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张用兵干政。省主席陈铭枢外出时，古应芬、黄居素等说动了陈济棠。
4 月30 日，国民党四位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林森、萧成弗、古应芬以
通电形式发布“弹劾蒋中正提案”。5 月3 日，陈济棠率先发表响应通电。
一时间，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唐生智等人亦发出响应通电。孙科以调
解宁粤争端为名南下，到港后与汪精卫合流，相继抵达广州。27 日，广州组
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非常会议，通过国民政府组织大纲，推汪精卫、孙
科、唐绍仪、古应芬、陈济棠、李宗仁、李烈钧、唐生智等十六人为国府委
员，成立国民政府。28 日，发表宣言并对蒋介石发出最后通电，限于二十四
小时内即行引退。后来，蒋介石被迫于12 月15 日下野。
这便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宁粤分裂”。
蒋介石对这位昔日盟友恨之入骨。陈济棠已“分庭抗礼”，后来则索性
无毒不丈夫——成立“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国民政府西南政
务委员会”、“西南军事委员分会”等机构，以“均权分治”的幌子，行拥
兵自重、军阀割据之实，将广东搞成半独立状态。陈济棠的如意算盘是：控
制这些机构，保持广东地盘，永踞“南天王”宝座。
陈济棠就是这样一个称霸一方的割据军阀，一位中国政坛上不可等闲视
之的人物！
陈济棠也非常惧怕蒋介石的晴算。陈自知论政治、军事、经济实力，绝
非蒋的对手，更知自己对蒋反复无常、由拥蒋、反蒋到“分庭抗礼”，蒋绝
不会轻易放过他。陈济棠对蒋始终保持高度警惕，采取若即若离态度。第五
次“围剿”，蒋介石虽把他绑在战车上，并授以南路军总司令的桂冠，但对
于围剿红军，陈济棠思想上是很矛盾的。
一方面他知道由于有闽赣红军拖住蒋介石的主力和隔断蒋介石从江西进
攻广东之路，广东才得以偏安一时。对他来讲，赣南粤北红军的存在乃是他
抵御蒋介石的最好力量和屏障。况且，红军英勇善战，战术灵活，与之作战
是不会有好结果的，若一棋不慎，广东地盘则有被毁的危险。因此他不想替
蒋卖命，消耗实力。另一方面，陈济棠又不敢过于得罪蒋介石。蒋介石手握
重兵，又掌管国民党中央机构，其政治、经济、军事等力量都远在他之上，
若公然抗命又怕蒋介石翻脸。于是，只好对蒋耍起了阳奉阴违的手法。表面
上对蒋“服从”、“恭顺”，甚至在蒋军攻占苏区北大门广昌时，亦向红军
南方军事要地筠门岭进犯，摆出一副打的架势，以增加他在蒋介石面前讨价
还价的筹码。而暗地里又给红军送来一批弹药，甚至医药、食盐、布匹等，
以表示对红军的“友好”姿态。1934 年春，福建政府垮台，十九路军迅速溃
败，蒋介石嫡系部队李玉堂第三师部立即调闽南边界，对广东构成威胁。陈
济棠闻之大惊失色，对蒋介石不能不作进一步的恭顺表现了。蒋介石此时双
管齐下，一方面以粤糖免税办法压迫，另一方面以军事上进一步威胁，摆出
一副出兵粤境架式。陈济棠在蒋威逼利诱下，只得对蒋俯首贴耳，增编李扬
敬纵队即粤军第二纵队，发动向红军南方战线重镇筠门岭的进攻。
陈济棠进攻筠门岭时，还留着一手。陈深惧驻粤东兵力抽调
后，蒋介石嫡系乘虚突袭，便示意李扬敬夸大驻寻乌、筠门岭地区红军
人数，向蒋虚报。在寻乌、门岭一带的红军约有四千人（包括地方武装），
李扬敬却虚报为一万多人。同时，又增调第二军第五师加入第二纵队，名为
加强前线作战，实为增强粤东兵力，以防蒋军突袭。特别是当陈济棠完全看
清蒋介石在兵力部署上北重南轻的企图是想把红军逼入粤境，然后一箭双雕
时，其媾和的心情便更加迫切了。
带着陈济棠的密函，周恩来、朱德充满信心地兴冲冲地向五百米外的李
德住处走去。
李德住处是一栋颇为宽敞的民房，建于清末年间，虽很陈旧，却也气派
舒适。李德正在教夫人萧月华烤制德式面包。
周恩来、朱德说明来意，不料李德竟哈哈大笑起来：“和陈济棠谈判？
