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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启都——
每次回忆我乐岭，不知为什么首先闪烁于眼前的总是吴启都吴老师那张山羊脸。因为他是我母校K大的人？因为他的恋爱故事不同凡响已在我的记忆中扎下了根？还是他的美好姻缘最终却落得个家破人亡的结局在我心中造成难以磨灭的冲击？我说不清。而每当想到吴启都我眼前又同时出现他的妻子齐韵琴和儿子小建国站在警戒线外向犯人队凝望的情景。这种联想应该说是必然的，就像我每次想到竹川眼前总会出现他的儿子小竹涛那般。屈指一数，我与吴启都自一九六○年春在清水塘农场分别已整整六年了，我不知道这六年中间他转了几次场，都到了何处。只知道他是在这次政治犯大迁徙行动中从京郊团河农场转到了我乐岭，比我早来半个月。我一直这么想，如果当局确实担心政治犯在京津周边会给国家带来危险，而对吴启都的担心却完全是多余的，“危险分子”中间不应该包括吴启都，因为即使他有心给国家来点什么“危险”，恐怕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不是说他的身体瘦削，而是说他的魂魄已离身而去，成了一具空壳。清水塘的难友送了他个外号叫“植物”，很是贴切。六年多过去，植物仍然还是植物，只是日见枯萎。见面我端详了半天才认出他来，我呼了声吴老师，他看着我，眼光空洞，好半天才对我点点头，问句你是周老师？我说我是周文祥，也是K大的，不是老师是学生。我这么介绍自己是为了帮助他进行回忆。他点点头，似乎对上了号。我们就说起了话。从对话的过程，我惊奇地发现，吴启都的魂魄并没有完全出窍，而是在他的躯体中进进出出，进去时他说话尚为正常，离去时离奇的话语就犹同痴人说梦，这情状让人惊骇，又让人匪夷所思：
周文祥你从哪里来的？
双山农场。
那里好不好？
挺好的。吴老师你从哪里来？
团河农场。
具体位置在哪里？
北京南郊，你知道有个叫南苑的地方吗？
不知道。
在清代南苑是皇家的狩猎场，地盘广大，里面饲养着许多麋鹿、山羊、兔子之类。每年春秋二季皇室成员和皇家的武士便在那里举行围猎盛典，一试箭法。皇家狩猎，兴师动众，一干人马，乘兴而来，跃跃欲试；倦猎之后，不但要吃喝拉撒，还要“小憩”片刻，甚至“驻跸”三天。因此在南苑的南面，又专门辟了一个“团河行宫”。除了设有“御厨”、“御寝”、“御厕”之类供皇上方便之外，宫前还有荷花鱼池，四周遍植苍松翠柏，环境幽雅，气势恢宏。
俱往矣，早年间的光景已不复存在。
谁说已不复存在？风景依然，我看得见的。
吴老师能看得见百年之前的景象？
嗯，别人看不见，我看得见的。你不信？
难以置信。我这么说时已发现他的眼又变得空洞无物了。
你应该相信的。我这人从来不说谎。在别人眼里团河是片庄稼地，可在我眼里是个游乐园。
吴老师别说了。
干吗不让我说实话？团河的确是块风水宝地呢，否则皇家会相中它？那一年队长让我走，我不走。我说要我走，我就死。死了埋在这里子孙后代都沾光。
别说了吴老师。
（后来我与也是从团河来的解若愚说起吴启都，解说吴说的让他走他不走的话属实，农场当局见吴整天痴痴迷迷的曾打算让他保外就医，吴知道后一反常态地与当局对抗，坚决不从，嘴里整天吆：这里好，我不去，这儿好，我哪儿都不去。保外就医的事就作罢。）
袁光——
