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窝鸟蛋一样装在一个鸟巢里。所谓“覆巢无完卵”，当国家分崩离析，社会难免随之彻底破碎。
至于后者，则主要发生在大革命年代。在革命政权初立之时，乌托邦理想还在，为了开辟新生活，革命者往往会重新计算时间，笼统地将此前的社会定义为“旧社会”并加以彻底否定。也就是说，革命者不但要建立一个新国家，而且要建立一个与传统割裂的“新社会”，以此表明革命的必要并展现革命的成果。这种激进主义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已经表露无遗。激进的革命党人肆无忌惮地否定自己的传统，以至于像爱德蒙？柏克这样的思想者忍不住奋笔疾书，在英伦写出《法国革命论》这样的长篇大论，责备同时代的法国人是在“做没有本钱的生意”？？既然你否定历史上的一切，你这个民族就只好从此白手起家了。
回想新中国六十年沉浮、两个三十年的消长，其成败得失莫不在于国家与社会有着怎样的关系。基于对权利的普遍信仰，今日中国社会一点一滴收复本当属于自己的领地，重新确立国家与社会以及社会与个人的边界，也是中国当下最真实、最有希望的革命。文明的累积、历史的加法、秩序的演化与拓展……恰恰是这场“新革命”，在告别过去的“不断革命论”，使几乎陷于绝地的新中国在社会自由自我的生长中开始脱胎换骨，一个满眼生机的“新新中国”将由此应运而生。
唐德刚说，中国需要两百年穿越“历史三峡”，直下宽阔太平洋。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我的脑海里常常浮现出另外一幅图景：中国就像一艘夜航船，过去是在黑暗的海洋上航行，周围是黑的，船上也是黑的。而现在呢，船上开始有了照明，船舱里还有人开party、上网、恋爱、大声歌唱，普通人的日子似乎过得亮堂舒展了，但周围还是一片黑暗的海洋。
至此时，人们更关心的问题是：社会虽已灯火通明，中国向何处去？而正在崛起的社会，能否把握这艘中国航船的方向？
第二部分：自救与自由
1 ＇本章字数：156 最新更新时间：2011…01…21 14：30：39。0＇
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易卜生
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胡适
每个圣人都有过去，每个罪人都有未来。？？王尔德
集中营是用来干什么的？ ＇本章字数：5233 最新更新时间：2011…01…21 14：31：08。0＇
缘？起
我曾在思想国网站上设计了一个问答，“集中营是用来干什么的？”这是一个微乎其微的测试，但是我希望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分析。
相关留言林林总总。比如，集中营是“用来关押革命党人的”，“用来上政治课的”，“关押被视为死人的人的地方”，“集中关押人的思想，扼杀每个人的幻想”，“集中营不过是把人生按了一个快进键而已”，“用思想体系杀人”，“孕育仇恨与敌意”，“让活人变成僵尸的场所”，等等。
当说，上述回答各有精彩。不过，如果大家细心一点，就会发现多数回答都不约而同地“站到了施虐者的一边”。我是说，答问者没有从被囚者的角度来思考“集中营是用来干什么的”。而这一缺失，正是本文之关键所在。
逆境中积极生活或抵抗
或许有朋友会辩解说，“我们并没有被关在集中营里。”显然，这一解释并不成其为理由。毕竟，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也没有参与集中营的建设。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如果我们将施虐者比作信息发送者，将集中营比作媒介，将囚徒比作信息接收者，那么，只考虑施虐者“拿集中营做什么”无疑是不全面的。就像我们被问及“报纸是用来干什么的”时，有人会站在发行商的角度说“报纸是来卖广告的”，也有人会站在读者的角度说“报纸是用来获取信息的”。正因为此，我强调在回答“集中营是用来做什么的”时，不能忽略被囚禁者的立场。
当然，有人会说，买报纸的人是主动的，进集中营的人却是被动的。这种反驳无疑是有力的。然而，谁又能说我们不是在有限的选择中最后被动地买了报纸呢？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生便是一种逆境，谁不是被扔到这个世界中来的？所谓“积极生活”，亦不过是超越了被动与困境，在别无选择中积极选择罢了。如果我们只是将集中营当作人生的一种境遇或人的条件，我们便更应该考虑在此环境中囚徒要做些什么，而不是环境在做些什么。
进一步说，面对“集中营是用来干什么的”这一问题时，如果我们局限于复述集中营的某种罪恶，以为这是它的全部，而忽略了囚徒的生活（信息反馈），那么这种回答就是一种消极回答，至少它是不全面的回答。而这种被人们不经意间忽略了的“信息反馈”，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我把它理解为“在逆境中（积极）生活或抵抗”。