和军阀合作？”
在他眼里，这简直像天方夜谭，太不可思议了。军阀就是军阀，是穷凶
极恶的敌人，只能用枪、炮、刺刀和他们说话，怎么能跟他们携手并肩呢？
李德耸耸肩，摊开双手，作了个带有嘲讽意味的姿式。
一个连中国话都不懂的外国人，是很难了解中国复杂的政治心理和独特
的传统观念的。周恩来、朱德见顾问不大理解，也不多解释，遂起身告辞，
去博古住处。
周恩来简单介绍了与陈济棠接触的一些情况和此次使者所携函件表达的
陈济棠最新动态。
博古只是静静听着，面部毫无反应。从心里说，博古对与陈济棠谈判，
也不抱什么希望。一年前的福建政府，不比陈济棠的旗帜大么？结果怎么样
呢？还不是应了自己的那句话：中间派、第三党，比蒋介石还坏！除了反对
帝国主义与反对军阀官僚豪绅地主的空喊外，并没有任何真正反对帝国主义
与军阀官僚地主的实际行动。
他们的一切行动，只不过是一些反革命的国民党领袖与政客们企图利用
新的方法来欺骗民众的把戏。如此而已！
“我也给陈济棠写了封信，”朱德见总书记不吭声，有些着急，“信中
除陈明利害，分析时局外，还向他提出了五个条件。”
接着，朱德向博古有条不紊地一一道来：“第一，双方停止作战行动。
第二，立即恢复双方自由贸易。第三，代购军火。第四，即刻开始反蒋政治
运动。。”
博古耐着性子听完，不冷不热地说了句：“陈济棠，不也是军阀吗？总
司令，我们跟军阀打交道可是有教训的。”
显而易见，博古是指福建政府，第十九路军。
“博古同志，福建政府失败我们是有教训的。”周恩来恳切而又激动地
说：“教训就在于没有给予有力的军事援助。如果我军及时截击、阻拦蒋介
石嫡系部队入闽，福建政府不会那么快垮。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已失
去了一个盟友，这个盟友不能再失去了。”
周恩来继续说道：“陈济棠拥护今年6 月总司令和毛泽东提出的三条件，
也就是说拥护‘订立停战抗日联盟’，拥护‘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拥护‘立
刻宣布对日绝交作战’。另外，从项英同志最近从赣南、粤赣前线发回的几
个电报看，陈济棠是能够履行诺言的。朱总司令提出的五个条件，据我分析，
也是可以兑现的。”“好了，好了。”博古摆摆手。在他看来，退出中央苏
区，共产国际已经批准了，走，只是时间问题，再商讨和一个小军阀合作的
问题，仿佛有些小题大作。
博古说：“恩来呀，和陈济棠谈判的事，就交给你吧！你和总司令全权
处理。”
尽管最高领导人博古和李德对陈济棠表示怀疑，对于此次与陈和谈不感
兴趣，但周恩来和朱德却非常重视。
在周恩来、朱德的亲自主持指导下，中革军委和红军总部开始了和谈的
周密筹划和准备。
朱德给陈济棠的密函
9 月底，使者李君终于回到了粤军大本营广州，见到了他的总司令陈济
棠。陈济棠盼星星、盼月亮般盼回了使者。李君将朱德的信交给了陈济棠。
陈济棠快速展读，喜上眉梢，不能自己。
堂堂红军总司令，朱德非常重视中国传统礼节，客气地称这位对手为先
生，而且尊称他的字“伯南先生”。信的全文如下：
伯南先生大鉴：
贵使李君来，借聆尊旨。年来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愈趋愈烈，蒋、汪等国贼之卖国，
亦日益露骨与无耻。华北大好山河，已沦亡于日本，东南半壁亦岌岌可危。中国人民凡有血气
者，莫不以抗日救国为当务之急。抗日救国舍民族革命战争外，实无他途，而铲除汉奸卖国贼
尤为民族革命战争胜利之前提。年来，德与数十万红军战士苦战频年者，莫非为求得中国民族
之彻底解放、领土完整及工农群众之解放耳。德等深知为达此目的，应与国内诸武装部队作作
战之联合。二年前苏维埃政府即宣告，任何部队，如能停止进攻苏区，给民众以民主权利及武
装民众者，红军均愿与之订立反日作战协定。惜两载以还，除去冬蒋、蔡诸君曾一度与红军订
立初步协定外，红军乃成为抗日反蒋而孤军奋战唯一力量。且间隙而图我侧后者，亦颇不乏人。
比者，先生与贵部已申合作反蒋抗日之意，德等当无不欢迎。惟情势日急，日寇已跃跃欲试于
华南，蒋贼则屈膝日本之前，广播法西斯组织，借款购机，增兵赣闽，若不急起图之，则非特
两广苟安之局难保，抑且亡国之日可待。故红军粉碎五期进攻之决战，已决于十月间行之。届
