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团负责人和行政领导决定报中央。决定走的人再由组织局编队。中央政府
党团书记是洛甫，总工会委员长是刘少奇，党团书记是陈云。这些单位的留
人名单，是分别由他们决定的。部队留人由总政治部决定，如邓小平随军长
征就是总政治部决定的。我负责管的是苏区中央局的人。中央局有组织局、
秘书处、宣传部。组织局还管妇女工作。中央局的秘书长是王首道，当时机
要工作是邓颖超管的，李坚真也搞机要工作，他们三人都是随军长征的。
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留下一个领导机关，坚持斗争，叫中央分局。成员
有项英、陈毅、瞿秋白等同志，由项英负责。关于留人问题。我没有参加意
见，也未过问，是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决定的。但我负有直接责任的有四
个人，他们是毛泽罩、周以栗、陈正人、贺
昌。
毛泽罩在组织局工作，我问过博古，是否让他走。博古不同意，我就没
有带他走。以后毛泽罩在保卫苏区的战斗中牺牲了。对毛泽罩同志的不幸牺
牲，我长期感到内疚。谢唯俊也在组织局工作，我把他带走了。
周以栗曾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是李立三领导中央工作时派去
的。他是主张打长沙，攻大城市的，后来毛泽东把他说服了，放弃了攻打长
沙和大城市的计划。我在湖南时就认识他，而且很熟悉。1933 年我到中央苏
区时，他己在养病，没有工作。长征时，博古决定把他留下，我也同意了。
陈正人，原是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原来我不认识他，与他没有什么
工作关系。我到苏区时他在养病，长征时，也被博古留下
贺昌，我对他很熟悉。立三路线时，他是北方局书记，六届四中全会时
被撤职。长征前他负了伤，曾到我那里要求随军走。我问过博古，博古不同
意。后来他牺牲了。
上述四个同志当时都在养病，没有工作，归组织局管。他们可以留下，
也可以带走，病人可以坐担架长征嘛。他们如果不应该留而被留，我是负有
一定责任的。虽然博古不同意他们走，但我是组织局局长，还有一定发言权，
我可以争一下，但我没有争。
古柏，当时是江西省委决定把他留下的。我与古柏没有打过交道，但我
曾在江西反对过邓（小平）、毛（泽罩）、谢（唯俊）、古（柏），我也是
有责任的。古柏留在苏区，后来也牺牲了。
何叔衡留下，是博古他们决定的，我没有参与其事。
除了苏区中央局机关归我管以外，我还分管中央党校，从这儿调来的干
部归我负责，我把他们都带走了。长征时中央宣传部部长是潘汉年，我把这
个部的正、副部长都带走了。
中共高级干部的去留问题，就这样被决定下来。
根据“三人团”的计划，“大转移”安排在10 月底11 月初实行。由于
蒋介石已发觉红军有转移的意图，命令各路军加紧进攻，前线战局急转直下，
红军主力很可能被四面合围，不走不行了。于是，“大转移”提前了近一个
月。
蒋介石获悉中共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将突围出中央苏区的情报，是在破
坏中共上海局以后。李德这样回忆：
当时上海局的领导人李竹声和盛忠亮，在或者被枪杀或者叛变二者必居
其一的情况下，选择了后一条路，投靠了国民党秘密警察。他们供出他们一
切熟悉或者知道的情况，导致了白区很多领导干部被捕，中央和地方党的组
织被摧毁，很多重要文件被丢失。
蒋介石很可能就是这样知道了我们的突围意图，幸好只是一个大体轮
廓，因为具体的细节，特别是突围路线和日期，当时尚未
最后决定，所以也没有告知上海局。从很多情况来看，蒋介石其实已经
得到一些关于我们基本决定的情报。第一，我在上面已经提到，8、9 月分第
六和第七军团开始突围以后，国民党在后方加强了封锁区的堡垒设置。第二，
陈济棠突然递交停战声明。第三，我们从破译的电报中获悉，蒋介石指示把
发动新的大规模进攻的日期提前了一个月。
在9 月的最后几天中，蒋介石的主攻部队的确同时行动起来了。由于我
们的侦察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党和军队的领导才能及时对计划作出相应的修
改。
广昌战役后，蒋军的进攻速度尚不敢“长驱直入”，还是逐步堡垒推进，
但后来得知红军要突围，才各路军齐头并进，直驱中央苏区的心脏——瑞金。
李德制定的红军8、9、10 三个月的作战计划，依然命令红军全线抵御，
分兵把守，但前方接连而至的失利，令其惊慌失措。
