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在高处无弹窗免费在线阅读-第5部分-吉米小说网

　
　几年前，我在《美国化与法国病》一文中谈到美国化背景下的“法国病”。现在有必要谈谈“美国病”了。和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中国同样受到了美国文化的影响。影响有好的，也有坏的。好的是价值，坏的则是病。病有很多种，在这里我只谈“物欲症”。
与此论题相关的是，《新周刊》杂志曾经做过一个有关成功的专题，指出现代社会有三粒毒药：性自由、消费主义和成功学。在我看来，这里的三粒毒药实际上是两粒。如果将成功学与消费主义合二为一，就是流行性物欲症。人们通常会为两件事忙碌，一为性欲，二为物欲。性欲不用学，物欲却是不断模仿出来的。两者的相同点是，凡事走到了极端，都难免成为毒药，或精尽而亡，或物极
必反。
美国人不太认同欧洲人的闲适生活，他们放弃了时间而选择金钱，美国追求的是“麦当劳”而不是“麦当闲”，正如中国人因为勤劳的秉赋常常忘记最真实的生活。美国人自我嘲讽：在中世纪，世人的精神支柱是高耸入云的哥特式大教堂，而在当今的美国文化里，唯一能和哥特式大教堂比肩的，便是超级购物中心。像是得了“精神上的艾滋病”，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人们在意志力方面纷纷丢盔卸甲，丧失了免疫力（见《流行性物欲症》）。
物欲症对美国社会的损害是显而易见的。哪儿都不像哪儿，当公民转变成了消费者，大家想到的是“独自打保龄”，而将公民责任扔到了一边。与此同时，贫富分化使阶层重新出现，伴随着社会的两极分化，低三下四、卑躬屈膝的经典姿势偷偷摸摸地回来了。
擅长谋生，却不会享受生活。自从变成物质人类以后，睡觉和做爱都得先吃药片才行。未来好像也被偷走了。在美国，每个孩子一年收看近四万条电视广告，平均每天110条。商人的目的就是给孩子打上烙印，消费儿童。美国的教育专家因此抱怨孩子们被当成了可以收割的商品作物。
最关键的是，物欲症偷走了人们的时间。人类学家英格力希？鲁克说，“从表面上来看，一个三岁的孩子似乎与我们的文化没什么联系，但当这个孩子回过头对他的妹妹说，‘别烦我，忙着呢’，这就值得我们深思了。”起早贪黑，仿佛大家每天都很忙，就像《爱丽斯漫游仙境》里的小兔子一样不停地看表，不停地嘀咕：“没时间说你好，没时间说再见，我来不及了，我来不及了，我来不及了。”物欲症带来的是“时间荒”，人们因为物欲而丢失了原本属于自己的时间。就这样人为物所奴役，人为物所谋杀。
速度，永远是速度。《旧金山纪事报》曾经嘲笑美国是个朝着微波炉大吼大叫，仍然嫌它速度太慢的民族。不断地更新换代同样让人们患上了“喜新厌旧症”，“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感染了社会上每一个人。正因为此，有人满怀乡愁？？如何回到原来的价值观，长久地住在同一套房子里，长久地保存重要的东西，并且彼此忠诚，这已经是稀有的生活。
高速度的改造并没有给人们带来全然舒适的生活。全球性的交通拥堵早已经让人心烦意乱。有篇南美的小说是这样写的：堵车让交通陷入瘫痪状态，由于短期内毫无改变的迹象，司机们纷纷放弃了汽车，徒步到邻近的村落寻找食物。最后，他们不得已在道路两旁种起了庄稼。在车龙动弹之前，有人怀上了孩子，接着孩子呱呱落地……
罗马哲学家塞涅卡说，“茅草屋顶下住着自由的人；大理石和黄金下栖息着奴隶。”如果不明白物欲症对一个社会的损害，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当年特里萨修女路过美国时，会感慨那是她一生所到过的“最贫困的地方”。
半盘西化的中国，正在感染“美国病”，而且有过之而无不极。物欲横流的社会，恐惧几乎成了贪婪的同义词。当美国人开始自省贪婪已经感染了整个社会的时候，我们同样看到，在欲望高涨的年代，糟糕的并不只是贪婪，还有害怕。害怕在别人眼里显得不成功，害怕自己赶不上邻居。早已经衣食无忧的人们，总在为自己不如他人富有而悲叹不已。浮躁的年代，已经消耗了大量树木与纸浆的成功学，早已经失去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昂扬与纯朴，成为一种祸害。如《新周刊》所说，按照现在的成功学逻辑，如果你没有赚到“豪宅、名车、年入百万”，如果你没有成为他人艳羡的成功人士，那么你就犯了“不成功罪”。
