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掉的天才哲学家弗思德里希·尼采在一百多年前对美国人刻板、紧张、乏味生活的抨击——可以想见，虽然科技呈几何级极飞速发展，日新月异，人类的智能生活竟长达百余年没有任何称得值道的本质进步。“我看见，我们这一代最优秀的头脑为疯狂所毁坏，饥渴困顿、浑身赤裸、歇斯底里！”由此，艾伦·金斯堡才在二十世纪中后期以“垮掉的一代”名义发出如此哀痛狂野之声。
在浮躁、喧嚣的时代，在处处皆是“宏大叙事”充斥语境之中，既无“兼济天下”的进取心，又乏“独善其身”的保己术，只能模仿袁枚大才子的楹联来进行自我安慰：“不作公府，非无福命都缘懒；难成仙佛，为读诗书又恋花。”因此，读书、鉴史、写作确实让人往往从中得到某种莫名的愉悦。
萨特曾不无嘲讽地讲过，“世界上只有四件事情是‘高尚’的，第一是爱情，因为这是一种无用的激情；其次是旅行，因为旅行者蜻蜓点水地从一个社会走入另一个社会，最完美地体现着寄生现象；第三就是文学艺术，恰恰因为这是一种纯粹的精神消费品；有时战争也算，因为战争无限地消耗人和财富。”真正的大知识分子如此解构，生出醍醐灌顶的苦涩之余，顿感“人生忧患识字始”，但面壁十年又非福，心中水火，真不知如何从根本消融得。至此，再悟“生之大患，在吾有身。及吾无身，夫复何患！”一拍脑袋，不知不觉又陷入虚而又玄的哲学深井。翻来覆去，我终于明白，作为没有任何逻辑必然性的偶然性的个人，太深入自己的内心绝非一件好事。因此，我才会怀着一种飞蛾扑火的恶意把自己掉入故纸堆中，在浩瀚无尽的史海中畅游，以此无聊之事，遣此有涯之生。
人生蹭蹬之余，当然出世、读史、写作都可称是诸件快事。殊不知，写作有时也有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和麻烦。数年之前，我一篇名为《赫尔辛基的逃亡》的小说在北京一家大刊物登出，而且由当时印数三十多万份的《中篇小说选刊》转载，一时间读者反应热烈，好评如潮，笔者也有洋洋自得之感。未曾想，总会有人伺伏暗中，对号入座，这篇当时影响甚大的小说竟于不经意间得罪了当时地方一位上升势头正猛的行业内“官人”，他一句“此人绝不可重用”的叮嘱，果真“掷地有声”，让我数年间都可领略到波谲云诡的时世里青年人是多么容易在有意的“关照”中沉沦其间。近年以来，此位“官人”运势急退，已经逐渐淡出行业，我有形无形中感到的压力也日趋减轻。虽如此，间或一年半载，我还会听说此位已经半退隐的、在香港作“富家翁”的官人在酒席宴间仍旧会以我为谈资，大讲当初他如何义薄云天“救我”的奇异经历，确实也让我打过不少次“喷嚏”。恰如白头老妇于一帮盛华佳丽面前炫耀其寡居旧贞，只能在往昔荣光回忆中咀嚼快意，而失落之态，尽曝于洋洋之中，悲夫！虽然politician的翻云覆雨之术诚能博人一晒，但细细回首思之，即使孔圣人之“臧氏之子”，往往实收令狐绹于李义山之效！
遥想东坡先生当年，因“乌台诗变“东窗事发，老夫子被逮入狱，“州郡望风，遣更发率，围舟搜取，长幼几怖死。既去，妇女恚骂曰：“你好读书，书成何所得，而怖我辈如此！”惶怖可怜之状，虽出自笑语，犹可矜怜。回思我的“文学生涯”，也似一梦秋风之中，数载之后，凛凛犹寒。
偶读寒山拾得问对，心中顿有开悟彻然之感——寒山问拾得曰：“世间有人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贱我，我当如何处治乎？”拾得曰：“暂且忍他、避他、由他、耐他、让他，再过几年，你且看他！”
作为读过书、阅过世、吃过亏的“知识分子”一员，其实理想中的生活无外乎如下情景：“竹楼数间，负山临水，疏松修竹，诘屈委蛇，怪石落落，不拘位置，藏书万卷其中，长几软榻，一香一茗，同心良友，间日过从，坐卧笑谈，随意所适。不营衣食，不问米盐，不叙寒暄，不言朝市。丘壑涯分，于斯极矣。”描画理想言易，真正居世则难。无五柳先生数亩薄田，采菊东篱望南山的生活只是幻想；缺倪瓒大师亿万巨资，攒蝴蝶轻翼做如厕便垫更是痴人梦呓。
