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赣省委仅剩下了谭主席
1934 年7 月下旬的一天，湘赣省委机关驻地永新县牛田圩。
这天深夜，整个牛田圩都陷入了静静的沉睡之中，忙乎了一整天的红军
官兵都早已进入了梦乡。
然而此刻，省苏维埃主席谭余保却无法合眼入睡。吃过晚饭后，他就一
直坐在屋门口的那棵大樟树底下，闷声不响，吧哒、吧哒地一袋接一袋抽着
伴随着他多年的水烟筒。他的心头正在翻江倒海，过去和未来两个互不相容
的极端，同时在他的心头交错着，混淆着，扰得他心绪不宁，难以成眠。。
几天前，湘赣省委终于接到了中央书记处、中革军委虽然为时已晚，但
总还算正确的“七二三训令”。训令指出：红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
转移到湖南的中部去发展、扩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
接到训令以后，湘赣省委和红六军团立即按照训令的精神，召开了全军
团政治工作会议，进行了深入的思想工作动员，整顿和补充了军队，把军团
扩大到近万人。同时，还进行了紧张的行动准备，打草鞋，做干粮，补充弹
药和进行各种演练，对突围的方向和方法也作了缜密的研究。
当然，对西征的红六军团的组织领导和留守的湘赣省委的人事安排，中
央书记处、中革军委也作了明确的部署：由原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任弼时，
红六军团军团长肖克、政治委员王震三人组成了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中央
代表任弼时任主席。留守的湘赣苏区省委则以陈洪时为书记，谭余保为省苏
维埃主席，彭辉明为军区司令员，领导坚持苏区斗争，等待主力红军的凯旋。
时间已经十分紧迫了。昨晚，谭余保已经和任弼时，王震、肖克、甘泗
淇、张子意这些率军转移的老战友们一一话别。几个小时
前，王胡子王震打前锋走了，明天任胡子也要走了，再过几天大部队也
要走了。。
想到此，谭余保心中更加郁闷，他猛吸一口烟，然后长长地吐了出来。
他本也不想留。显然，留下来是要冒很大风险的，甚至于生死难卜。因
为主力红军一走，十几万的国民党大军便要猛扑过来，而留守部队只有独立
一、二、三、四、五五个团，区区三千来人枪。当然，谭余保不想留并不因
为这个。自从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他就已经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党。他1927
年入党，当年就被选为家乡湖南茶陵县洮水乡农协筹委主任。后又先后任过
中共茶陵县第五、六、七区区委书记，中共茶安酃特区书记，中共茶陵县苏
主席。1932 年8 月，当选为湘赣省苏副主席兼财政部长。从1933 年4 月起，
当选为省苏主席。参加革命这么多年，冒着枪林弹雨，出生入死，他又何曾
怕过！他是舍不得离开那些患难与共的亲密战友啊！
当然，他对留守的人事安排是不满意的，他不愿意和新任的省委书记陈
洪时搭对。
陈洪时，江西萍乡人，萍乡中学毕业后，考入湖北美术专科学校，因在
校领导学潮被逮捕，后被中共解救送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并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回国后历任中共泰和、万泰、乐安县委书记。1933 年4 月，苏区中
央局委任他代理中共湘赣省委书记，5 月任省委副书记。陈洪时和任弼时在
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曾是不同届的同学。任胡子看起来很深沉，而陈洪时却
有点阴沉，谭余保不喜欢陈洪时，尤其是陈洪时任代理书记期间，整湘赣省
湖南方面的同志是不择手段的，这给谭余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另外此人缺
乏实际工作经验，个人主义严重，喜欢自以为是，和许多同志关系也处得不