袁光就是K大的袁书记，在K大时我并不知道他的名字，是后来他被打成右派从批判他的大字报上知道的。来我乐岭的头一天在监舍里看见他我几乎不肯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一刻我神不守舍，竟脱口叫了声“袁书记”。旁边的一个人听见哼声说书记个鸟哩，右派劳改犯，还是个顽固的。我没有理睬，袁也没有理会，他看了我一眼，无言地点点头。我看出他认出了我。世事沧桑，彼此的外貌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乍见面竟然不能认出，也真是奇迹。看见袁光，我首先便想到在K大民主墙前面，我欲采访他时的情景，我问他对琳琅满目的大字报怎么看，他微微一笑，鼓了几下掌。这无言的话语立刻博得了热烈的掌声，然而也正是这无言的话语成了将他定为右派的佐证。袁光被打成右派是轰动一时的，对此说法不一。有说袁光冤枉，朝大字报鼓鼓掌说明不了什么。也有说从袁定右派这一事实可见出张校长的大公无私。都知道袁是张多年的战友，张不念旧情挥泪斩马谡，这本身便证明了共产党人的高度原则性。我从K大被抓走时袁光还留在学校里，后来的情况就不知道了。没想到九年之后在我乐岭不期相遇，望着他潦倒的样子我内心感到非常内疚，也全怪我当年多事，我若不向他提问他就不会对着大字报鼓掌，不鼓掌也就打不成右派。事情的因果关系清楚明了，对他的遭遇我难逃咎责。刚来我乐岭的那天我一下子见到许多在各个农场时的难友，尽管同样感慨多之，却没像袁光那样的让我心灵震撼，我真的觉得对他有愧有罪……
马厩——
马厩是我乐岭犯人对监舍的称呼，令人难忘是因为它在各方面都挺特别，且许许多多事情都发生在其间。要说监舍得先说说整个牢城。前面我说过我乐岭的地貌像一颗从中间剖开的咸鸭蛋，中间蛋黄部分是牢城羁押区，用蛋黄来形容似乎显得小了点，其实很庞大，方圆有数公里。这块地面上分布着农场所辖的五个大队：劳改队、教养队、妇女队、少年队、就业队以及场部和家属区。具体位置是劳改队在中央，后面是场部和家属区，其他各队在前面，自左至右成扇面排开，之间相距一两里。除劳动时间之外，其他时间可用“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来形容。劳改队在转场完成后共有七百多名政治犯，分住在七座监舍里。七百比七，只须简单的算术便能算出每座监舍要住进上百号人。长长的监舍从外面看像马厩，进到里面再看还像马厩，当然如果再看看关进去的这些“动物”，说是马厩千对万对的。每当管教或者犯人班长吆一声回监舍，马上便有人小声应一声：入栏。我是头一回住进这么大的监舍里，其他劳改农场的监舍一般都住十几个人。开初，我对农场建造这么大的监舍很不理解，甚至怀疑是为筹办养马场而建。却不是。住惯了小监号，再住大监号会感到很不习惯，前者多少能给人以“家”的感觉，而后者就没有这种感觉，会觉得很苍凉。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只要看看对面两排长长铺位上挤在一起的同种色调的躯体，就真的觉得自己不是个人了。后来才知道当局将监舍弄得这么大是为了加强对犯人的防范与管理，也确实有成效。把守在监舍门口的警卫战士对一切都一目了然。“入栏”、“出栏”井然有序，吃饭睡觉相安无事。
佟队长——
初到我乐岭并不知道佟管教从清水塘调到这里，也没人对我说起过。头遭见是一次晚点名。
冬日天短，点名时天早黑透，值日管教说请什么什么人讲话。我没听清，准确地说压根就没听，低头乱七八糟想事，只等一声宣布“回监舍”就赶紧“入栏”困觉。一讲话随西北风灌进耳朵的声音不由使我一怔，声音陌生又熟悉，说陌生是指前几次点名都是胡队长讲话，江浙口音，这遭不是。说熟悉是说不是头一遭听这人讲话，可一时又对不上号，就凝神倾听……
你们应该知道，你们是人民的敌人，你们对人民犯下了罪，这罪就是企图把新中国拉回到吃人的旧社会，你们本应该被枪毙，一个都不例外。现在人民不仅没有枪毙你们，反而教育你们，欲把你们改造成新人。这是人民对你们的宽恕，你们要感谢人民的大恩大德。现在，我把丑话说在前面……
佟大鸭子！我在心里叫了声，随之打了个冷战，操他妈！他像跟踪追击似的追过来了。还当了官。他的叫嚷声还不住地往耳朵里灌……
你们不要抱有幻想，上级已经往我乐岭农场调集了精兵强将，将对你们进行严格管教，不给你们以可乘之机。从今往后，有抗拒改造的，藏奸耍滑的，居心不良的，谣言惑众的，惹是生非的，一概严惩不贷！
