了茶点，然后回到蒙哥马利的办公室闲聊。不久，英国第2 集团军司令登普西和加拿大第1 集团军司令克里勒也来了。他们一起共进了晚餐。在餐桌上，蒙哥马利拿出一个打赌用的记录本，上面已列了不少赌项。他与布莱德利赌战争结束的时间。他说是11 月1 日，布莱德利认为要比这个时间晚。两人签字画押，各赌5英镑。他和巴顿打了两个赌。一个是，巴顿认为在战争结束后的10 年内，英国将卷入欧洲的另一场战争，各赌100 英镑；另一个是，巴顾认为战争结束后，在英国利物浦一年一度的障碍赛马中。获冠军的将是美国人的马，各赌10 英镑。
临了，蒙哥马利举杯为四位集团军司令祝酒。巴顿觉得蒙哥马利今天给他的印象比往日好，于是建议道：“作为在座年龄最大的集团军司令，谨请各位为蒙哥马利将军的健康，为表示我们愿意在他的领导下供职，干杯！”
晚上，艾森豪威尔也从布歇公园赶到朴次茅斯的前进指挥所。在这个被称作“磨具”的指挥所设在索思威克大厦——蒙哥马利和拉姆齐的司令部——附近的一片树林中，是由一些可移动的野外工作间和帐篷组成的。艾森豪威尔的工作间是他从北非带来的，里面有淋浴器、沙发床、写字台，还有两部可直通华盛顿和伦敦的电话机。他喜欢单独工作，不愿被人打扰。在这里，他可以安静地思考，读书、散步，还可以营造小范围的“家庭”气氛。
根据他的指示，从这一天起每天召开两次司令官会议来研究天气情况，
一次在早上，一次在晚上。因此，他一到便让萨默斯比小姐送他去索思威大厦。斯塔格空军上校是他的首席气象顾问，领导着一个庞大的气象委员会。委员会里有来自各个方面的气象专家，他们各自向斯培格提出天气报告，然后由斯塔格组织讨论分析，最后拿出一个较一致的意见。今天，他向司令官们报告说，6 月5 日的天气可能不太妙，云层很厚，还会有风。艾森豪威尔皱起了眉头。
英国广播公司在晚上9 点的新闻广播之唐，播音员正用法语干巴巴地说：“现在请大家静听几条个人信息。”
稍停，播音员开始读一封信，其中引用了一句法国19 世纪著名诗人魏尔兰的诗：“秋日的琴音抒发出阵阵呜咽。”这句诗对绝大多数听众来说是毫无意义的，但对几十万法国抵抗组织成员来说，却是他们长久等待的一个暗号。从这句诗中他们知道，盟军将在两周内进攻欧洲大陆。除这句外，还有预告进攻将在两天内发动的另一句：“绵绵柔情揉碎了我那个心。”当抵抗组织收听到第二句时，他们将倾巢出动，炸桥梁、埋地雷、破道路、割电线，配合盟军进攻。
然而，知道这两句诗真正含意的并非只有抵抗组织。那些打入抵抗组织的德国特务，也早已对其了如指掌，他们的总头子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几个月前就指示西线间谍机关进行严密监听。
这天晚上，部署在加来海峡地区第15 集团军司令部里的监听站正紧张地忙碌着，它的负责人梅那中校疲惫地坐在办公室里，两眼发呆。突然，一名监听员冲了进来，告诉他第一句诗已经播出。他激动地跳了起来，立即向第15 集团军参谋长报告，同时用电传打字机把广播电文发往国防军统帅部。接着，他又用电话向龙德施泰特和隆美尔的司令部作了汇报。与此同时，把巴黎负责监听的莱尔上校也向统帅部报告了这——消息。
在德军统帅部，电报交到约德尔手里，但他把它放在桌子上，并没向西线部队发出战争警报，只是叫参谋第二天传达给那里的情报机构。他想龙德施泰特肯定已经发出了警报。龙德施泰特则认为这是隆美尔的事，况且他并不认为盟军的进攻已“迫在眉睫”，两天前他就是这么向希特勒报告的。象这类情况他几乎每天都能收到，总说“狼来了”，但总没见来。而隆美尔和龙德施泰特一样，认为盟军不会马上进攻。他昨天还查看了月相和潮汐表，结论是：6 月20 日以后才有适于进攻的潮汐。他决定利用这个空闲马上回趟德国，一来给老婆过生日，二来去向希特勒请调更多的兵力。因此，他根本没把那份电文当回事，更没有向部队下达战备命令。在他看来，那句诗不过是盟军搞的无数骗局中的一个，完全是为了迷惑对手。