林彪、寻淮洲、罗炳辉的红一、七、九军团，在福建建宁与敌蒋鼎文、
汤恩伯第二路军六个师拼杀一个星期，无力抗衡，失守建宁城。
彭德怀红三军团与敌刘和鼎第九纵队四个师交战永安失利，永安城陷
落。
敌南路军陈济棠部占领会昌筠门岭要塞。
敌李延年第四纵队占领福建连城。
敌薛岳、吴奇伟第六路军占领江西永丰龙岗。
8 月的高虎垴、万年亭驿战役，彭德怀、董振堂红三、五军团仿佛又打
了一场“广昌战役”。红军以步枪、机枪、手榴弹和大刀，阻滞汤恩伯、樊
崧甫第十、第三纵队五个师近八万人的进攻。在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下，
红军与敌血战，击溃敌军多次集团冲锋，虽杀敌数千，但红军也付出了重大
代价，伤亡二千三百人，其中干部就达六百余人。最终，广昌以南阵地全部
失守。
10 月6 日，石城沦陷。
10 月14 日，兴国县城失守。
中央苏区仅剩瑞金、会昌、于都、宁都、长汀等狭小地区，人力物力资
源濒临枯竭，中央红军的处境十分危急。
突围，——只剩下这一条路，且刻不容缓。
“大转移”乎？斯大林一道模棱两可的指令
“大转移”非同小可，5 月书记处会议虽然作了决策，但还不能最后算
数，必须共产国际同意，还得斯大林点头。这是组织纪律，也是惯例。自1922
年中共“二大”作出决议加入共产国际，中共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后，
凡重要的问题和重大决策，都必须向共产国际请示报告。
5 月书记处会议作出把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的决定以后，即通过中共
上海局向共产国际请示报告。
共产国际对瑞金这种燃眉之急的问题，并没有作出迅速的反应，迟迟没
有回电。
在尚未得到莫斯科指令的情况下，李德和博古不敢贸然执行“大转移”
的计划。正因为此，李德在制定红军5、6、7 三个月的作战计划中，丝毫没
有把“大转移”的问题考虑进去，战略上依然是六路分兵把守，试图“御敌
于国门之外”；战术上仍然是“短促突击”，打“阵地战”、“堡垒战”；
提出的口号是“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区求得战役上大的胜利”，“发展游
击战争，加强辅助方向的活动，来求得战略上情况的变更。”
一个月后，即6 月25 日，一道模棱两可的电令从莫斯科传来。共产国际
认为：
动员新的武装力量，这在中区并未枯竭；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及后方环境
等，亦未足使我们惊慌失措。甚至说到对苏区主力红军退
出的事情，这唯一的只是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
在讨论国际十三次全会和五中全会的决议案时，关于斗争的前途及目前国际
的情形以及红军灵活的策略，首先是趋于保存活的力量及在新的条件下来巩
固的扩大自己，以待进行广大的进攻，以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
这个电文实际上包含两层意思：可走，亦可不走。
这个模棱两可的指令，使博古和李德在决策上造成了失误。在8、9、10
个月的作战计划中，一方面作了“大转移”的准备工作，但另一方面，却又
依然同当时应取的战略方针相反，提出“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区”，命令
红军继续分兵守关，与敌人拼消耗。
由于博古、李德的决策错误，使红军失去了几个月的时机。
博古和李德没有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果断的决策，抓住战机实行突围，而
过于拘泥于共产国际的指示。所以当1934 年9 月中共上海局被国民党特务机
关一举破坏，中共完全失去与莫斯科的电讯联络后，就立即显得六神无主、
惊慌失措，仓促实行“大转移”。
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曾产生过积极的推动作用，中国共产党就是在共
产国际和苏联党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正因为此，尚不成熟的中国共产党，
过于迷信共产国际，过于迷信斯大林，把苏联的经验和共产国际的指示教条
化。这也正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悲剧所在。数万里之外的莫斯科的遥
