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楚，广东河源人，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过湘南起义和井冈
山的斗争。1931 年底由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先后担任红七军代理军长，红独
立二师师长，粤赣军区司令员，赣南军区参谋长、司令员。后于1935 年9
月叛变投敌，率国民党军偷袭中共赣粤边特委机关，制造“北山事件”。全
国解放前夕逃离大陆赴香港等地从事反共活动，晚年从香港返回广东老家定
居。
天如人愿，陈毅在动过手术后好得很快。几天后他就能拄着拐棍到处走。
陈毅主持召开了中央政府办事处会议，办事处副主任梁柏台参加了。各
苏区省委、省苏维埃政府负责人，因战事紧迫来不及赶到瑞金的云石山。因
此，与会者仅有原中央政府一些部门的负责人和瑞金、西江县主要负责人。
时任瑞金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的邱进桂回忆说：
“陈毅同志对我们大家说：五次‘围剿’，敌人改变了战术，用乌龟壳
战术对付我们。我们现在没有打破敌人的‘围剿’，红军主力要转移，要到
外线去打击敌人。大部队走了，但苏区还在，省、县、区的党组织还在，苏
维埃政府也还在。敌人要进攻我们的，瑞金将会由福建的敌人来占领。将来
苏区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如果野战军出动后，敌人将主要兵力对付野
战军，我们苏区的压力就小一点，这就可能存在苏区。敌人来了，我们就要
同敌人进行游击战争。陈毅同志告诉我们：我们苏区还有四个军区，还有一
万四千枝枪，有一个独立二十四师，江西省、福建省、闽赣省、赣南省都有
独立团，各县有独立营。我们完全能坚持同敌人进行斗争。陈毅同志鼓励我
们这些留在中央苏区斗争的同志，要坚信革命一定会胜利的，敌人是一定会
被我们打败的。这次会开得很简短，大约只有个把钟头。开会的时间是10
月下旬。这时野战军己出动，这次会议的第二天，中央政府办事处就迁到了
于都县宽田的龙泉迳。”
陈毅对局势有种不祥的预感，他对中央政府军事工业局政委兼政治部主
任赖绍尧说：“老赖，你还是在军事工业局负责，但是不要像过去那样搞厂
子喽，必要时兵工厂还要毁掉。机器可是要保留喽！”
遵照陈毅的指示，赖绍尧将兵工厂、被服厂、卫生材料厂、印刷厂的许
多机器陆续埋在于都宽田一带，工人也得到疏散安置。陈毅回忆说：“晓得
中央苏区要被敌人占领，就抬着机器跑几十里，到山里挖个窟窿埋起来，还
要动员，不要泄露。我还亲自指挥把钨砂埋在水田里。那时已是11 月，已经
割了稻子，把稻根拔掉，把钨砂包起来埋进去。还对老百姓说，无论如何不
要讲，这是革命的财产。”
军事工业局不久自行解体。赖绍尧从中央局级干部被调到瑞金、会昌边
独立营担任营长兼政委。这个独立营1935 年春奉中央分局指令坚守瑞金铜钵
山区。赖绍尧回忆说：
“实际上，这时形势已经很紧张了。瑞金县城已经失守，铜钵山
被四面围困。按照实际情况，这时独立营应该突围到敌后去活动，开展
游击战争。但是，我作为独立营长，机械地执行中央分局的命令，结果独立
营很快被敌人打垮，铜钵山也失守了。我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同兄弟部队也
失去了联系。后来我转移到崇义、上犹县一带去寻找组织，但没有找到。”
赖绍尧，湖南汝城人，1926 年参加革命。曾任湖南汝城县农民自卫军大
队长、中共湘粤赣边特委书记、崇义县委书记、南康和信丰赤卫队总队长、
红四军十三师团长、团政委、红军残废医院院长兼政委、中华苏维埃邮电总
局局长。解放战争时期曾任热河省邮电管理局局长。建国后曾任江西省财政
厅、交通厅厅长、省经委党组副书记、省政协副主席。1992 年于南昌病逝。
惨败面前，项英终于实行战略转移
