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到来，哥哥的儿子放寒假从上海的学校里回家一看，自己的家被姑姑家的新楼挤得像个火柴盒似的。他以为住院的父亲知道此事，所以赶到医院看着病榻上的父亲便劝说道：“爸，我们用不着像姑姑家那么兴师动众地盖楼扩基，反正我将来争取在上海找个工作，把你们接到上海城里去住，再说你病着，妈身体也不好，没姑姑家有力量盖房造楼。”
“什么姑姑家造楼盖房？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她家啥时候开的工？”病重的父亲对儿子的话十分惊奇。
“你们啥都不知道啊？”儿子张大了眼睛，说：“姑姑家不仅盖房子，而且是两栋大楼哩！其中有一栋的楼墙已经貼在我们家的墙根根了。”
唐贵生一听火了：“她想干什么？我还没有死呢，她就想抢唐家的基业了？”
“你明天回去就把她给我叫医院来，我要问问她到底想做什么！”唐贵生从来不曾对自己的妹妹生过这么大的气。他叫儿子马上回去。
可儿子没能把姑姑叫到医院。唐贵生气得谁劝也不行，一定要出院回家。
“妹妹！”唐贵香一见哥哥支着拐杖从医院里回到家，知道事情不妙，便过来向哥哥说情：“本来早想对你说的，就怕影响你治病……”
“我死了，不就可以把唐家的这一点点地盘全归你了吗？”哥哥没好气地瞪着妹妹直骂：“你今天不给我把楼墙挪回去两米，你全家就给我搬回王庄的李家去”——妹妹的丈夫家在王庄。
“哥你这话就见外了，我们两个虎儿都要娶媳妇了，再说当初我倒插门也是你一再让我这么做的，我哪点不依着你？”
“依着我？依着我你还见我住院不在家就立马抢占宅基盖新楼？我还没有死呢！”哥哥越说越生气：“你今天不把楼墙扒了，我就吊死在你家新楼门框上！”
“哥你这算啥话？我也是没有办法，两个虎儿没出息，也只能硬撑个楼架子好招两门亲事。你这么着绝我后路，我也只好顾不得哥哥你的情面了……”妹妹唐贵香说完就甩了个屁股给哥哥看。
“看我病了就想让我早点死了让给你们呀？呸！”唐贵生气得顺手操起一把铁揪，气喘吁吁地冲到新楼墙根就劈里啪啦地扒了起来，—边扒一边还在嘴里骂个不停。
这唐贵香的两个虎儿见了还了得！扒他们的新楼就像有人抢他们的媳妇似的，上前不管三七二十一，逮住舅舅唐贵生的胳膊，像抓小鸡似的将他放倒在地。
“小牲畜！牲畜——”唐责生本来就有病，哪经得住两个十七八岁小伙子的一顿拳脚？当时就哇地口吐鲜血……
这下事情就闹大了。乡亲们七手八脚地将唐贵生抬到船上，送往镇上的医院。
哥哥唐贵生无奈在医院一住就又是一个月，这期间他不停地问儿子和老婆他妹妹家的楼房是不是还在盖？
儿子和老婆怕他有个三长两短，便瞒着他说已经停了。其实楼房不仅没停盖，而且还是提前了半个来月完工了。这期间妹妹一家从来没有在哥哥的病房内出现过。
“他们是跟我绝情了。”唐贵生躺在病榻头无比哀伤地长叹。
终于有一天他要出院了，儿子也要回上海上学。当唐贵生远远看到自己的亲妹妹家的两栋新楼高高地耸立在唐家宅基上，他做哥哥的那栋旧楼如同他病入膏肓的身体一样斜靠在那儿时，一向好面子的唐贵生觉得自己无脸回家，趁人不备的那一天，他带着对自己的亲妹妹无比憎恨之心，跳进了滔滔太湖……
关于唐家兄妹之间的恩怨，本该到此为止，然而事情并非那么简单。
当唐贵生在上海读书的儿子得知自己的父亲是被自己的姑姑一家逼上死路的真相后，喝了几年大学墨水的小伙子一不做二不休，请了两位律师将姑姑家的两个儿子以故意伤害罪告上了法院。那天唐贵香的两个儿子打大舅的事乡亲们都看到的，再加上医院证明唐贵生受伤住院的直接原因也是被打致伤才引起肝脏内出血。虽说后来出院了，但落下的病根再加之气郁，造成最终投湖自尽的结果。人证物证俱全，唐贵生死得冤，上升为法律之后的事就变得复杂化了，也变得简单化了，唐贵香的两个儿子因此吃官司进了监狱。刑虽不重，却使本以为在这场兄妹之争中占了上风的唐贵香大受刺激，在儿子进监狱不足两个月时便白了头。突然有一天，唐贵香走到哥哥家，抱住刚从上海回家的侄儿，哈哈大笑地禳着：我儿回来了！我要为儿找媳妇！