回想中国的战时共产主义阶段，“全民皆兵”，整个国家像是一座兵营。而今天，从政治回归经济，当你到书店里随便走走，可能会感受到另一种形式的“全民皆兵”。在那里，满眼都是成功学著作，诸如“像红军一样崛起”、“像八路军一样壮大”、“向解放军学习”等主题的管理类书籍，使创富变成了一场场战争。
有人说，中国现在有两种人，一种人已经做稳了房奴，另一种想做房奴而不得。没房子的自然想着有房子，处于焦虑之中当属正常，然而那些有房子的人同样活得忧心忡忡，因为他们想要更大的房子。关于这一点，美国人就是这样想的。而且，美国人心知肚明？？如果全世界都像美国人那样生活，那我们得再多几个地球才行。
鲁迅说，浪费别人的时间等于谋财害命。那么浪费自己的时间呢？事实上，在全民创富、围着钱转的时代，因谋财而自害其命的事情天天都在发生。这也是德国青年卢安克十年如一日在中国支教，感动了许多中国人的原因之所在。在卢安克看来，现代人大多过得可怜，因为他们天天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然后用钱买回一堆其实并不十分需要的东西来安慰自己。生命长远，但若是为了得到所谓的社会承认而永远要做不愿意做的事，不如生命短暂，做了自己愿意做的事。
需要追问的是，当我们花费一生中最宝贵的时间换回一大堆死后并不带走的东西，在我们和这些东西之间，究竟谁占有谁？是我们占有物品，还是物品占有我们？
如何超拔于一望无际的物欲与喧嚣之上，得物欲与成功之外的自由？这样的时代常常让我想起亨利？梭罗，那位在瓦尔登湖畔离群索居的思想者。梭罗坚称，“如果我像大多数人那样，把自己的上午和下午都卖给社会，我敢肯定，生活也就没什么值得过的了。”梭罗同样看破人类文明的悖谬与困境，“如果一个人因为喜欢树林，每天在树林里度过半天时光，那他可能被人看作是流浪汉；可要是他全天做个投机者，锯光树木，让大地光秃秃，人们却把他看成是勤勉进取的好公民。”
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像流浪汉一样自由？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碎步徜徉于梭罗笔下郁郁葱葱的树林？在那里，简单生活不被视为一种堕落，勤劳的人节制勤劳。在那里，你可以坐在时间的溪水里垂钓天上的星星，不必终日奔波于风尘。看大地寒来暑往，四季消长分明；看种子播撒信念，古树支起苍穹。
　

　为情侣求饶　＇本章字数：2181　最新更新时间：2011…01…21　14：24：04。0＇
　
　1973年，墨西哥著名导演奥图鲁？利普斯坦曾经拍过一部名为《贞洁堡垒》的电影。据说该片改编自墨西哥的一件真人真事。主人公加比雷尔？利玛为避免自己的家庭受到外部“肮脏世界”的污染，他纪律严明，从不让妻子和三个孩子走出家门半步。整整十八年，为了这个位于墨西哥市中心的“城堡”的“纯洁”，他甚至将三个孩子的名字分别改为“将来”、“乌托邦”和“意志”，以此表明他包办孩子的精神、思想与未来的钢铁意志。
任何一位心智正常的人都不难发现，这里所谓的“贞洁城堡”，不过是一幅基于自闭的幻象，而且这座城堡是建立在剥夺他者权利的污泥浊水之上的。
之所以在文章开篇介绍这部影片，是因为几十年后的今天，就在我们身边，仍有不少大学试图为学生建造这样一座“贞洁城堡”。
比如，武汉理工大学某学院曾经出台一则新规定：如果发现有胡乱践踏学校草坪，或是在学校公共场所与恋人搂抱等有损于学生干部形象的不良行为，将被撤职。
对于“禁止践踏草坪”这个规定，我是一直不太能理解的。这不是因为我有破坏草坪的欲望，而是因为走遍世界许多地方，发现草坪通常都是给行人歇息、野餐或晒太阳的地方？？否则，我真想不出这草坪还有什么更重大的意义。若为绿化，为何不直接种树？遗憾的是，这草坪在中国更多只能是个形象工程，而非生活工程。