好。
因此，当省委按照中央指示确定陈洪时任湘赣省委书记时，任弼时、张
子意、吴德峰、肖克、王震等同志都不同意，谭余保还专门
向任弼时请示过这个事，但最后还是按中央的指示决定把陈洪时留下来
往省委书记。
“留就留吧，不想那么多了。在当前这种危急关头，我尽力同他搞好协
调就是了。”谭余保心中默念道。
不知不觉，天已经大亮了。谭余保立起身，晃了晃沉重的脑袋，走到屋
内用冷水擦了把脸，草草地吃完早饭，没有休息也没有搭理劝他休息的警卫
员，就重新开始了工作。
8 月7 日，红六军团大部队九千多人从遂川横石和新江口出发，在红独
立第四团的配合下，踏上了西征的漫漫征途。
红六军团的突围，并没有减轻湘赣苏区的压力。国民党当局致力“围剿”
中央苏区多年，很清楚湘赣苏区对中央苏区的战略意义，要彻底打垮中央苏
区，对处其右翼的湘赣苏区不进行彻底“清剿”是不行的。因此，国民党当
局在湘军大部追击红六军团的同时，并未给湘赣苏区留下喘息的机会，仍然
用重兵“进剿”湘赣苏区。
9、10 月间，国民党正规军李云杰的第二十三师，李抱冰的第五十三师，
罗霖的第七十七师，王东原的第十五师，朱耀华的第十八师分别驻扎在吉安、
安福、遂川、泰和、莲花、茶陵等地，在江西地方反动武装的全力协助下，
以六七万的总兵力，在湘赣边四周形成了对湘赣苏区的新包围圈。
然而，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陈洪时并没意识到形势的恶劣，他仍然乐观
地认为：目前苏区形势开始趋于好转，红军主力牵制着几十万的白军尾追而
去，苏区的活动中心可以暂时平静。在这样的情况下，苏区部队应四处出击，
扩大影响，保卫苏区，等待主力回头，再一举恢复失去的根据地。作为湘赣
苏区一把手的陈洪时还利用自己的权力把这种思想形成决议，用以指导湘赣
苏区的斗争，而丝毫不接受谭余保、彭辉明他们的立足打游击战争的劝告。
在这个“左”倾决议指导下，苏区红军四处出击，和敌人死打硬拼，虽
英勇作战但终因力量悬殊，以卵击石，恶果就立刻显露：红独
一团、红独二团被打散；红独三团被迫从永新石灰桥突围，转移到泰山
根据地，中余被阻，团长刘启明牺牲；红独四团则被迫转到桂东，在汝城、
资兴一带活动。
这样，湘赣苏区便被国民党军分割包围成了十几块。省党政军机关所在
地牛田圩与上下左右的联系也被割断了，党政机关在牛田圩难以立足了。
10 月中旬，垂头丧气的省委书记陈洪时召集谭余保、彭辉明等党政军领
导在牛田圩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部队的转移问题。
当时形势十分紧迫，对转移，大家是一致的，只是对向哪里转移还稍有
争议。部队转往何处的问题一提出，会场内便议论纷纷。有人提出向老根据
地井冈山转移，谭主席当即起身表示反对，他说：“井冈山离牛田很近，游
击条件也很好，但现在不能去。1930 年王佐、袁文才被杀，其旧部一夜之间
全部反水，既打国民党，也打共产党，我们在那里已没有群众基础，我们不
能去！”
谭余保望了望在座诸位，然后说：“我以为，我们应该挺进武功山。”
说完，他疾步走到墙上那幅破旧不堪的地图面前，指着地图说：“武功
山位于湘赣两省边境，与罗霄山脉交叉而过，由东北向西南横跨赣西、湘东，
延绵一百六十多公里。山高体大，丛林茂密，山峦重叠，山势险要，周围还
伴有太平山、柑子山、棋盘山、铁镜山、五里山等数十座大小山峰，方圆八
百余里，回旋余地很大，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进行游击活动的理想天地。”
停顿片刻，谭余保接着说：“这里还盛产粮食，山上还有野菜、竹笋、
蕨根等充饥之物。更重要的是，这里山民纯朴，又是老苏区，人心向着共产
党，有很好的阶级基础。”
在旁边默不作声的军区司令员彭辉明此刻接上话茬补充说：“在武功山
区游击，我们还可以利用湘赣两省敌人的内部矛盾，保存自己，发展自己。”
省委书记陈洪时没有作声，但也没有表示反对，当然他也不想表示反对，
一来武功山西北附近就是他的老家，但已是十年有家不能回，很想借机回家
看看。二来，在严峻的形势面前，他的确也不知道部队应该往哪里走，更何
况“三巨头”中的二人都同意了，他又何必成为众矢之的呢！
这样，1934 年10 月18 日，湘赣省委党政军机关和红独五团在高度保密