唐贵香从此疯了，整天追着侄儿要为他娶媳妇，害得这位大学生再也不敢回家。如今，好端端的一个唐氏家族，既见不着撑门的前辈，也见不着香火正旺的后代，一片凄凉之景，同族同村的乡亲们一提起这事，无不摇头叹息。
众乡亲们在议论时叹息着说出这样一串话：
这年头，只有自己得利才是真的，啥亲兄亲妹亲儿亲女，情早不如利了呀。今天的世界是个多变的世界。在这多变的世界里，人们的价值观在发生巨大变化。但是无论如何变化与更迭，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是无法用价值观来衡量的，它的特殊性决定着人类继续生存的基本质量。因此，我从无数！现在已经出现的严重的另类孩子问题的现象中认为，有必要重视拯救亲情这一命题。我们也完全可以把拯救亲情归结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以德治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道理十分简单，社会是由一个个家庭细胞所组成，有小家才有大家，才有国家。亲情和血缘联结了人类最小的社会单位，又联结着整个人类世界。没有和谐美满的亲情关系，人类将是一个庞大可怕的好斗动物园，倘若真是这样，人类将是所有动物界最快灭绝的一个种类。
我们谁也不期望这样的世界出现！
然而现实的情况却并非如此，当我们稍稍留意一下身边的一些人和事时，就会发现太多太多的有悖常理的怪现象。仅列举几个数据：
2000年，仅天津一个市就有500位老人要求与儿女脱离关系，理由是瞻养倒置，子女成家后反向老人索取，有的长期受到儿女的虐待；
2001年1月至4月，仅南方某省受理兄弟姐妹间因财产纠纷而引发的刑事案件205起，其中致死人命的23起、致残致伤58起；
2001年春节期间在上海、南京和北京等城市，因兄妹姐弟结婚而埋怨父母给的钱物不均引发的纠纷达380多起，为当地民事纠纷案。
所有这些现象，都说明一个事实：人们在追求生活的时尚和幸福时，渐渐把应该珍惜的亲情弃之脑后，取而代之的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唯利主义。其产生的恶果令旁人惊愕和不可思议。
值得欣慰的是，当这个忙碌的世界里人们无暇顾及成千上万的那些另类孩子，以及由此引发的越来越严重和复杂的社会问睿嗣窃独肭浊椤⒌浊椤⒁磐浊槌晌恢盅峡嵯质凳保谖颐堑耐簧缁崂铮椿褂心敲炊嗌屏己臀匏降娜嗣窃诟哐锴浊椤⒋グ模庹碜盼颐敲褡宓赖滤嫉囊桓銮敖较颉�
先从北京城说起。
有一对夫妇，男的姓叶，女的姓陈。他们住在北京城郊的东风乡辛庄村。老叶的老伴陈荣，是他30年前在大街上捡来的——那时陈荣是一个从山东流落到北京的孤儿。后来他们成了家，有了两个自己的孩子。7年前的一天，在城里做清洁工的老伴在路过王府井大街时，听到一个垃圾站内有婴儿的哭声，这个孤儿出身的善良妇女忍不住走过去把孩子抱了起来，从此再也扔不下手。这个起名为中华的孤儿成了叶家的第一个非亲生的孩子。叶、陈夫妇在这之后的几年里又在北京城内城郊，捡了4个弃婴。最小的一个是2000年国庆在东方广场附近捡到的，当时孩子已经冻僵，且是个兔唇弃婴。但陈大妈并没有因此拒绝这位后来起名为国庆的弃婴进家。叶、陈夫妇组成了也许是现在北京城内200多万个家庭中拥有孩子最多的一个家庭，但谁也不会相信，他们同样又可能是京城内生活条件最差的一个家庭。9口之家，仅有一间半房屋，全家惟一的经济来源是夫妇两人靠捡破烂换来的钱。
有人问叶、陈夫妇为什么能在自己生活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收养那么多孤儿？叶、陈夫妇说得很简单：我们也许什么都给不了孩子，但我们能用全身心的爱让这些苦命孩子得到家庭与亲人的温暖……
叶、陈夫妇的事迹感动了京城百姓。
让我们走出北京往河北走：