但德军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么糊涂，这么大意。防守诺曼底地区的马尔斯将军也许是少数几个、甚至是唯一真正意识到危险即将降临的人。这天，他站在科唐但半岛的一块山岩上，用忧郁的目光凝视海面。两夭前，他视察了防守卡尔瓦多斯的第716 师和352 师。那里的情况令他担忧，每个师的防御地段长达30 英里。此时，他望着冥冥的海水，自言自语道：“假若我了解英国人，下星期天他们将是最后一天去教堂祈祷，然后星期一（6 月5 日）就开船。B 集团军群说敌人还不会来，即便出动了，也是冲着加来去的。但我认定我们要在星期一迎接他们，就在此地。”
6 月2 日，星期五，D 日前四天。
早晨，丘吉尔准备乘火车去朴次茅斯之前，国王差人送来一封信：
亲爱的温斯顿：
我再次向你呼吁，在进攻开始日不要乘船出海。
请你考虑一下我个人的情况吧。我比你年轻，我是一个水兵，而且作为国王我又是三年统帅。我最高兴的事莫过于航海了，然而我却同意留在家中。那么，我本人想做而不能做的事，你却做了，这公道吗？你昨天下午提到国王最好象以往的时候那样，亲自率领军队去冲锋陷阵。但如果国王不能这样做，我认为他的首相也不应当代他去做。
其次，你还应考虑你自己所处的地位。。
你最忠诚的朋友乔治国王
丘吉尔看罢，心中不悦：看来没戏了。但他没有马上答复，而是继续赶他的路。
布莱德利和巴顿回到布里斯托尔，并在机场上告别。巴顿显得很激动，他拉着布莱德利的手说：“祝你走运。希望我们能早日重逢。”
艾森豪威尔与蒙哥马利共进晚餐，然后在索思威克大厦举行这一天的气象分析会。斯塔格上校报告说，目前在西北方向的冰岛上空有一个讨厌的低气压，如果这个低气压南下，两三天后英吉利海峡上空将阴云密布，狂风大作。
“那么6、7 日的情况如何？”艾森豪威尔追问。
“风力还可以，但云层仍会很厚。”斯塔格答道。
尽管有这不祥之兆，艾森豪威尔仍命令部分舰船于第二天按计划驶往怀特岛以南的会合区。
隆美尔这一天和亲德的法国贵族舒瓦兹侯爵打了一整天的猎。
6 月3 日，星期六。D 日前三天。
凌晨，丘吉尔给国王写了封回信。在信中，他不客气地指出，作为首相兼国防大臣，“我必须以十分恳切的心情请求陛下，不要确立任何限制我行动自由的原则，以免使我不能在我断定有必要时到各个战场去了解情况。”但他又说：“陛下这次对我个人的安全如此深切地关怀，使我不胜荣幸，因此我决定遵从陛下的愿望，更确切他说是命令。”下午，他又跑到朴次茅斯，观看部队上船的激动人心的场面，并顺便看望了艾森豪威尔，扔下一句“我明天带戴高乐来见你。”
布莱德利将军一大早便乘车前往普利茅斯，美军的西部特混舰队将从这里启航。他登上柯克海军少将的旗舰“奥古斯塔”号巡洋舰，等待出发的命令，但他听说天气情况极为不利，进攻有可能推迟。
晚上的气象会议开得艾森豪威尔心情不佳。斯塔格证实了他前一天的预报：冰岛上空的低气压正在南下，从4 日晚些时候开始海峡上空将风云突变。摩根将军半开玩笑他说：“你要预报错了，我们非在那根路灯柱子上把你吊死不可。”
艾森豪威尔紧锁眉头，看着外面依然晴朗的夜空。也许情况没有那么糟，或虽糟但不致严重影响登陆呢？他仍心存一线希望，决定各部队仍按原计划行动，是否推迟进攻，次日早上再说。
隆美尔这天上午签署了一份军情报告，该报告称：“鉴于过去的经验，6月1 日以来敌方无线电不断为法国地下组织播发密码暗语一事，不能解释为进攻已迫在眉捷。”下午，他带着这份报告前往巴黎向龙德施泰特请假回国，顺便为露西买了双手工精制的灰色羊皮鞋。