控指挥所造成的决策失误，给中国共产党人留下的教训是极其沉痛的。
这一方面，“三人团”中，周恩来的感慨可谓最深。
周恩来不会忘记1926 年3 月的中山舰事件。倘若当时苏联代表团和共产
国际的顾问不是那么软弱，主张退让的话，而采纳张太雷、周恩来、毛泽东
等坚持以武力对付蒋介石的主张，也许，那段历史就要改写，可能就不会有
后来飞黄腾达的蒋介石。
1926 年3 月，以布勃诺夫为团长的苏联使团抵达广州，视察和指导广东
革命运动。
布氏在苏联享有很高声望，是苏共中央委员、苏联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苏共中央组织部成员。他是十月革命武装起义和攻占冬宫的五人小组成员。
在苏联内战期间，他作为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成员领导红军取得了多次战役的
胜利。在中国期间，他化名伊凡诺夫斯基。使团成员共十余人，其中有苏共
远东区书记库比亚克、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列普谢、苏联红军指挥员隆
格瓦、苏联驻华武官叶戈罗夫和他的助手特利冯诺夫等人。
在广州，张太雷对布勃诺夫说：“右派现在准备采取行动了，不久前他
们曾试图在第四军和第一军之间制造分裂。现在的形势与谋杀廖仲恺前夕的
形势相仿，到处都是谣言和传单。”
但是张太雷的警告并没有引起苏联使团和苏联顾问的注意和警惕。
几天之后，蒋介石便制造了“中山舰事件”。
3 月18 日，蒋介石指使其爪牙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的名义给海军局代
理局长、政治部主任李之龙传达一道命令，要李之龙调中山舰到黄埔候用。
但是，当中山舰开到黄埔后，蒋介石又矢口否认下过调遣命令，并指使他的
党徒散布谣言，说中山舰是擅自行动，共产党阴谋暴动，要推翻国民政府，
建立工农政权等。
3 月20 日，蒋介石调动军队，宣布戒严，断绝了广州内外交通，搜查了
中山舰，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团的住所，逮捕了李之龙等多人，
扣押了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这是蒋介石等国民党新
右派反对共产党，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而制造的阴谋事件，是蒋介石阴谋
夺取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最高领导权的重要步骤。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布勃诺夫使团处于被软禁状态。蒋介石派部队去东
山包围顾问团司令部，并在顾问住宅附近布置了岗哨。苏联驻华顾问团的一
位译员回忆说：当时顾问团司令部前面的小花园站了一队士兵，被缴械的卫
兵垂头丧气地站在一边，其中
一个稚气未消的士兵差点没哭出来。
不仅如此，蒋介石甚至在布勃诺夫门前也布了岗，虽然蒋知道布氏在苏
联身居要职。
事件发生后，布勃诺夫使团既没有提出抗议，也没有打算进行反击。
与此同时，广州的共产党人却作出与苏联使团相反的动作。
周恩来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副党代表。中山舰
事件后，他向蒋介石提出质问。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和聂荣臻在广东区委开
会，主张对蒋进行反击，认为从力量对比看，于蒋不利，反击取得胜利是可
能的。在李富春家中，周恩来还和毛泽东等进行讨论，大家都主张反击。
这一主张提出后，中共中央和苏联顾问未予采纳，而主张妥协让步，以
致蒋介石在军事上的地位更加巩固。
3 月22 日上午，苏联驻广州领事馆派人去见蒋介石，询问蒋介石，这是
对人还是对俄的问题？蒋狡猾地回道说：“对人不对俄。”并希望鲍罗廷速
回。
同一天，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开会，蒋介石提出撤换苏联军事顾问团
团长季山嘉和顾问罗加乔夫、拉兹贡，并要求加仑回任。
面对着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变的反革命行为和要求撤换苏联顾问的无理
要求，布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