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码，可我知道自己学习这个样，怎么也达不到她心中的那个目标，你想我还会有啥出路？除了出走，我留在家里不是被逼死也会给他们逼疯的……叔叔，你能指条路给我吗？”
“呜呜呜……”女孩又伤心地痛哭起来，一双瘦削的肩膀剧烈起伏着。
“你自个儿出来，没想到父母会有多着急？”我想起以前报道出走中学生在外面遭遇不幸的事件屡有发生，不由得为眼前的这位女孩着急，便催促她：“出来时间不短了吧？赶紧先跟家里人联系，别让他们满世界找你，弄出个好歹那多不好！”
“我不想回家……”女孩低着头，好像特别坚决。“我知道自己考不上大学的。只要考不上大学，我妈和爸就会觉得永远丢了他们的面子，所以我回去了日子也不会好过的。”
“那总不能在外面到处流浪呀！何况你都体验到了，就是当乞丐也未必能填得饱肚子……”
女孩抬起汪汪泪眼，那乞求的目光让人不无怜悯：“叔叔我知道你是好人，你能帮我找个大学上？听人说北京的大学多，民办大学也行。我想上大学……”
真是一个难题。这女孩的话我明白，她是想以自己的努力来证明她是有能力成为一个大学生的，而她强烈上大学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在挽回自己命运的同时替她的父母挽回脸面。
可我无能为力——这比帮助一个贫困大学生要难得多。
“发文凭的大学都得经历统一考试，我对你的请求无能为力。”我掏出300块钱——这样的事在我写完《落泪是金》后经常无可奈何地需要去做，这绝非自我标榜何某如何慷慨，而是出于一种良心与习惯。“这点钱够你回家的路费，你先回家，把高中读完，然后再努力考大学，考上最好；考不上还有明年……”
“没有明年了！叔叔，我妈她非要我考上清华不可。我哪有那能耐？回去就等于死路。我宁可死在外面，也不愿让父母逼死……”
“这……”我感到无计可施。
“叔叔谢谢您。谢谢……”女孩突然起身向我鞠了三躬，转身过了府右大街。这时几辆103路公共汽车和一行首长车队开过，我呆呆地看着这位与我交谈了半天的小女孩从视线中消失……
当日我把所遇向单位的同事们一说，有人喇讽我又当了回东郭先生。可我仍然相信这个女孩讲的是真实的。因为我在采写《中国高考报告》时，曾经遇到这样的被父母逼出家门而到处流浪的孩子不止一两个。我宁可相信这一回又是真的而非被人所骗。
因为我知道在今天的中国，那些望子成龙的现象越演越烈。为了把自己的孩子送进清华、北大，培养成哈佛女孩的家长们，几乎都快疯了。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在为孩子寻求前途还是在给孩子掘墓……
中国恢复高考已经二十多年，它的功绩举世瞩目。但随着人们对子女的期望越来越高和教育本身存在的诸多问题，高考这条独木桥上造成的百姓心理负担也越来越严重。由于家长们过度的期望和大学门槛的狭窄，到底有多少孩子因为受到家庭的严厉威逼而出走家门，多少孩子在自己亲生父母的棍棒鞭子下伤身断命？好像没有人统计过。不过有人统计过这样一组数字：每年中国有将近100万15岁以下的少年儿童死亡，其中有两万少年儿童是非正常死亡，而其中又有三成左右是属于中小学生在家庭的环境里非正常死亡的。我想这家庭环境下非正常死亡可能多半是属于父母们在望子成龙背景下用严酷的拳棒鞭打致死的。还有一个数据是：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少年儿童失学、辍学，而在这个数字中间有高达四成是属于忍受不了家庭高压最后放弃上学机会的。
去年发生在浙江金华的徐力杀母事件，是一件最具严重性和典型性的事件，引起了江泽民总书记的关注，并在2000年2月1日发表了关于教育问睿奶富啊�
徐力出生在一个普通工人家庭，母亲吴凤仙是金华县食品公司的职工。由于徐力的父亲长期在外地火车站工作，徐力从小到大基本靠母亲细心照料。徐力母亲工资不高，便靠帮别人加工点毛衣赚些钱供儿子读书，让孩子过着吃穿全包，一心读书的生活。徐力平时读书还是很努力的，但因为在后来的激烈竞争中渐淅在班上排名落后了，母亲便开始对徐力不满。有一次家长会，徐力母亲得知儿子在班上的排名已经落至18位时，便回家狠狠打了儿子一顿。徐力喜欢！球，母亲对他说：你要是再踢球，我就打断你的腿！徐力感到来自母亲的压力无法忍受，委屈的泪水只好往肚子里流。2000年新学年开始不久，有一天徐力从学校回家看了一会儿电视，母亲就在旁边大骂：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还有脸看啥电视？给我关掉！再不关看我不打死你？徐力望着母亲那副凶狠的脸，仿佛眼前站着的不是自己的母亲，而是一个恶魔。他终于忍不住了，久压在心头的怒火变成了绝望的反抗，只见他拿起门口的一把木柄榔头，完全失去理智的他朝正在绣花的母亲头部猛击……直至将自己的母亲打死才觉出了一口恶气。
这位中学生残忍地杀害亲生母亲的事件经《人民日报》披露后，立即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新华社和《光明日报》连续发表社论。而随后我们在新闻媒体上陆续看到一批像徐力那样因无法忍受家长施压而杀害亲人的恶性事件，正如新华社评论员所说：近年来，因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导致学生出走、轻生；家长施压，教师体罚和殴打学生，甚至造成学生致残、致死等恶性事件时有发生，到了刻不容缓，需要制止、刹禁的地步。
徐力确实不是惟一的因家长高压而造成孩子走上极端的悲剧人物。
去年4月2日，年仅8岁的北京房山区琉璃河二年级小男孩王闯，因为没有完成课堂作业，被43岁的母亲骆淑萍用木把笤帚打得遍体鳞伤，最后导致肾功能衰竭经过医院紧急抢救后才保住了小命。他母亲在被押送监狱的路上痛悔莫及地说：我只是想让他接受教训，可哪想到……
像王闯母亲这样的仅想教训教训的家长心态，而最后逼使孩子不是出走就是伤残甚至死亡的恶性事件，应该说是导致无数中小学生特别是正在向大学门迈进的广大中学生对生命、对人生失去信心的结果。从本质上讲，这些孩子的家长的内心并不残忍，可他们采用的手段和后果则是无法想象的残忍。而他们的孩子正是在这种在他们看来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的摧残中渐渐产生心理扭曲，最后常常导致不可收拾的恶性事件。
去年我在采写《中国高考报告》时，有一位北京籍的女中学生跟我袒露了她心头的那份对自己的母亲仇如火焰般的情绪，可以说颇为典型。她说：“我至今弄不明白天下的父母是不是都像我母亲。那你说她不爱我吧，从小是她一把屎一把尿地将我抚养长大，可如果说她爱我吧，我却觉得被逼得我甚至没有一点儿人性了。不瞒你说何老师，我都已经离家出走过三次。你问为什么？不为什么，我觉得，如果不离家出走，我准会举刀向自己的母亲砍去……”
见我摇头，这女孩只好对天长叹。
其实细想起来连我自己都不相信：“我怎么会有心杀自己的亲生母亲呢？但她确实逼得我几次想杀了她。”在一个咖啡厅，在一曲莫扎特的忧伤旋律下，女孩向我透出了久积在她内心的那份绞痛：
“其实我知道这也不是什么特别丢人的事，反正高中同学中离家出走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女同学中也有很多人。你问为什么一定要出走？自己家里还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是嘛，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到了高三，不知外国人是不是这样，反正我看中国人都是一个德性——全疯啦！学生疯啦，家长疯啦，老师疯啦，总之全变得疯啦！
我是重点中学的，中考结束后以为到了重点中学就可以松口气，哪知天下中学一般黑，重点中学更是黑。我现在才不相信啥重点不重点，如果要说重点中学的优势，就是把全市全区我们这些智商稍高一点的从小学到中学更能适应应试教育的做题能手集中到了一起，培养成再高一个档次的做睿苁侄选�
信不信由你们。我到重点中学后的全部感觉就是这样，而且这里搞考试工场还给你高戴一顶堂皇的帽子：你们在市重点，就是说你们是中学中的高才生，大学的门对你们开得最大，多做题，做难题，是你们理所应当的任务。嘘，老师和校长们说这些话时从来气昂昂的，好像那些举着大刀砍人的人从不觉得自己心理有什么不对似的。
如果让我现在选择高中的话，我不会满怀激情地想上市重点的。近三年的经历，我所体会到的重点就是比别人更残酷地在摧残我们这些花季少年而已，十分可悲的是，不知上面的教育局、市领导和社会上对我们这样的重点中学还那么吹着捧着是为了什么？高一高二两年，我们的所谓重点就是用两年的时间赶出高中三年的课程来。进入高三后，整整一年时间便是没完没了的做题。啥叫没完没了？我们生活中有人对重复三遍以上的事就叫没完没了，可你们哪知道天下谁有没完没了的事？就是我们高三生面临的考试那才叫没完没了呀！我真想对电影导演冯小刚说一声，他应该拍我们中学生的考试，那才真正叫没完没了呢！
中国的什么民族最大？是我们考试族呗！世界上什么人最辛苦？是我们考试人呗！
每天全市百姓还在呼呼大睡时，大街上有两种人在奔忙，一是打扫大街的清洁工，二就是我们这些背书包的高三生。你6点进校门别以为就是早的了，比你早的已经在教室里上了近一个小时的自习了——老师天天表扬这些同学，就是为了提醒那些6点后才到的学生。6点到8点间的两个小时，常常显得很精彩：老师进门瞅一眼就溜走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小憩酣睡去了，而我们教室里总能听到那些惊天动地的呼噜声哈哈哈，开始我们都会取笑打呼噜者，后来几乎所有的人都变成打呼族后，便不再有人取笑了，倒是大家一旦听到某某人呼噜震天时，便悄悄向周围的人嘘一声：轻一点，别吵醒他（她）。瞧，你看我们多团结一致！这是逼出来的，因为老师不会关心、家长也不会关心我们这些最辛苦的考试人。
8点以后开始上课了。于是数理化、文史政的任课老师便一个比一个能说会道地开始向你轰炸。这个说数学是所有高考中最重要的科目，数学学好，理化就能自然而然的带起来；那个说语文是高考成败的关键，有的考生之所以没有考上重点大学，原因就是他们的作文分落了下来，所以语文课抓得好不好，不仅是文科生的重头戏，更是理科生的关键所在；这个说数理化靠的就是多做题做难题，那个说文科的关键是背题记题；这个说世界上没有一种考试不是靠做题来判别优劣等生的，那个说大学录取的重点与非重点就在于考分的高与低——所有的话语组成一个意思：考试做题是你们惟一选择，也是惟一的出路。
开始一个月两个月里还真有些临战的感觉，但渐渐我们发现，之后的几个月中，老师除了把已经做过的难题卷子或者不知从哪儿找来的怪题卷子让我们重复再做外，并没有什么新鲜玩意儿让我们觉得有十分必要去努力的，无非就是熟之又熟。而剩下的就是人为造成的那些高考紧张空气。什么这个月搞倒计时、下个月搞最后冲刺，再下个月就搞决一死战——黑板报、操场上、饭堂内、广播期叭里，还有宿舍走道，到处贴满、写满有关时刻准备高考的口号标语什么的，使你如临战场，或者像进入火葬场的殡仪馆，即使不是你亲人死了，可一听那哀乐就感到悲切一样。
从6点进校到下午6点离校的12个小时里，我们所有的感觉就是在监狱或者说是在有监工的资本家工厂里做苦役。总算回家了，可是高三生的家比监狱和有监工的资本家厂子还黑暗。吃饭时你想轻松—下，顺便了解了解国家大事，你刚刚把电视打开，母亲就瞪着眼睛：不是说好了，高三时天塌下来也不要管外面的事嘛！在这样管制下，美国轰炸我驻南斯拉夫使馆的大新闻，就有很多中学生根本不知道。谁轰炸谁啦？我们班上就有好多同学在几个月以后才关心起这件事，而且闹出了不少笑话。你瞧我们的家长怎么说的。我那个亲爱的母亲就这么说：天塌下来，有我们顶着，缺粮了，也有我们去张罗乞讨，可是高考的事只能靠你自己，我们没法替你。你不专心准备高考，对得起谁？
在母亲的严管下，我在家里的另12个小时，被禁闭在自己的小屋里。而那小屋原来还是让我感到非常温馨和舒服，因为这是我的小天地，可以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