平素出差休假，与散落各地的昔日同窗好友相见，大多数人皆因工作酒食和忧心忡忡而累成了肥胖的中年，那些昔日眉目之间的疏秀英挺皆为庸常老成所替代。当然也有不少可称“富贵”者，叹息之余，哥们之间也纵言“仓鼠”和“厕鼠”的艰辛以及“臣妾意态间”的种种辛酸。偶读明人袁宏道信札，其苦恼于诸位腾达同窗如出一辙：“弟（指袁宏道自己）作（县）令备极丑态，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如妓，治钱谷则苍老人，谕百姓则保山婆。一日之间，百暖百寒，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令一身尝尽矣。苦哉，毒哉！”（《与丘长孺书》）有见于此，可见活得都不容易。
记得有则寓言：有人看见上帝整天用泥土捏人，又用手把捏成型的人摁碎。循环往复，无有停歇。于是，此人便问上帝：你这样做有什么意义？上帝思之良久，哭了，回答说：不做这个，我更会无聊啊。可见，连上帝都会无聊，况我等凡人乎！这，也许是常常把“关门即深山”当成诫训的蹈距之人聊以自慰的借口。无聊复蹭蹬，观史论书确也能想出些名堂来。
有一阵子，众人皆推崇西洋人以及身在西洋的国人论史，尤其是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热卖后，《剑桥中国史》系列又大行其道。为了趋时，我不免也托人从国外弄回一套原作，由于对自己水平的历史知识水准心怀惴惴，还从书店买回一套汉译本准备参读——只是译本真的佶屈聱牙，恰似香港高级金领们撰写的汉语章程，还不如研读原文来得明白。随便翻看《剑桥隋唐史》，很快就发现一处硬伤：
“618年，他（隋炀帝杨广）在浴室被宇文化及所杀。宇文化及是他父亲（杨坚）无情地取代的皇室的后裔，又是他最信赖的将领宇文述之子。”——宇文化及之父宇文述原姓破野头，役属鲜卑俟豆归部，后依从其主人改姓宇文氏，与北周皇族宇文氏根本不是同宗。而且，史书只记载“擒帝于（成象殿）西阁，送至幕下缢杀之”。不知杀于浴室之说，洋哥们是从何演义而来。知一叶而知天下秋，洋人们的错漏籍此可见大概。此外，在电视上看见我崇慕久之的大才子李敖“讲古”，此位爷也信口雌黄无遮拦，大讲唐朝徐敬业割腿上肉给关在狱中的单雄信吃。割肉于股之事确实有过，不过男主角是徐敬业的爷爷李世勣，当时李世民要杀单雄信，曾经与单雄信是吻颈之交的李世勣在狱中割肉示信与之泣别。……多闻广见如李敖，也有这般疏漏，失望之余，也生出几分窃喜：自家的史学功底确实不差，还可以给众位中外大家、专家纠错呢。
真正萌发写历史随笔的念头，源于我一位好友文华的怂恿撺掇。文华此友，虽小我几岁，然生性任达，土木形骸，颓然自放。在他“日积月累、著作等鸡”的“鼓舞”下，我牛刀小试，网上发帖，天涯网“煮酒论史”竟也博得不少喝彩之声，《隐蔽的历史》一书终于问世，并且销路不凡。矜持之余，倒真是激发了一阵子写历史随笔的热情，并达成此本新书的写就。观无尽涟漪，当思最初一粒玉石。在此，谨表达我对文华老友深深的谢意。虽长久以来皆为酒肉良朋，仍可披襟箕坐，肆言无隐。此外，吾友赵君亚明，翩翩浊世佳公子（已胖）；李君鸣钟，如履薄冰谨慎人；田颇仁兄，胸无机心仁厚长者；李辉仁兄，洋洋洒洒实学才子；刘兄志才，俨然长者阅世多；江华仁兄，清华才子尽坎坷；吴兄永和，知命练达散朗客；马兄建军，坦荡刚竣英武人（已废）……——诸君茶余酒后，教诲有加，谐揄之间，受益实深，加之皆交非势利，心犹澄水，于此物质时世，诚属难得，特表我忱忱谢意！
“一日未尽人生路，一日错信路漫长”。这是李小龙之子李国豪位于洛杉基墓地上的碑铭，而立之年过后，寻章摘句之余，乍读这两句言浅意深的文字，恍然之间又感黯然。
