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得联系，找到河西党支部负责人何三苟，商妥接待等事项。
贺怡装扮成一老妪，身穿大面襟布衫，头扎包巾，在约定地点与何三苟
相见。交谈中间清情况后，贺怡方出示介绍信。
在何三苟、王木生的陪同下，贺怡一行沿河直下，很快就到了王木生家。
贺父贺母隔日相继上岸，来到水西王家，暂且住下。
约一星期后，贺怡召请王、何前来商量。她说：“三个外乡人长居于此，
会使外人生疑，要另想办法，找个较隐蔽的地方。”
何三苟说：“我有一位叔母，名叫李金友，为人忠厚老实可靠，大家习
惯叫她毛笃姆姆，曾在九江为人做保姆多年，无儿无女，夫死年老归里，可
否拜她为干娘，就说在九江结识的干女儿，以携亲生父母来赣探亲为由，可
久居于她家。”
贺怡思忖再三，同意照办。于是何三苟就领着叔母来到王家与“胡招娣”
相见。经过一番寒暄，贺怡认为尚好，从此，贺怡就拜李为干娘。贺家三人
即搬至水西石人前村居住。
在水西，在一片白色恐怖，而且是同上级党断绝联系的情况下，贺怡挺
身而出，整顿党的组织，坚持地下工作。从1936 年起的一年多时间里，水西
各村先后发展党员近三十人，建立了十一个党支部，并成立了中共水西区委
会。
贺怡常以“闺女”身份深入山坑指导斗争。长而久之，当地的几位长老，
见贺家三人清苦伶仃，便产生了“恻隐”之心，提出要替“闺女”作媒，牵
线联姻。迫不得已，贺怡只好借故迁居，搬到水西岗边排村的宝经堂，落住
于庙内空间的僧房里。庙内有位罗斋公，信佛，不问政治，为人老实。贺父
贺母也吃斋信佛。就因势利导，搞些朝神拜佛的活动，热热闹闹，掩人耳目，
一直隐蔽到1937 年7 月。
芦沟桥事变发生后，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8 月间，项英、陈毅
等同志，根据中央指示，来到赣州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下榻于赣州城内
中华大旅社第二号房间。谈判的消息登载在赣南
《民国日报》上。贺怡闻讯，欣喜若狂，好似重见天日，旋即赶至赣州
中华大旅社。
陈毅会见了她，并听取了她的“贺氏三迁”及组织发展工作汇报，非常
赞赏。以后，贺怡往来于南昌、吉安、广州、韶关等地，出生入死做党的地
下工作。
1940 年6 月31 日，贺怡在韶关被特务逮捕。被捕时，她宁死也不愿落
入敌人魔掌，急吞下一个金戒指以图自尽，结果倍受痛苦又遭敌酷刑，胃部
严重下垂，身体受到了极大摧残。当时，正值国共两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周恩来出面与顾祝同谈判，用国民党高级战俘换回了贺怡。
出狱后，贺怡来到延安，住进了医院。医生说，必须尽快动手术，把金
戒指取出。按规定，手术前须有亲属签字，可当时贺怡身边并无亲人。毛泽
东去看望了她，并说：“为了贺怡同志能够多工作几年，这几个字我来签吧！”
于是，提笔在手术单上写下了“毛泽东”三个字。这张充满了兄长厚爱的手
术单，贺怡曾珍藏多年。
术后，贺怡的胃只剩下三分之一，人瘦得只有八十多斤，但她仍不倦地
工作着。
贺氏父母在贺怡离开于都后，因年老体弱，不能随女奔波，但在当地人
面熟悉，相处亲近，便留在岗边排村。
1938 年2 月，贺父因病去世，葬于原住宅附近的后山上。项英、陈毅、
杨尚奎等同志在油山得悉噩耗，因公务未能亲临吊唁，便各凑了一百银元作
为丧葬之用。1984 年清明节，贺敏学曾来扫墓，缅怀父亲。
贺父去世后，贺母孑然一身，甚觉凄苦。组织上把她送到延安，想让她
同贺子珍一道生活。不料，她抵延安时，贺子珍已经到苏联养病去了。毛泽
东对她很关心，亲自照料她的生活。不久，贺母病逝于延安，又是毛泽东把
她安葬的，还为她立了一块石碑。
邓颖超母亲落入敌手
1940 年旧历十一月十八日清晨，天空低沉，浓雾笼罩着山城——重庆。
往日繁忙而紧张的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出现了从未有过的肃穆。
在红岩嘴路上，一群人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去赴杨振德女士的葬仪。
