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九五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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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九五七- 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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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儿。除了用农药,还兼以传统的捉与咬。什么叫咬牙切齿,这情景就是。李德志正是在这洗澡前灭虱的时候来到监舍的。他看了我们的灭虱办法眼里露出不屑,头不住地摇,撂下铺盖卷就冲我说这样不行。我问什么不行。他说这样灭虱不行,再仔细也要留下活的。我说什么办法都用上了,不可能彻底消灭。李德志说世界上没有不可能的事。我问他有什么好办法。这时许多人都听见了我俩的对话,都瞄向我们。李德志从自己的铺盖捆中抽出一个打磨得光光滑滑的木棒,又伸手要过我的衣裳,然后眼光在屋中寻觅,见屋角处有一块方方正正的石头,便走过去将衣裳放上,用木棒捶打,就像农村妇女在河边捶洗衣裳那般。经他这么一做,大家一下子明白了其中的道理。一齐拥上前依法实施,新法灭虱就进行得轰轰烈烈。这种最简单的办法大概只有最聪明的人才想得出。李德志刚来就送给大家一个见面礼。

后来就去洗澡,农场惟一的澡塘在四大队,有三里多远。路两边的玉米长至半腰深,麦子开始变黄了,再过几天就要开镰收麦了。眼下是农活较少的时候,所以安排了放假洗澡。“骑驴拄棍,舒服一阵儿是一阵儿”。我们不想即将到来的会蜕去一层皮的割麦,只想眼前这难得的轻松。一路上兴致很高,说说闹闹,还有人哼起了家乡小调儿。带队的郝管教和几个警卫也未干涉。我的眼光是一直盯着李德志的,他在队伍的前面,我趁人不注意溜到他的身旁,我悄声问他怎么忽然被判了刑。他歪头看了我一眼说你何不问问自己在K大读书读得好好的怎么忽然被判了刑?我噎住了。我本来想问过这个后再询问冯俐的情况,让他呛了一下,就把要出口的话咽进肚里。也许洗完澡后他的心情会好起来,等回来的路上再问吧,要不就等到晚上。我想。这时队伍里有人在哼唱京剧《空城计》,是诸葛孔明的唱段。李德志歪头问我:唱戏的是什么人?我告诉他该人姓林名永乾,是个敌矛。他说这人活不过十月。我顿时一惊,说你咋这么口毒。他说铁定的事。从他的名字就看出他的阳寿已不多了,永乾就是永干,林子干了不死才怪呢。我知道李德志一向是神经兮兮的,在K大宿舍时就向我吹嘘过用数学公式推测事物,他自己的倒霉事实已证明他的推测是不灵的,否则就该咬紧牙关躲过这场灾祸才是。现在由劳教分子变成劳改分子,还仍然积习不改,可谓是顽冥不化了。林永乾唱毕又有人唱起了山东吕剧《李二嫂改嫁》。李德志说这是你的家乡戏。我说是。他说你怎么不帮帮腔?我说没那个心情。他问到农场以后下没下过棋?我说累死累活的哪还有心思下棋。他说脑子不用会萎缩的。我问你还是自己和自己下棋吗?他说下。他说咱俩现在下一盘咋样?我说现在怎么下?他说自然是下盲棋。我说这么不行,我记不了几步棋。他说这更需要锻炼了。我想反正都是无聊,不妨叫花子操腚自得其乐吧。说下就下。就这么我俩边走边用嘴跳马走车的下起了棋。我自知不是他的对手,也没赢棋的想法,思想上很轻松。排除杂念,眼前只有棋局的幻象。大约走了十几步棋,脑子里的棋局乱了。自动告输。李德志说再下一盘,我说脑子挺累不下了。李德志说可见你太缺少锻炼了,要这样下去有朝一日从农场出去也成白痴了。我没吱声。他又说上帝安在人身上的东西都是有用的,不用就废了。像胯裆里吊着的那个玩意儿——不信洗澡的时候你观察一下,恐怕个顶个都是硬不起来的。李德志这句话使我感到很别扭,心想就是成了劳改犯也不能失去知识分子的体统啊。尽管心里这么排斥,可洗澡的时候我还是忍不住往人们胯下看了看,果如李德志所言都是软绵绵的,一无生机。男人们都知道那玩意儿在受热之后会朝气蓬勃起来,却没有,僵死了一般。我想恐怕不完全像李德志所说是用与不用的问题。更多的是意识,须知没有燃料的机器是发动不起来的,人身上的“机器”也同样。一切都没有指望,包括妻子和恋人近在咫尺的吴启都和我,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6月24日:李德志告诉我,他不知道冯俐的情况。