时我抗日先遣队已迫杭垣，四川我部将越川边东下，威胁武汉，贺龙同志所部及在
湘各部均将向湘敌协同动作，而我主力则乘其慌乱之际，找其嫡系主力决战而歼灭之。若贵部
能干此时由杭、永出击，捣漳州、龙岩，击蒋鼎文之腹背，而直下福州；另以一部由湘南而直
捣衡阳、长沙，则蒋贼将难免于覆亡也。事不容缓，迟则莫及，福建之役可为殷鉴。为求事之
速成，德本两年前政府宣言之宗旨，敢向足下为如下之提议：
一、双方停止作战行动，而以赣州沿江至信丰而龙南、安远、寻乌、武平为分界线。
上列诸城市及其附郭十里之处统归贵方管辖。线外贵军，尚祈令其移师反蒋。
二、立即恢复双方贸易之自由。
三、贵军目前及将来所辖境内，实现出版、言论、集会、结杜之自由，释放反日及
一切革命政治犯，切实实行武装民众。
四、即刻开始反蒋贼卖国及法西斯阴谋之政治运动，并切实作反日反蒋之各项军事
准备。
五、请代购军火，并经筠门岭迅速运输。
如蒙同意，尚希一面着手实行，一面派负责代表来瑞共同协商作战计划。日内德当
派员至筠门岭黄师长处就近商谈。为顺畅通讯联络起见，务望约定专门密码、无线电呼号波长，
且可接通会昌、筠门岭之电话。匆促陈辞，不尽一一。尚祈裁夺，伫候回示。
顺颂
戎安
朱德手启
陈济棠自派出“使者”后，一直都悬着一颗心。直至读罢来信
——红军总司令的亲笔来信，悬着的心顿觉踏实下来。
事不容缓，必须进一步加紧同红军的联络。
10 月1 日，陈济棠又通过驻筠门岭的第七师给红军来电，再次建议：先
行会商军事问题，并催促红军速速派出军事负责代表前往广州面商。
为呼应对方的要求，周恩来选派何长工、潘汉年为代表，并约定了电台
的通讯代号。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特地调来了钱壮飞等老无线电工作者为译电员，以
确保通讯联络无误。
何长工，湖南华容人。1919 年赴法勤工俭学，192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4 年归国，任中共华容县委书记，组织开展农民运动。1927 年参加秋收起
义，随毛泽东上井冈山，历任红四军连党代表、团党代表、军委委员。1929
年6 月后，历任红五军纵队党代表、红八军军长、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委员，
参加过中央苏区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作战。1932 年3 月后，历任红五
军团第十三军政委、红军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等职。曾荣获中革军委颁发的
二等红星奖章，是一位军政兼优的高级指挥员。当时，担任粤赣军区司令员
兼政治委员、中共粤赣省委常委。而粤赣军区是与粤军最近的红军防区。其
最高军事长官何长工，自然是与粤军谈判的最佳人选。
潘汉年，时任中共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是中共与福建政府接洽的全权
代表。
钱壮飞，浙江吴兴县人。同潘汉年一样，也是一位充满神秘色彩而又精
明强干的中共隐蔽战线上早期革命家。1914 年，18 岁的他考入北京医科专门
学校学习。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医生职业便成了他从事地下工作的很好
掩护。1929 年，他根据上级指示，同李克农一起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
调查科（中统局的前身），并成为中统头目徐恩曾的机要秘书，为中共提供
了大量重要情报。1931 年4 月，当顾顺章被捕、叛变之际，从武汉发给南京
徐
恩曾的绝密电报落在钱壮飞手中，他跳上驶往上海的列车，通知周恩来、
瞿秋白等立即转移，挽救了党的不少高层领导，而他自己也通过秘密交通线，
安然无恙地进入中央苏区，并在瑞金担任中革军委第二局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