杨振德，曾用名宝峰、梦醒。人们怀念她，不仅因为她向人民奉献了自
己全部的身心和热力，还因为她无私地培养并向人民革命事业奉献了一个真
正的好女儿——中国革命的女杰邓颖超同志。邓颖超每当回忆起母亲时说：
“我妈妈是一位平凡的妇女，慈祥的母亲，她的一生是很曲折坎坷流离的一
生。她具有独特的性格，反对一切封建习俗，追求进步，向往大同世界，有
助人为乐的精神。自强自立，勤奋阅读，深研医术。她对我的教育和影响是
起了很好的作用的。”
1876 年，杨振德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一个仕宦家庭。幼时就酷爱读书，
祖父因吃错中药致死，父母便希望她学习中医，既可为己，又可救人。到了
青年时期，她进入社会，奋发钻研医学，渐渐地能够给人医病，并以此作为
自己谋生自立的手段。后随着家业的破产，父亲在长沙流离失业，举家来到
广西。不久，父母先后去世。从此，杨振德只身一人，孤寂地走进了无依无
靠的社会，步入了一条布满荆棘、风雨飘摇的独立奋斗的人生之路。
1901 年，25 岁的杨振德与一位死了妻子、有三个儿子的广西武官邓庭忠
结了婚。邓庭忠时任广西南宁镇台（相当于现在的军分区司令），杨振德作
了镇台夫人。但她清醒地知道，上等的荣华富贵和有权势的丈夫都是靠不住
的，最可靠的是自己。
1904 年，振德生下一女，取名邓玉爱，学名文淑。这是她的独
生女。
文淑3 岁时，父亲因与上司关系不好，以回家扫墓为由，自行离职，到
云南昆明另谋了一份差事。谁知被人向朝廷告发，说他犯有欺君之罪，结果
被流放到新疆三年。
朝廷是不可违抗的，诏书一到，就得启程。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
杨振德不能带着年幼的女儿随夫充军。她强忍悲痛，将所有的首饰衣物变卖
成二百两白银，给丈夫作盘缠。谁知从此便与丈夫永别了。
丈夫的死，她感到无限哀伤，并第一次在女儿面前哭了。
为了母女的生存，为了把爱女抚养成人，她横下一条心：纵使千辛万苦，
也要自食其力；任凭风吹浪打，也要宁折不弯。她要带着女儿文淑走一条中
国人应走的路。
文淑即邓颖超，她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在天津女师读书时，正值五四
运动爆发，她和周恩来等领导了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组织进步团体——觉悟
社。她是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年龄最小的会员，当时只有15 岁。1923 年加
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天津最早的团员之一。1925 年初转为中共党员。
女儿的出类拔萃，做母亲的感到由衷的快慰。杨振德再也不是一位孤独
漂泊中的迷茫寡母，像她的女儿邓颖超一样，她已经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拴在
了人民革命的战车上。
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四处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邓颖超已无法在
广州立足。在党组织的帮助下，母女二人登上了赴上海的轮船。
到上海后，周恩来、邓颖超的工作一度转入地下，杨振德便在党的地下
秘密工作机关安了一个伪装的家，以行医为名，掩护党的工作。后党的地下
工作机关几度遭到破坏，她严守党的纪律，几经转移，躲避敌人的盯梢和搜
捕。直到1934 年5 月间，党组织才把她接到中央苏区。
在中央苏区工作时，杨振德到红军总司令部当了一名医生，她给战士们
治病，有时还亲自熬药。她为同志们日夜操劳，大家都被她那公而忘私，将
个人溶于集体之中的精神深深地感动。
1934 年9 月，主力红军准备突围，组织上决定让杨振德等同志向地方转
移。10 月10 日，邓颖超随着浩浩荡荡的队伍出发了，母女二人依依惜别，
但谁也没有掉一滴眼泪，只是在心里默默地互相祝愿。她们不知道何时还会