6月25日:去向郝管教请示去帽儿山农场规劝冯俐的问题。郝管教的答复是这事须请示场部,即使场部领导同意也须与帽儿山农场协调,事情很复杂。郝管教答应将我的要求转达场领导,并肯定了我这是积极靠拢政府的行动。

——郝管教的回答是我意料之中的。尽管他说要将我的要求汇报场领导,但我却不抱太大希望。

6月29日:听说竹川从医疗室逃跑了。这是罪上加罪,何苦呢?引以为戒啊!

——消息首先是到场部出公差的林永乾回来说的。有人不相信,说一个快死的人跑个啥劲呢?死在里面和死在外面又有什么两样?我相信消息是真实无讹的,事实上竹川已经把他想逃走的意愿暗示给了我。他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死前能见家人一面是他惟一的愿望。凭这一点死在里面和死在外面就不一样。我只是担心病入膏肓的竹川能否成功,从这里到他的家乡千里迢迢,就是一个健康人也要经受一番辛苦劳顿。何况已极度虚弱的他。正式消息是晚点名时于队长在队前宣布的。这类坏消息场部一般是不轻易宣布的。能瞒就瞒,瞒不过去就借宣布之机进行一番恫吓,于队长将“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之类的套话说完后,开始即兴发挥,说在这里我可以直言不讳地告诉你们,想跑的都可以试乎试乎,不拦,我要看看你们长了多少条腿。不信你跑得出清水塘能跑得出中国?监狱最后一道围墙在边界上,边防军的枪子不是吃素的,何况你们根本到不了边界。就说刚跑了的那个逃犯,恐怕是连清水塘农场也跑不出去的了,我对保卫科的人说了,用不着去追,等割倒了麦子在麦垄里找他的尸首……平日对队长管教们的训斥我们已习以为常了,什么难听的话都不在乎,有点刀枪不入的意思,可听了于队长最后这句话我感到毛骨悚然,我眼前真的浮现出于队长描绘的那种情况:热烘烘的麦茬地上躺着竹川干枯的躯体,像一具木乃伊……

7月6日:今天头一天割麦。

——这天本来有许多事情可记,但收工后太疲劳了,仅写了一行就丢下了笔,呼呼睡去。晚点名是高干将我吼起来的。回想起来,劳累是一,另外精神上也很懊丧。这事得从头天晚上说起,晚点名聆听了于队长关于麦收的动员之后,回到监舍大家一齐做第二天的劳动准备,准备包括思想方面的(讨论于队长动员报告做表态发言)和实际方面的,如磨镰刀和穿衣问题,共识是穿囚衣太热,出汗多,赤膊麦芒扎。最合适是穿一件背心,就都准备了背心。早晨起来把背心贴身穿了,又穿上囚衣,到了地头,都拉开了晃开膀子大干一场的架势,一齐脱了囚衣扔在地头上。这时候出现了这样一种景象:“敌矛”们几乎都穿了印有原单位名称的背心,“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首都师院”、“北京戏剧学院”、“北京钢铁学院”、“北京医学院”、“天津大学”、“河北师院”……一瞬间完全可以使人产生这样一种错觉,不是一伙犯人被监管劳动,而是北京高等院校师生下来进行助农劳动。这突如其来的景象使在场的管教们怔了一下,接着便脸色大变。脾气暴躁的佟管教首先吼叫起来:你们这是有预谋是不是?!你们究竟想干什么?!这时候大部分“预谋者”被佟管教吼愣了,你看我我看你,终于晓悟出佟管教所说的“预谋”是指什么了,便不约而同地低下头看看自己穿在身上的印字背心。我穿的是印有K大学字样的背心,是大一时班级集体从校总务处买的。以后每年都买一两件。有大学生活经历的人都晓得,穿这种背心在师生中极普遍,就像佩戴校徽差不多。说时尚也好,说炫耀也好,反正是不能一概而论的。我们被逐出校门来到劳改农场,虽然身份变了,可这些旧物舍不得扔掉,何况当时购买时都是交了钱和布票的。农场对犯人有着装规定,但并没有明文禁止穿这些旧衣,休息的时候在监舍以及监舍外面的狭小区域里我们穿,管教见了并不干涉。这次引得管教们反感动怒也着实是穿的人太多,太扎眼。长久的劳改生活又使我们建立起一种强迫观念,只要管教斥责,就认为自己有错。所以听了佟管教斥责后没人辩驳。奇怪的是那时候我竟然想到了古时的黄巾起义,起义者以头扎黄巾为标志。如此管教们视我们的印字背心也是一种标志,你也就无话可说。这种背心标志着什么呢?很明显,标志着知识者身份。果然佟管教接着便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的症结,他说:你们这是在向我们示威吗?想向我们显示你们有知识有文化吗?我们一声不吭地听着。他又说:别枉费心机了,资产阶级的文化知识是臭狗屎,无产阶级把它当肥料用。这时已走过来多时的于队长插话说:穿衣戴帽各有所好。他咳嗽了一声,大概嗓子眼有痰,又清了清嗓子。谁都能听得出于队长冷丁冒出的话明显站在犯人立场上,我们惊讶了,更为惊讶的是佟管教,他的脸像被人掴了一巴掌那么青紫。我当时心想,于队长今个咋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但是且慢,于队长清完了嗓子接着又说:这句从旧中国来的话已不适用于新社会了,更不适用于我们农场。穿衣戴帽哪能随随便便?谁都一样,比方我必须穿警服,你们必须穿囚服。在这里我要说:佟管教的政治嗅觉是非常灵敏的,否则要产生极其不良的政治影响。于队长说这个我们一点儿也不惊讶了。他不这么说就不对头了。于队长又发感慨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啊,国际上是这样国内也同样啊!这时佟管教的神色已恢复过来,他请示于队长可以不可以开始割麦,于队长说开始吧。前面说过的强迫观念这时再次显现出来,“敌矛”们一齐脱下了印字背心,我也脱了,队长管教没再指出这般有没有政治问题,许多“内矛”也脱光了膀子。看样在热和挨麦芒扎这两种情况下,大家的选择是一致的。