主力红军转移后，国民党除薛岳、周浑元十万大军追击外，其他各纵队
二十万人依然留在中央苏区，由陈诚指挥组成“清剿”军。陈诚对蒋介石说：
“中央苏区必须彻底荡平，不然后患无穷。”
1934 年10 月26 日至11 月23 日，陈诚军相继占领宁都、瑞金、于都、
会昌等中央苏区中心区域的县城。
攻占瑞金县城的是敌东路军李默庵第十一师。1935 年1 月，国民党第十
一师特别党部编辑的《收复瑞金纪事》中这样描写此战的经过：
长汀克复后，本师回驻蔡坊，构筑河田黄管公路。十一月六日下午奉总
司令电。。第十、第三十六两师归李师长指挥，收复瑞金等因；于是定八日
第十师集结长汀城，九日第十师为第一线，先向古城前进，并以有力之一部
占领古城西之大岭隘，以为翌十日直下瑞金之准备。八日晚，细雨沉蒙，九
日晨，大降滂沱，官兵振奋前进。至九时，与伪古城独立团溪口独立营等股
匪在古城东之牛岭接触，
当击攘之，毙匪百余，获枪数十枝，旗帜戈矛无算。惟沿途要隘，均经
砍倒大树又遍布地雷以为障碍，行进颇为迟滞。
十日本师遂向瑞金前进，伪中央苏区模范营、壬田游击队、九堡独立团、
梅坑赤卫营，及昨日残窜部队共约人枪两千余，扼守大怜隘，顽强抵抗。经
数度冲锋，始于晨刻攻占之，残匪向会昌于都方向逃窜。已刻我先头第三十
旅克复瑞金，此沦陷五年匪之军事政治中枢，进入于我军之手矣。
攻陷瑞金，国民党不可一世，《中央日报》作了大肆渲染，连篇累牍。
敌人的战略企图是从北、东、南三方面向内收缩，以集团兵力据守各县
城和交通要道，用堡垒封锁的办法，将广大苏区分割成许多小块，将红军围
困在越来越小的地区里，然后分割“清剿”，进而彻底消灭。
敌军每侵占一地，就进行绝灭人性的屠杀。卷土重来的地主豪绅、流氓
恶棍，组织了“还乡团”、“铲共团”、“暗杀团”，无数革命干部和群众
被活埋、挖心、肢解、碎割，真是惨绝空前。中央革命根据地被杀害的人数
多达七十余万！
就在瑞金失陷两天后，留下来的唯一的红军正规主力部队第二十四师，
从福建汀州撤回至瑞金九堡一带。这里曾是中革军委所在地。
红二十四师原是罗荣桓等负责组建的。师长周建屏，政治委员黎林（主
力长征后由福建军区政治部主任杨英接任），政治部主任袁血卒。
红二十四师有三个团的建制，即第七十、七十一、七十二团，每团有三
个营，武器装备较好，兵员充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期间，多次配合红
一、三军团作战，有较强的战斗力。其中，温坊大捷，与红一军团第二师一
道，歼敌近一个师，成为第五次反“围剿”后期作战唯一的一个大胜仗。长
征时，红二十四师作为唯一主力留守中央
苏区坚持斗争，可谓留守部队中的“王牌军”。后来，项英又决定将大
部分留守伤员痊愈者，补充给二十四师，全师有近六千人。
师长周建屏行伍出身，江西省金溪县人。早年投身滇军，参加过辛亥革
命、护国讨袁及北伐战争。1927 年春，经朱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南
昌起义。1929 年后历任江西红军独立第一团团长、红十军军长，参与指挥赣
东北反“围剿”作战。1933 年1 月后，历任红十一军军长、红七军团第十九
师师长、红军独立第二十四师师长等职，1934 年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
央执行委员，率部参加中央苏区第四、五次反“围剿”战争。身经百战，屡
立战功，可谓红军名将。
占领瑞金，李默庵第十一师气焰嚣张，趾高气昂，继续向会昌推进。
红军第二十四师指战员，眼看“红都”遭受敌人蹂躏，气得直跺脚，纷
纷要求狠狠打击敌人。
师长周建屏召开了团级干部会议，他征求大家意见，打，还是不打。与
会者都擦拳磨掌，说打。
项英也主张打一场大仗，他说：“要用胜仗来振奋一下苏区群众，提高
大家的信心。”
一场大仗就这么定了下来，战场选择在了瑞金与会昌之间的谢坊，打击
对象选择了攻占瑞金的李默庵师。
时任第二十四师政治部主任的袁血卒回忆：
