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朋友说：“老马，你真是老了，不比从前了。”
老马说：“我从前怎么了？”
“从前你都令我恐惧。”女朋友深邃的目光盯着天花板，无比幸福地说。
政治考了16分，老马觉得遗憾，便去找电影学院的导师解释：“我的政治本来是可以及格的，曾经也及格过，这次我把政治忘了。”
导师说：“我们不会录取政治成绩不好的学生，即便你拍出再牛逼的片子，也不一定能通过审查，你回去后还需提高自己的思想素质。”老马高兴地离开电影学院，庆幸自己没有考上。
回到写剧本上。聊出梗概后，老板发话：自己回去写吧，太舒服了怕你们不出活儿，抓紧时间，挣钱要紧。
早知道腐败的日子如此短暂，当初我们就不呕心沥血地出主意、掏点子了。
我们就这样开始了剧本写作，却不知能否挣到钱，如同跟随唐僧取经的三个弟子，不知
道真经是否真的存在，只能走一步说一步。
老板没有规定我们坐班，按时交稿即可，但老马却天天去公司一趟，而且是临近中午才去，中午刚过便离开，直到那次我去公司送剧本时遇到老马，才对他来公司的目的一目了然——他是来公司吃盒饭的，而且每次都吃两份。老马对我说：“只要中午吃饱了，晚上熬点儿粥，切点儿咸菜就凑合了。”
老马的书包里除了有剧本、钢笔和香烟，还有一瓶“非常可乐”，我问他为何不买“可
口可乐”或“百事可乐”，老马振振有辞道：“中国人要喝自己的可乐。”但我未曾见到老马的瓶中装有饮料，他却视此空瓶为珍宝，从不丢弃。我亲眼所见才知，原来老马自己的可乐就是将“非常可乐”的瓶子灌满凉水，随身携带。
老马在北京的日子过得失魂落魄。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公司，经老板介绍。为了增进交流，我把手机号给了老马，却不见老马留他的电话，只得索要，老马说：“等我给你打电话吧，我没有手机。”
我见老马腰间别着一个呼机，就说：“呼机也行。”
老马摘下呼机说：“早停了，现在当表用。”当日后我与老马日渐熟悉时，老马告诉我他的窘境——房租、抽烟、坐公共汽车、给女朋友买卫生巾等开销已让他招架不住，所以，至今没有一块手表，只得找出四年前买的呼机，给自己个时间观念，他对当初没10块钱把它卖掉暗自庆幸。
我说：“呼机电池也是一笔不小的花费呀。”
老马说：“早就考虑到了，我用的是充电电池。”
为了去“天意”买块25块钱的欧米茄，老马已节衣缩食多日，他说：“买块假表，居然还要25元。”显然力不从心。
正如某人所说，剧本剧本，一剧之本。而编剧却是被人踩在脚下的苦差事，不仅要绞尽脑汁地同制作方明争暗斗，还要受导演虐待，一会儿让你把活得好好的人写进阴间，一会儿又让你把马上进棺材的人写得身体倍儿棒吃嘛都香，完全不拿编剧当回事儿，无异于强奸，而修改剧本就是被强奸后提上裤子的过程，同时做好再次被奸的准备。
导演则不一样，剧组里的寄生虫，却风光无限，工作方式以逸待劳，名导演更是守株待
兔。只要有一个好剧本撑腰，再滥的导演拍出的戏也不会肾亏，好像只要会喊“开始、停”，能多对他人提意见的人都可以当导演，摄影架好机位，美工布了景，灯光打开，演员开始表演，导演则只需要冬天批件军大衣，夏天啃块西瓜，往监视器后面的椅子上一躺，悠闲自得，命令剧组人员干这干那就可以了。
据说电影学院某高层人士的子弟面临高中毕业，成绩不佳，为了能有个学上，央求他老子给安排一下，高层问儿子会表演吗，儿子说见了生人就脸红，高层说那当不成演员了，又问儿子画画怎么样，儿子说色弱，到了十字路口就不知所措，高层说那干不了摄影，又问儿子作文如何，儿子说经常搞混主谓宾，高层说那做不了编剧，没事儿，儿子，学导演，是个人就能干。
和老板说好的价钱，一集八千，可写出一集后老板除了在交稿子的时候给我点了一根烟，再没有更多表示，不禁让我心生怀疑：是不是空手套白狼？
我旁敲侧击打探投资是否到位，老板说钱的问题你不用操心，把心搁肚子里好好写剧本吧，我信以为真。