这天我近距离地看到了吴启都的妻子齐韵琴,所谓近距离是相对以往而言,以往是远远只能看到一个女人的轮廓,现在几乎是面对面了。吴一家的情况是应该加以补充的,自从管教剥夺了吴妻探视的权利,吴妻隔几天就带着儿子到我们干活的地方来相见,古戏《楼台会》变成了《地头会》。过程几乎是相同的,太阳升高的时候一大一小两个黑点从南面的帽儿山下移动过来,在警戒线以外停止,就显出一大一小两个人形来。吴妻也不贸然向前,儿子将带来的东西匆匆送给爸爸,然后转身跑回母亲身边。在经过一个漫长的注视过程后——大约中午时分,母子俩就离开了。这时我们也收工了。开初管教和警卫都企图阻止这种影响极坏(管教语)的会见,加以驱赶,而他们采取潮水战术,赶时就往后退退,一走开就又扑过来,十分执拗。没有办法,后来就不再管了。作为惩罚,正常的探视就一直不安排。可以说吴一家这种独特的聚合在整个农场是罕见的。由此,我又想到十九世纪俄罗斯的十二月党人的流放生活。许多人的漫漫征途由妻子相伴随,画面是凄婉而优雅的,透着高傲与温情。相比之下,我们这里的犯人就孤苦伶仃了。虽然国家有探视的规定,实际上来的家属都很有限,有的犯人一年也见不到家人一次。许多人的妻子提出了离婚,“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到来各自飞”这句中国成语本来就让人匪夷所思,却一次又一次被验证。只我们班这个小范围就有好几个人判刑后老婆提出了离婚,李戍孟便是其中之一。相比之下,吴启都的妻子真是令人敬佩。我说那天近距离看到了齐韵琴,是管教让我去地边的一座小树林取他挂在那里的军用水壶,齐韵琴和她儿子就站在不远的地方,第一眼看见她我怔了一下,她的长相使我一下子想起我的一位小学老师。十二岁以前我随祖母在原籍农村生活,小学上到五年级。那位女老师姓孙,天津人,会唱歌会画画,对学生非常和蔼。我们都很崇拜她,把她当师长又当知心朋友,听她的话,有心里话也肯对她说。在我进城的前一年,她回天津了。我看见齐韵琴差一点喊出一声“孙老师”来。不会是孙老师,这一点只须稍一冷静便会明确。她是吴启都老师的妻子,她是我女朋友冯俐的难友,她是我此时此刻最希望能与之攀谈的一个人。只需再向她迈过去几步,我就可以向她询问冯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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