河北的沧州，在一个叫杜村乡小赵庄的村子里，有一位叫苏玉祥的农民，收养了沧州监狱服刑犯的17名孩子。苏玉祥原来是当地一位小有名气的农民企业家，属于小康家庭，可是自从收养这么多无家可归的孩子后，他的企业垮了，所有的积蓄全部用在了支付孩子们的生活和上学费用上。曾有几次因为眼看家中揭不开锅时，苏玉祥悄悄跑到沧州城内的医院去卖血换回给孩子们的食物。即使这样，几年来，苏玉祥与妻子也从来没被困难吓倒过，他们宁可自己挨饿卖血，也要保证不让17个孩子受到丝毫的亏待。
苏玉祥的行动感召了周围的许多人。他的一位家住天津市的朋友，舍去退休在家享清福的悠闲生活，主动跑到沧州来帮助苏玉祥料理17个孩子的生活和学习。
如今这个特殊家庭里的亲情，浓浓又融融。虽然苏玉祥为了抚养这么多孩子每天都有可能面临缺钱缺米的尴尬，可我无法设想那些原本流离失所、被人歧视的罪犯子女们还能寻求到比这儿更安全、更温暖和充满爱意的家了。
然而我的结论有些过早。
在陕西榆林市的靖边县，也有这么个中年汉子，他靠一身好手艺，在那个贫困的黄土高原上辛辛苦苦挣得90万元钱，先后收留了46位孤儿。并非这位名叫马国成的黄土高原的汉子钱多得没处花，其实他也有权利用挣来的钱享受一番，或者分给自己的兄弟姐妹。谁都知道马国成从小是个苦命孩子，他要过饭，啃过树皮，挖过野菜，在18岁前的慢长日子里没有尝过一次白面馒头是什么滋味。后来改革开放他靠手艺挣到了钱，但他在感受到社会变化的同时，心头也一直有件事从没有放下过，那就是在西北地区，无论是城里还是乡村，还有太多的流落在街头与村口的孤儿弱童……马国成怎么也忘不了他有一次在县城的一家小餐馆吃饭时，竟然先后有8个衣不蔽体、骨瘦如柴的讨饭流浪儿在他面前行乞。
这位刚刚富起来却没有来得及过一天幸福日子的西北汉子，倾家荡产，又借了50多万元，建起了一所总投资140多万元的马国成孤儿院……
马国成的事迹在北京青年报登过。可后来在采访中我才知道，仅在陕西省，像马国成这样收养孤儿的行善者就有好几个。他们是省公安厅的张淑英女士、三原树庄的郭建华等，他们不仅收养了数以百计在西北监狱服刑的罪犯子女和流落到西部的流浪儿，而且建起了我国第一批已成规模的孤儿村。许多人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里多次见到的那个叫黑豆的孤儿命运，就是最早进孤儿村的孩子。黑豆无爹无妈，乡亲们都因为穷而抚养不起他，这位可怜的小男孩子因此吃东家宿西家，等到张淑英、郭建华他们找到小黑豆时，这5岁的孩子身高不足90厘米，体重仅有15公斤。小黑豆进了孤儿村，不仅有了善待他的爹妈，现在也进了学校读书。
与靖边县遥隔秦岭一山的河南三门峡，这里到处可以听到人们在传颂一位大妈认贼作子的故事。
这位大妈名叫田淑敏，原是东北人，1973年她和丈夫带着11岁的女儿和9岁的儿子响应国家支援三线建设的号召，从沈阳机床厂调到三门峡豫西机床厂工作。说起田大妈认贼作子，还得从她痛失儿子的事开始说起。那是“文革”刚刚结束，有一天田大妈和厂里的一位熟人聊天时谈起自己的丈夫在文革中因受冲击一直没有涨上工资，十几岁的儿子齐伟在一旁听着听着，琢磨起要为父母出气的壮举来——他竟然去偷了厂领导家的东西。结果，小齐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被判盗窃罪处以一年劳教的刑罚。
“我的儿子不是贼，他心眼不坏。”那一次，田大妈虽然心疼地看着儿子进了劳教所，但在她心目中，儿子仍然是世上最好的儿子。
一年后，儿子齐伟从劳教所出来后，即如换了一个身份似的，处处受到外界的歧视和冷落，小偷也成了他的大名。“妈妈，咱家搬家吧！搬得越远越好，永远离开这个鬼地方……”一日，儿子跪在母亲的跟前哭着乞求道。
“这孩子，你疯了？我和你爸整天在单位里有忙不完的工作要做，你瞎搅乱什么呀？”那时一心想着工厂工作的田大妈，根本没有把儿子绝望的哭求放在睱里，还以为浑儿子又不知在想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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