老板每天都打来电话询问我剧本写得怎么样，可突然有一天我没有接到电话，便心里打起鼓来，不会被涮吧，于是打他电话，接听者居然是王大鹏，他告诉我电话主人已被拘留，我问因为什么，王大鹏说因为此人以某著名电视台的名义诈骗某企业人民币三十万。我问这种事儿一般判几年，王大鹏说不会太长的，但也短不了，我说他是我老板，还欠着我剧本钱呢。王大鹏说他就是为了发钱给你们才再次诈骗落入法网。听后我还有点儿感动，老板真是个好人呀。幸亏我没拿到钱，否则还不被当作赃款收缴，虽然结果都是没落着钱，但钱没过兜就没了和从兜里往外掏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感受。
最后我叮嘱王大鹏，老家伙把我涮了，回头你替我踢丫两脚，轻点儿，太狠了我过意不去。王大鹏说，我已经电他了，要不然丫还不招。
我算明白了，凡是说钱不是问题的老板，在钱的方面肯定存在问题。
老板入狱后，我和老马只得各自散去。师父被擒，还取什么经。
剧本这东西只有投资商关注，而投资者的眼光各不相同，给一个人写的剧本再拿给另一个人看，后者多数不会感兴趣。一人一个想法，有人认为可拿去奥斯卡评奖的剧本，会被另一些人评论：这样的东西也能拍！所以，老板被抓走了，留给我的只是一堆融入了希望和劳动的废纸，但我由此而被点燃的金钱梦并为就此破灭，甚至被火上交了油。
写剧本让我和老马成了笔友，他也好舞文弄字，却从不有感而发，只是以此为谋生手段，有活儿才写。
老马知道我写小说，曾建议，你应该给书起个好听的名字，譬如说《菊花香》，又如《薰衣草》。我说，我没有韩国人的凄美、台湾人的浪漫，想不出那样好听的名字，我毕竟不是园丁，对花花草草的不甚了解，我只是北京待业青年中的一员，能想到的只有《乌烟瘴气
》、《躁动的我们》、《荷尔蒙一大堆》这类名字。
老马又说，那你的书里应该有个野蛮女友或者蛋白质女孩，和男主人公发生一段悱恻缠绵的爱情故事。我说，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爱情在现实中正日益稀少，多数爱情已庸俗得不能再俗。
老马还说，你可以写写现实生活嘛。我说，吃喝嫖赌、男盗女娼、尔虞我诈，生活不过如此。
老马最后说，你到底想写什么！
是呀，写什么呢，我也不知道，想起一出是一出，写哪算哪吧。记得电影大师斯基洛夫斯基说过，那些真正意义上的作品，不管是诗歌、小说、戏剧或者电影，都企图描写一种情绪或灵魂的状态。我别偏离太远了就行。
我反问老马，你倒是学中文的，干嘛不写写。老马说，你见过哪个牛逼的作家是学中文的。
以上这番话是我们俩在一家煮花生米只卖两块五的饭馆里所说，当时桌上爬着一只蟑螂，腿上粘着酱油汤招摇而过，见我们俩都没搭理它，便索性停在桌子中间，瞪着英文句号般的两个眼珠，一会儿看看老马，一会儿看眼我。可能是我们的谈话没有引发它的兴趣，它摇了摇头，钻到一张餐巾纸底下，不知道干嘛去了。过一会老马拿起这张餐巾纸擦嘴的时候发现，蟑螂居然六脚朝天，仰壳儿躺在桌子上，估计这小哥们儿是睡着了。
老马说他刚毕业的时候心比天高，每天憧憬未来如何美好，而现实让他撞到南墙，蹭了一鼻子灰，便安分守己，听天由命，还告诫我不要急于求成，心态一定要稳，一步一个脚印，这样才不会失望。我说道理我懂，可就是稳不下来，我现在正是荷尔蒙分泌旺盛的时候。
后来我和老马还因为到底喝了多少瓶啤酒发生争执，他一再说喝了9瓶，我坚持说喝了11瓶，我的依据是，5瓶以下我不会晕，现在我开始晕了，老歪的依据是5瓶以上他才晕，现在还没有晕。
不过我和老马确实都晕了，居然没有想到问问服务员我们到底喝了几瓶。
离开饭馆的时候街上已空无一人，我与老马依依惜别后各奔东西，走出老远一段，身后传来老马自编的歌声：“我是人民，为什么人民币不多……”我看见老马晃晃悠悠地拐了个弯，消失在夜色中。
从此老马再没有与我联系，真不希望他为了人民币而不是了人民。
我开始频繁穿梭于各处招聘会间。
找工作，本该大学毕业前就结束的话题，在我身上仍旧延续着。面试了几家单位，均不理想，多是人家看不上我，现在我的择业标准是，只要不卖身，有活就干，真给我逼急了的话，卖身也干。