的情况下，离开湘赣苏区长期经营的中心地带，向武功山方向移动。经吉安
的天河、敖城，越过安福的金田、严田、浒坑等地，突破了多条封锁线于31
日进入泰山根据地，与先期突围到达的独立三团会合。省党政军机关驻安福
袁家村。
然而，到了武功山区之后，深受“左”倾错误影响的湘赣苏区的主要负
责人、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陈洪时老毛病又复发了。他没有把当初进军武功
山区的初衷放在心上，在军事上也没有采取游击战的方法，而仍然奉行“左”
倾路线的那一套斗争策略和斗争方式：白天作战，夜晚宿营，烧碉堡，打民
团，斗恶霸，分粮食，贴标语，搞宣传，轰轰烈烈，声势浩大，使部队目标
显露。当强敌进攻时，又采取碉堡对碉堡，死打硬拼的消极防御手段，对整
个斗争前途缺少一个总体的把握，总寄希望于“红军打几次大胜仗，敌就会
撤走，苏区就得以恢复，轰轰烈烈的革命局面就会到来”。结果，千里迢迢
奔赴武功山区的湘赣红军游击队一进武功山就处于被动挨打之中，败绩不断
传出：
11 月中旬，江西保安团二个中队偷袭袁家村，红军进行了阻击战，省委
机关暴露，转移到安福境内的长源头、芦台村一带。
12 月下旬，国民党军第五十三师一部纠集莲花、萍乡诸地保安团，直扑
湘赣省委机关驻地长源头、芦台村。独立三团、五团与之展开阵地战，从上
午一直打到夜晚，终因寡不敌众，趁黑撤出，至此，湘赣苏区全部失守；
1935 年1 月下旬，国民党第七十七师罗霖部坐镇武功山区，
放火烧山，采取蓖梳战术“进剿”红军游击队。2 月初，省委派到山外
指挥作战的军区司令员彭辉明，在莲花境内的虎头岭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
2 月9 日，省委率领独立三、五团在观音形、双树坪一带活动时，遭国
民党军第七十七师四六○团偷袭，在撤退中，仅有的一部电台被损坏，从此
湘赣苏区便与党中央和红六军团失去了联系。
战斗连接失利，被敌人称为“丧家之犬”的湘赣苏区部队已是疲惫不堪，
军威荡然，尤其是军区司令员彭辉明的牺牲，在部队中产生了沉重和巨大的
冲击波。
彭辉明，广西人，中共党员，1929 年12 月参加邓小平、韦拔群、张云
逸领导的百色起义。1931 年随红军进入湘赣革命根据地，并留在湘赣边区工
作，任永新县赤卫大队大队长，红十七师五十一团团长，第三分区司令员等
职，1934 年10 月，被中革军委任命为湘赣军区司令员。彭辉明是个文武双
全的红军指挥员，打仗冲锋在前，平时对部下十分和蔼，而且善于做思想政
治工作，在部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彭辉明司令员的牺牲，在湘赣红军中引起了一种悲观失落的情绪，部队
中的“反水”像瘟疫一样迅速蔓延开来，尤其是一些重要负责人的叛变。先
是省苏副主席肖行麟，再是红五团政委谭富英，红四团政委旷珠权，红四团
团长李宗保。。这样，不到半年，红六军团转移后的五个独立团的领导干部，
或牺牲或叛变，便只剩下了两个：一个是红三团政委刘培善，一个是红五团
团长曾开福，兵力也从当初的五千人退减到几百人。
整个湘赣部队迷漫着一股失败的气息！
1935 年5 月，湘赣省委常委会在湘赣党政机关临时驻地——太平山召
开，省委书记陈洪时（此时已兼了军区司令员）主持会议，省苏主席谭余保，
省委宣传部长谭汤池，妇运部长旷金媛，白区工作部部长刘炳高，省委秘书
长龙承绪和团省委书记王用济等参加
了会议。会议就在太平山上参天古木下用毛竹临时搭起来的茅棚中召
开。与会者个个正襟危座，表情严峻，气氛显得凝重而又紧张。
省委书记陈洪时叹了一口气，苦笑着首先开腔，他说：“同志们，当前
情况越来越严重了，我们的部队都被打得差不多了，而主力红军还不知在哪
里，和党中央联系不上，看来我们有必要改变一下斗争的方式。”
他略微停顿了一下，望望四周，然后缓缓地说：“我想，既然目前形势
不利于我们，与其在山里坐以待毙，不如将省委机关转移到安源去，依靠工
人，开展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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