深圳灿烂的南方阳光，总会在每个晴朗的上午从墨绿色的巨型玻璃窗射入办公室，在我桌边的一角映出一块鲜明的光影。暂时忘却奔淌着泪水的深南大道，可以看见远处的许多摩天高楼静静地闪着光，再望远眺就是界河那边香港绿意葱葱的丘陵，起伏跌宕，绿意如滴。所有这一切，这一刻，这瞬间的景像、气味、光影，甚至我闻到南国阳光的香浓气味，都似乎是重复的，此情此景我在从前的某个时刻完全经历过，那么熟悉，那么普通，都又那么令人产生稍许的怔忡。自少年时代起我就常常产生这种幻觉一般的恍惚意念，特别是在风和日丽气候宜人的时刻这种重复生活的感觉会忽然凸现，活生生的，仿佛曾经，令人迷离。美国作家冯内古特写过一本小说叫做“Timequake”（《时震》），讲的是宇宙间奇妙的“故障”，因时空的瞬间收缩，时间一下子倒退了数十年，人们又重新生活一遍，只有极少数人保留着未被抹去的零散记忆，感觉到“重复生活”的熟悉与迷茫。当然他的小说是虚构，但他一定也会有我这般的幻象才会诱发他写出这部小说。只要仰望星空，想想宇宙之大，想想平素懒得去深究的哲学，世界和人类的荒谬就会令人脑仁发疼。我们总是轻视蚁蝼，还有朝生暮死的蜉蝣，可蚁蝼和蜉蝣是实实在在的，以我们的肉身能感觉它们实实在在的“存在”。Being，etre，存在，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因理智的干扰它们变得那么模糊不定，即使是证实了物质存在的客观意义，即使我们相信人类在更高一级的智慧生物眼中无异于蝼蚁，那么宇宙类似“时震”的交叉错位使这种瞬间的真实感又立刻消失殆尽。
我写下的这些文字，以前的文字，以及以后的无数人写下的千百亿文字不仅是抽象的，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人类终究消亡，世界终究消亡，宇宙（我们所处的）也将在五十亿年后完全被黑洞吞噬。但面对如此巨大的想来那么深刻又那么可笑的悲伤，我又忽然发现人类具有无比巨大的勇气，面对无尽的虚空，我们如此勇敢，如此无所谓，如此义无返顾地吃、喝、拉、撒、繁殖，创造历史，书写历史，如此认真，如此玩世不恭，如此坚韧不拔，这需要多么不凡的承受力和深刻的幽默感啊！
是为跋。
锦绣蓉城藏帝家，只是凋零似落花 文 / 梅毅
——前蜀末帝王衍与后蜀末帝孟昶
平素无聊，喜欢翻阅古画帖，特别是对那些工笔人物、禽鸟、阁台，尤为注意。观五代画家黄荃的作品，形神兼备，笔法纤密，构图巧妙，用意精湛，使人对这个公元十世纪生活在成都的画家兴趣顿生。仔细研读黄荃的生平，发现这位画家竟然大半生都生活于被中国文人称为“季世”的混乱黑暗的五代时期，而且作为御用画家侍奉过前蜀王衍和后蜀孟昶两个历史上有名的昏庸君王。
王衍、孟昶与南唐主李煜和宋微宗赵佶一样，虽然政治上昏庸无能，耽花湎酒，终至亡国，可他们在艺术上的造诣都可称得上是真正的大家，无论诗词歌赋画文，皆臻至逸品和神品之境。
相传，前蜀后主王衍得到唐朝画家吴道子的《钟馗捉鬼图》，上面画钟馗正用右手食指剜出小鬼眼睛准备当小吃的场景。王衍也是内行，他自忖，如果把钟馗描画成用大拇指剜出小鬼的眼睛，效果可能会更好，更显衬出钟馗的昂然气势。黄荃受命后，回家琢磨，怎么想怎么不对，皇上的旨命又不能违背。无奈之余，黄荃就重新画了一张钟馗用大拇指剜小鬼眼睛的画，然后，他把两张《钟馗捉鬼图》一并奉给王衍。王衍大为不解，忙问黄荃为什么不在吴道子原画上面修改。黄荃答道：“观吴道子所画钟馗，整幅人物的气力、眼神、筋骨皆落于右手第二指上，如果改为用大拇指着力，原先的人物姿态一下子就散掉了，整幅作品就会丧失原有的人物神采和光芒。而为臣我画的钟馗，人物力道着于大拇指，以此奉上，特供参考。”王衍琢磨一番，大为称赞，遂成一段画坛佳话。
此外，后蜀末帝孟昶，与这位黄荃大画家也有一段“艺术交流佳话”。后蜀广政七年（公元944年），南唐与后蜀结为“友邦”，送来六只江南特有的白仙鹤。喜爱丹青文辞的孟昶忙命人宣黄荃进殿，让大画家为这六只仙鹤图形写真。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