报纸和电视上都说，只要调整好自己的就业心态，多数毕业生都能找到工作。什么叫调整好心态，少要（不要）工资多干活吗，要是这样的话，我们还就业干什么，待业又能怎样呢。
许多人问我工作找得怎么样了，我只能说不知道，因为是否被录用，完全取决于老板的一句话。
周一到周五，我去招聘会找工作，周六周日，我上网找工作，没一天歇着的时候，比上班族还忙。当别人坐在办公室里自得其乐的时候，我晃晃悠悠地出现在招聘会场；当别人享受着八小时外的欢娱时，我却陷入无名的苦闷中；当别人夜晚安然入睡的时候，我辗转反侧，吃药数数。
眼看着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我像只无头苍蝇，在各个招聘网站东撞西撞，一份份地发送简历，偶尔去校友录看看，了解昔日同窗们们的现状，却不见几条留言，只有当初的班长写下：
从清晨到黄昏，这里静悄悄，大家似乎都很忙，都在忙着挣钱吧，没事儿常来转转。
没有人留言一是有些同学确实为了挣钱抽不开身，还有就是像我这样挣不到钱的，更不好意思说什么。
起初，我认为一份简历就是一线希望，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依旧待业的现状开始让我绝望了。
我上了校友录大发感慨，将对生活的长篇大论贴在班级留言内，不多几日看到回复：
不要悲伤，咱们社会主义的大旗正迎风飘扬，你要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用三个代表的指导思想严格要求自己，再接再励，与时俱进，争取早日再就业！
十六大即将召开，全国上下形势一片大好，我们的前景无限光明！
回复者是曾经教授我“社会主义建设”的老师。
这便是校友录存在的价值，给大伙提供了一个贴大字报的地方。
贴完大字报，我开始写小说。
我承认，写小说是懒人干的活儿。我就是十足的懒人，懒得思考，懒得劳动，经常是站没站相，坐没坐相，逮哪儿躺哪儿，有时候我都懒得睡觉。我发现，只看书不写作的人，是更懒的人，幸好，我偶尔还舞一点儿文弄一点儿墨。
上小学时老师曾告诉我，人的头脑中有两个小人，一个代表勤奋，一个代表懒惰，他们势均力敌，针锋相对，我们偏向哪边，哪边就会取胜，我们要支持勤奋的小人，把懒惰小人打得落花流水。当时这句话被我牢记在心，每次写作业困了的时候，脑子里就想着“打丫挺的，打丫挺的”，上下眼皮打会儿架后，突然就倍儿精神，估摸着是勤奋小人战胜了对手。此招数屡试不爽。
可现在这招不灵了，无论我再怎么想着“打丫挺的，打丫挺的”，结果总是勤奋小人挨揍。看来这几年勤奋小人发育不良，懒惰小人却长得人高马大，怎么都赢不了他了，妈的。
我的惰性是在大学养成的，那里是一个极易让人不知何谓勤奋的地方。为了考上大学，高中生们夙兴夜寐、通宵达旦，而考上大学后，随着年级的增长睡眠也越来越多。刚上大一因为没有摆脱高中七点半早自习带来的根深蒂固的影响，许多学生不到六点就从床上跃起（他们要洗漱、大小便、喝350毫升牛奶、吃一个煎鸡蛋和两片面包，还要坐时间不等的公共汽车并在上面背单词，个别人还要早去学校抄作业或做扫除），起来后无所事事，一些人会拿着饭盒去食堂吃早点，但这个习惯也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所以，在食堂吃早点的，除
了刚入校的新生，便是刚扫完马路的环卫工。上了大二，能赶在早上八点前坐在教室里就算不错了。到了大三，下午的课有人上就得归结于老师授课生动或期末考试临近。大四的时候，有人知道起床就是奇迹了。
大学还是一个让人逐渐明白些道理，但更让人糊涂的地方。有人费尽十八牛四虎之力考进来，上几天课就烦了，干脆退学，退学后接着考，考进来又烦了，于是转系，转来转去，上到快毕业了，对专业仍然不感兴趣，最后还是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