6 月4 日，星期日。D 日前两天。
早上4 点，艾森豪威尔在晨曦中走出他的野外工作室，驱车前往索思威克大厦。一进会议室，他便焦急地问斯塔格上校：“天气怎么样？”
斯塔格表情严肃地回答：“不怎么样。云低、风大、浪高。空中支援有困难，海军炮火也将失效。这对登陆是极其危险的。”
艾森豪威尔环顾左右，让各位表态。蒙哥马利主张不管三七二十一，按原计划立即行动；拉姆齐的态度模棱两可；特德和利一马洛里主张推迟。这时，会议室里的气氛紧张得简直可以摸到。艾森豪威尔猛吸了一口烟，然后镇定他说道：“我们的行动只有在取得空中优势的情况下才能成功。由于空军因天气恶劣而不能出动，因此我决定，进攻推迟一天，立即召回已出海的舰队！”
回到营地，艾森豪威尔心绪不宁地在活动房外的小路上踯躅徘徊。他时而两手插兜，时而摆弄从北非带来的象征吉祥的银币。末了，他走进活动房，躺在床上读起当天的报纸和新出版的两部小说，好让心情平静下来。
下午，丘吉尔带着刚从阿尔及尔赶来的戴高乐来拜访艾森豪威尔。一年多来，戴高乐作为法国抵抗运动的一面旗帜在国内的影响越来越大，但他与美英盟国的关系却越来越糟。罗斯福认为这个人太狂妄，不愿与他打交道，因此时他所成立的带有流亡政府性质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迟迟不予承认。戴高乐对此非常愤怒，他寸步不让，甚至以不合作相威胁，逼美英承认他在法国独一无二的地位。这次丘吉尔邀他来访，目的在于利用他的影响，在进攻发起日向法国人民发表广播讲话，号召他们起来支援“霸王”战役，这对盟军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在处理与戴高乐的关系问题上，艾森豪威尔一直是位热心的中间人。作为盟军统帅，他考虑更多的不是政治问题，而是军事问题。因此不管愿意不愿意，他都要与这个难对付的人打交道，以取得他必要的合作。他热情友好地接待了戴高乐，并耐心向他介绍了“霸王”行动计划。当谈到由于天气恶劣很可能使战役进一步推迟时，他间戴高乐有何意见。
“他只向你说一句，”戴高乐说，“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决不推迟。我认为天气的危险并不比推迟几个星期的危险更大，一再推迟就会涣散军心，也有泄露机密的危险。”
艾森豪威尔说：“非常感谢。你坚定了我的决心。”随后交给戴高乐一份打字文件，“这是我准备向西欧人民发表的讲话稿，特别是对法国人民。”
戴高乐开始浏览讲话稿，边看边皱眉头，特别是当他看到“当法兰西从其压迫者手中获得解放之际，你们将自由选择自己的代表，并选择你们愿意在其领导下生活的政府”一句时，他的眉头皱得更紧了。显然，这篇讲话稿在讲到其他国家时，并未涉及它门的政治；而说到法国时，调子却变了，让法国人执行盟军最高统帅部而不是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命令，好象他本人及其委员会根本不存在似的。他当即向艾森豪威尔表示对这个讲话不满意，他本人更不想按照盟军为他起草的稿子讲话。他要另起炉灶，自己定调。
当晚，最高统帅部的高级军官再次聚集到索思威克大厦举行会议。将军们靠在安乐倚上，一边喝咖啡一边交谈。外面风疾云浓，把盟军攻占罗马的消息传进了会议室。这是一个吉祥的顶兆。
9 点半，斯塔格上校快步走进来，兴奋地宣布：“先生们，天气形势出现了迅速而意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