这晚我久久不得入睡，听着满监舍惊涛骇浪般的鼾声，眼前晃动着佟大鸭子奸污齐韵琴的画面，画面清晰异常，挥之不去。后来我睁开了眼，向吴启都的领地望去，只见他睡得很沉稳，瘦猫样身躯起起伏伏。我猜不出此刻他的灵魂是在体内还是体外……
解若愚——
在我乐岭见到的昔日难友中间，解若愚是较为特殊的一个。一是分别数年，他的外貌没有明显变化，如果一定要找到某些变化的话，那就是他比先前胖了些，面色也不错。打眼一端详，会使人觉得他过了几年很滋润的日子。再就是还像从前那样对什么事都满不在乎。比方难友聚首，在人前大多装着不认识，有话背地里说。可解若愚不装样，见了面就问长问短，亲热得很。一言以蔽之，“改造”这把快刀尚未将解若愚砍削成形，这也算是一个奇迹。当天解若愚便以一个先到者的身份向我介绍情况，他说这次转过来的犯人中，当年清水塘的难友有五十多名，分散在七个小队里。我俩所在的第五小队有八名，他对我列数了一通：有俞峰华、高丽金、张克楠、张撰、吴启都、李戍孟。有的我已经见过了，只是没见过张撰和高丽金，他说张撰临时抽调到场部演出队搞舞美，高丽金临时抽调到砖瓦场干活。又说到个人这些年的情况，我说我在兴湖大场和双山农场呆的时间较长，那里的许多难友这次也一块过来了。他说他比我晚一年多离开清水塘，这之后又转了两次场，清河三年，团河两年。他说比较而言清水塘是难忘的。我问为什么。他说一是那里的地理位置好，气候适宜，二是那里的管理相对宽松。他停停又说，特别是我们对“内矛”的那场斗争是很解气的。他问你还记得高冲“审”高干那场面吗？我说记得。他说想起那一幕就令人激动。我说比较而言我还是觉得我乐岭比清水塘要好一些。他问你刚来怎能得出这种结论？我说你知道的，在清水塘当局挑动刑事犯压迫我们政治犯，弄得我们很狼狈。这里现在差不多是清一色的政治犯，就不一样了。他点点头，忽然想起什么问：你见过张克楠了吗？我说见过，点点头而已。他说你还记得清水塘的黄管教抄袭泰戈尔那回事？我说记得，怎么？他说就是张克楠替黄管教捉的刀。我吃了一惊，问你怎么知道的呢？他说张克楠刚来那天清理物品，我看见书堆里有一本《泰戈尔诗选》。我问是真的吗？他说这还有假，我亲眼看见的，不信哪天我从他那里借出来给你看。我说我不是不相信，是觉得张克楠干这种事让人难以置信。最后解若愚说了一句话让我振聋发聩：记住我的话，哪里都不会风平浪静的，不是有句名言叫树欲静而风不止吗？
傻朱——
傻朱是负责我们五小队三个管教中的一个，本名叫朱克俭，可没人叫他的本名，我们犯人当面喊他队长，背地里喊他傻朱（猪），而管教人员喊他大朱，朱与猪音同，因此难说叫的不是大猪。不管是与不是，大猪与朱克俭联系在一起，实在很相称。说“大”是他的身体很魁梧，足有一米九的个头，骨架上坠了少说有一百二十公斤的肉。用“铁塔”形容站在你面前的他一点儿也不为过。说“猪”是他的头脑很简单，动作也迟缓。他负责带班值夜班，两只眼死死地盯着厕所，总怕人夜里借上厕所的机会逃跑。其实在农场已经当了多年犯人的“老右”们谁也不想跑了，如果要跑，傻朱就是把他的眼珠子摘下来挂在厕所门口也看不住。傻朱是不久前从团河农场调来，从团河来的萧恒传播了傻朱一段“佳话”：他老家给他介绍了个对象，姑娘大老远的从河南跑来，想看看北京的天安门。而他却想趁机考验一下姑娘是否艰苦朴素。一大早从食堂买了一挎包馒头背上，就领着姑娘上了路。从大兴县到城里每隔十几分钟就有一趟公共汽车，他愣是不坐，领着姑娘走了整整一上午才到。站在天安门广场一边啃馒头一边看光景。下午还是步行回来。大热天逛北京连根冰棍都没给姑娘买。这考验把姑娘考验怕了，刚谈对象就这么抠门儿，成亲后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遂提出拉倒。他确是傻得可以，不仅不想想对错，却说：这样的姑娘，不会过日子，吹了的好，吹了的好。估计萧恒不会凭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