十一月二十二日，敌东路第三师由瑞金向会昌推进。军区命令二十四师
赶到谢坊附近埋伏。会昌、瑞金和福建的地方武装也参加了伏击。这次战斗
的战场指挥是师长周建屏。但是，敌人尚未完全进入伏击圈内（主要是福建
的独立团未及时赶到指定地点），战斗就打响了。这在军事上叫犯了“过早
突击”的错误，因而未能全歼敌人，只消灭敌人半个旅，把歼灭战打成了击
溃战。这次战斗虽然是我们胜利了，但严格说来不能算是大胜利，因为本来
可以消灭更多
的敌人。战斗结束后，中央分局给中央发了电报，说是打了一个大胜仗，
消灭敌人一个师，《红色中华》报也发了消息。我在这次战斗中负责收容俘
虏。原来准备大量俘获敌人，因为打成了击溃战，俘敌不多，只缴获许多骡
马牲口。战斗结束后，我挑选了两匹骡子带了回来。
谢坊伏击战，虽然打击了猖狂嚣张的敌人，振奋了苏区人民的斗志，但
同时也暴露了红军的实力。
项英开始认识到了“独立作战”的必要性，把一些得力干部派到各地区
去领导斗争。于是，张鼎丞、范乐春回闽西；钟循仁回闽赣；胡海回东固；
李鹤鸣回公略。
当时，这种认识的转变受到局限，还只限于地方，也还只是部分地区，
军队这一块没有动。项英后来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才进一步认识到这一点：
这种转变仅仅是局部的，而主力二十四师和几个基于团，仍然采取大兵
团作战方式，仍然进行消极防御，阻止和破坏敌人对于‘三角地区’筑垒推
进。于是在丁陂战斗（即敌由瑞林寨向丁陂至大柏地之线筑垒）中，阻止筑
垒敌人而受到一点损失。二十四师经常辗转各地区待机，企图截击和阻滞敌
人筑垒前进，但均未获得成就。这时敌人已进占于都并由岭背向于都河上游
构筑封锁线以与瑞林寨衔接，便把我们的联系截断了。
面对日益紧张恶化的形势，陈毅一再向项英提出，把部队分散打游击，
但项英仍不同意。
项英之所以不同意把二十四师和其他独立团分散打游击，其指导思想，
还是拘泥中央的指示，企望集中兵力打运动战，打正规战，以重大胜利迎接
主力红军返回中央苏区。
主力红军从粤军陈济棠部防地突破防线后，蒋介石十分恼怒，他责令陈
迅速向会昌进攻，截断留在中央苏区红军南面的退路。
粤军颇能打仗。赣南红军和地方武装曾几次与之交战，都退下
阵来。
为了巩固赣南和保持会昌河两岸的联系，项英决心集中红二十四师与独
立第三、第十一团，在牛岭与粤军打一仗。
然而，出乎项英的意料之外，牛岭一战，竟成为主力红军转移后最大的
一次惨败，也在周建屏辉煌的军事生涯上投下浓重的阴影。
项英对牛岭之战追悔不已。他1937 年给中央政治局汇报时写道：
斗岭战斗是不应有的惨败，而且是不应有的战斗。事前有侦察粤敌向牛
岭坳一带游击（约一营到二营之数），准备在其附近埋伏或袭击，可是部队
到达目的地后，敌已回到约二十里地之牛岭，这时已到下午，士兵也很疲劳，
应该择地宿营，再行侦察情况，决定行动。不料独立团团长徐鸿这个冒死鬼，
要跟踪追去。当时二十四师师长周建屏负总指挥之责，也不考虑便随意应允。
最儿戏的，一团埋伏于唐村至牛岭大道旁打击增援之敌，可是将兵力分散，
后来被敌各个击破。进攻牛岭的主力约四个团，到达牛岭附近，也不将部队
展开，仍以行军纵队（独三团为前卫）直向牛岭汗场冲去。敌人占据房子不
动，等到我们冲到面前，敌人即以反冲锋将全团冲垮。退回时自己将后续部
队冲散，敌人跟踪追击，一直冲到指挥阵地。周建屏带花，幸杨英率领直属
队顽强抵抗，才把敌人打退，收容溃兵，直到两天之后才将全部队集合起来，
可是已受了大的损失，以五个团兵力被一团上下之敌而各个击破。这次打败，
是我们红军空前未有的败仗，而且绝对不应该打的败仗，简直是把打仗当儿
戏的必然结果。这一败仗可以说动摇部队作战的信心，增强对广东军阀的害
怕心理，同时也成为我们结束大兵团作战的最后一仗。
牛岭一战惨败，项英对形势的估计清醒了，不再那么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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