本文我更想谈的是“禁止恋人搂抱”，这种规定着实毫无新意。为此，你甚至不用追溯到奥威尔笔下“性欲是思想罪”的极端年代。另一条新闻是南京林业大学勤工助学的学生，戴上红袖章巡视校园，一旦发现校园情侣有过分亲昵的行为就要及时上前提醒、制止。南京林业大学负责人对此表示，校园巡视岗解决了近百人的助学岗位，又承担着维护校园文明环境的职责，是团委工作的一大创新。
有学生在网上诉苦：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学校里戴红袖章的越来越多了。以前还只是周一到周五的白天有人巡逻，现在居然一周七天无论白天还是黑夜都有人巡逻！我和男朋友只不过坐得靠近了点，就被他们说：“同学，请好好坐！”据说，有男生只是给女生擦个眼泪，也要被端正姿势。
端正不了一个人的思想，就试着端正这个人的姿势，这同样是一种暴力。大学如何成了培养“小脚侦察队”、“老太婆在看着你”的地方？实话实说，看到这样的新闻，我首先同情的不是那些被惊扰的学生情侣，而是参与了这种勤工助学的学生。若非为贫困所迫，相信他（她）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做这种并不体面的工作。如果有机会端正自行车的姿势来贴补学业，他（她）也绝不会去端正其他情侣的姿势。因为情侣们用的这些姿势，年轻的“红袖章”们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用得着。将心比心，将姿势比姿势，恐怕届时也并不觉得有何猥琐可言。
想必世间一定有一种人，喜欢以偷窥者的角色进入广场，看到别人快乐，自己就会心痛。否则，你就很难想象，为什么校园里有情侣在亲昵，而校方却要派人去端正姿势了。奇怪的是这些管理者，他们在电影里看到才子佳人们在大街上亲昵不觉得猥亵，甚至会在心底里高呼爱情的美好，人性的欢娱，而到了校园里看得满眼的却是“不洁”。试想，一双男女，在阳光下拥抱、浅吻，这世间还有比这更温暖的风景么？遥想巴黎，最常见的动人景象不也是男男女女之香颐软吻，有时候你甚至会在地铁里看到上了岁数的人在那里亲热。为什么不试着理解这些沉浸在幸福中的人？至于姿势问题，我倾向认为，两个拥抱的人，更像是互相绑住了双手，他（她）们对社会没有进攻性呢！
有网友留言，这个规定让大学里的“日租房”变得火爆了。如此情景，让你不得不怀疑出台这些规定的人，或许是“日租房”公司的托了。
不要以为我在妄言。如果你到校园里走一走，就会发现，如今大学里的“日租房”广告在数量上早已超过了纵横四海的“办证”广告。明眼人都知道这些广告是为谁服务的。而之所以有此繁荣，不外乎两个主要原因：一是人性要舒展；二是学校无条件。
前者，大学生基本上都是成年人，有着正常的性心理与爱的需求。虽然社会并不鼓励他们过早涉足男女之事，但毕竟现在社会开放，大学生不是都已经允许结婚了么？和过去不同的是，今日大学早已不是革命时期的军营。大家来到学校只是为了完成学业，而非做圣徒。只要不触及法律，他们有权享有对自己身体的自治。
后者，现在的大学宿舍还没有达到人性化居住的程度。记得我在法国上学时，即使是本科生，学生公寓也都是一人一间；而在中国，大学通常都是六到八人一间，即使是博士生，也是两人一间，这意味着每个人都没有自己的私密空间。一年前，北京理工大学一位叫修良章的博士生发公开信退学，导火索即是因为他与同住的另一位博士生无法相处，而又无法调换宿舍。如其所述，好在他只是“绝食抗争”，没有学习当年叱咤校园的马家爵。
《大公报》主笔王芸生在抗战时期曾经写过一篇奇文？？《为国家求饶》。在文中，王芸生一求“只要有钱捞，什么坏事都敢做的官僚”；二求“这几年财也发够了的国难商人”；三求“那些非官非商亦官亦商以及潜伏在大团体里的混食虫们”，在全民抗战的国难关头，“请你们饶了国家吧！”王芸生在写这篇文章后仅四、五年的光景，国民党就失去了江山。
这个冬天的早晨，我无法像王芸生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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