团聚，但彼此都深知将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考验。
转移途中，杨振德不幸于南昌附近被俘。押至南昌不久，反动派很快把
杨振德送到了九江感化院（即反省院）。当时，邓颖超并不知道母亲的下落，
直到1936 年长征胜利结束，才从一张报纸上看到母亲被捕的消息。那时在陕
北根据地无从打听情况，西安事变后，才从白区来的同志那里得知母亲同许
多同志一道，如陈潭秋的爱人及古柏的妻子曾碧漪等被关押在九江感化院
里。
在三年的拘禁生活中，杨振德时刻关心着红军的命运，对革命前途一往
情深，一片丹心。敌人对她软硬兼施，丝毫也不能动摇她的革命信念。在狱
中，她还不忘宣传革命，对顾祝同派来的年轻看守讲革命道理，鼓励青年多
读鲁迅的书。当谈到在中央苏区的感受时，她说：“你们没到过苏区、没有
亲眼看见他们的革命行动，当然百闻不如一见。他们那种艰苦斗争和大无畏
的革命精神气概简直把个人一切生死安危置之度外。他们在那种被围困着的
环境下，能上下团结，与士兵同甘苦，战士们深明大义，知道闹革命是为了
救国救民。。”她还怀着钦佩的心情说：“像我女儿邓颖超现在那样的革命
行动，简直和当年求学时代，大不相同，我真佩服他们。为了革命，经受那
么多艰难困苦，吃的是粗米淡饭，无油缺盐；穿的是粗布破衣、麻草鞋，骑
马奔驰在那崎岖不平的山林道路上，简直不顾个人的一切生死安危。。”
杨振德无限深情地赞颂那些革命战士，她自己亦以同样豪壮
的气概和行动，鼓舞着监禁中的难友们。
在感化院，不管敌人怎么审问，她都镇定自若，不失气节。反动派劝她
给周恩来、邓颖超写信，让他们不要再当共产党，杨振德义正词严地说：“儿
女之事，如今老人怎么管得了？蒋委员长的儿子不是也参加了苏联共青团，
他不是也管不了他的儿子吗？”
1937 年，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双方谈判时，
提出释放被捕的政治犯，但需要有人出保。杨振德不愿连累别人，对敌人说：
“我无亲无故，没人出保，你们要放就放，不放就算！”直到感化院解散，
她才最后一个被放出来。
1937 年6 月初，周恩来与蒋介石谈判，得知岳母出狱后住在九江一个尼
姑庵里，即去看她，并将这个消息写信告诉了正在北京西山养病的邓颖超。
以后，侵华日军进逼九江，占领了芜湖，人们纷纷逃难，党组织想方设
法把杨振德接到了武汉。那时，邓颖超已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
一天，邓颖超开会回来，传达室的同志告诉她：“你母亲来了，在你的
房子里。”
邓颖超惊喜异常，一口气跑到房间，见母亲安详地坐在办公桌前的圆椅
上。久别重逢，母女二人紧握双手，不知说什么好，激动的泪花在眼前闪动。
1939 年，武汉形势日趋紧张，杨振德同武汉的工作人员一道撤退转移，
几经周折，于1940 年到达重庆，住在红岩村。
几十年的奔波、劳累，杨振德——杨老妈妈的身体已愈来愈衰弱了，加
上环境的险恶，老人家经不住折腾，终于病倒了。她高烧不退，却又不让相
距里许的女儿知道。
一天，女儿去看她，她拉着女儿的手说：“小超，我要去‘老家’了，
你不要难过啊！”邓颖超知道母亲危在旦夕，心情十分悲痛。经与组织商议，
决定把母亲接回办事处来住。当警卫战士们用椅子抬
着她回办事处，问她感觉怎样时，她连连说，空气真好！
她高兴极了！她的一生曲折坎坷，东奔西跑四海为家，没有家庭生活，
这一回，她能在革命的大家庭中，在亲人们的爱抚中死去，她感到由衷的快
慰。
在重庆工作过的许多同志，都知道周恩来同邓颖超的母亲之间，有着一
种特殊的真挚的感情。岳母的去世，周恩来无比哀伤，他站在不断流泪的邓
颖超身边，站在杨老妈妈的遗体前默哀了很久很久，虽然没有说一句话，但
在场的同志看着这一切，都不由地落下泪来。后来，周恩来还对美国著名记
者李勃曼专门介绍了自己的岳母，予以很高评价。
在办事处的小楼里，悼念祭礼在极其浓重的悲壮气氛中举行。追悼会上，
熊瑾玎代表办事处同志致祭文：
邓母志洁行芳，思想前进，性情刚强。早入社会，艰苦备尝；自食其力，
毋怠毋荒，或执教鞭，或施岐黄，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