众所周知，没有反馈的传播是不完整的，反馈使信息接收者变成了信息发送者，使受动者变成施动者。当这种反馈是积极的时候，我们可以将此解释为人在接到源于逆境的改造信息后，开始以自己为信息源，试图改造逆境。换句话说，在集中营里，囚徒变成了信息发送者，纳粹军警变成了信息接受者，此时，集中营变成了一种为囚徒所用的媒介。对于囚徒来说，从解码到反馈（编码），他至少有两次积极生活的机会。
如前所述，从自由或人生的角度来说，无论生活在怎样一个国家或时代，人的一生都像是在“集中营”里度过，集中营是人的境遇或条件。法国人说，“生命是一次没有人能够活着逃出去的冒险”，似乎也给我们的生活罩上了某种末日情绪？？逃出去了也是死。然而，当我们试着乐观地看待这一切，不难发现许多人仍然活着逃了出来。否则，为什么每当我徜徉在巴黎的奥塞博物馆里，总能在《吃土豆的人们》里面闻到文森特？凡？高先生的鼻息呢？当然，如你所知，这里逃出来的不是肉体的凡？高，而是凡？高的积极生活。积极生活是凡？高生命的一部分，正如我关于这个世界的思考与写作也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一样。
几部电影
卢梭云，“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我的朋友黄明雨先生最近在给我的信里更进一步，“人心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肉体的枷锁之中。”在我看来，人生不过是一次漫长的大逃狱。我之所以说它是一次大逃狱，是因为它实际上包含着无数小逃狱。关于这一点，或许我们更应该将敬意投向朋霍费尔先生那样的人物，只有他在狱里狱外，都能自由生活。朋霍费尔虽是个教徒，但他关心地上比关心天上多。他积极参与各种社会生活，冒险犯难，将宗教生活还原到人的内心。在纳粹横行时，朋霍费尔从美国回到了柏林，甚至参与了谋杀希特勒的行动。朋霍费尔是在盟军解放的前几天被绞死的。临死前，同室的囚徒去向他道别，他说：“这个终点对我来说，是生命的开端。”殉道者的一生，一天一天，勇敢而平静。
或许同样是出于渴望自由的天性，我时常在平凡而芜杂的生活中，留心搜集一些关于集中营或监狱生活的影片。尽管狱卒或军警的恶行令人触目惊心，时常撞伤我的眼帘，然而我真正关心的，是一个囚犯如何积极生活或抵抗。所以，在所有同题材影片中，《肖申克的救赎》更让我心动与感恩。在我心中，这部电影甚至会让《勇敢的心》变得黯淡无光。
由梅尔？吉普森执导并出任主角的《勇敢的心》取材于历史，描述的是苏格兰民族英雄华莱士反抗英格兰的殖民统治的英勇事迹。影片结尾，让人无限伤感，英勇的华莱士高喊“Freedom”被杀了头；《肖申克的救赎》叙述的则是一个入了冤狱的银行家如何前后花了十九年的时间挖地道出逃的故事。从某种意义上说，场面宏大的《勇敢的心》叙述的是集体解放，明修栈道，终于功败垂成；而《肖申克的救赎》叙述的却是个体自救，暗渡陈仓，善恶有报。
谈到个体自救，有人可能立刻会想到索尔仁尼琴的有关批评，“鱼群从不会为反对捕鱼业而集体斗争，它们只是想怎样从网眼里钻出去。”当然，我并不低估散兵游勇的鱼各自穿越网眼的价值。显而易见的是，索尔仁尼琴的批评并不适合银行家安迪？？他出逃后不但没有一走了之，而且撕破了整张渔网。
人类充满艰辛劳苦，不时在希望中走向悲怆。从集中营到古拉格群岛，不难发现，一个国家的群体解放若不是建立于个体自救与精神独立的基础之上，难免会将这场解放异化为在不同监狱之间转移人民的游戏。就像乔治？奥威尔笔下的《动物庄园》一样，尽管拿破仑猪赶走了人，解放了曼纳庄园的动物，宣布了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是用不了多久，有权有势的拿破仑猪便会学人一样直立行走、高谈阔论，把曼纳庄园变成一座“美丽新监狱”。事实上，从纳粹覆灭到苏军进驻，东柏林人便是经历了这样一场“狱间转移”。
“你们自由了，这是西德领土。”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当许多西方政治家与特工沾沾自喜，吹嘘自己的贡献时，柏林人却置之一笑？？对于他们来说，柏林墙见证的不是冷战等宏大的字眼，而是数以万计小人物穿越网眼的故事。从主观上说，他们各救自身，但在客观上却起到了集体冲破渔网的效果。柏林墙之所以倒掉，是因为即使是那些实施“庸常的邪恶”的卫兵，都要跳到西边去。如有论者指出，正是无数小人物以自己的生命和觉悟，书写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传说，而这个传说的名字就叫“自由”。只有此时，你才能明白，人们对自由的追逐，不仅解放了被囚禁者，也解放了绑架者。对自由的追逐因此不是一场胜负归零、你死我活的游戏，而是寻求共同解放的伟大征程。在上帝死去之后，人因为对自由的求取与不懈的自救使自己成为神明。
德国影片《隧道》很好地还原了历史。当无数家庭和恋人被柏林墙阻隔在自由与不自由的两个世界里时，哈里、弗里希、弗雷特、贝克等人为了把滞留在东德的亲人带到西柏林，在柏林墙下挖掘了一条长145米的地道。正是这种群起的、不约而同的自救，让“有史以来的第一堵不是防范外敌，而是防范自己人民的墙”（肯尼迪语）变得千疮百孔，弱不禁风。
“今天，我们都是柏林人”，肯尼迪的声音犹在耳边。同样是今天，在柏林墙倒塌了十五年之后，当我再次路过柏林墙旧址，那片阴郁的历史早已烟消云散，我所见到的只有舒适闲散的日常生活。当年岗哨森严、禁止偷渡的护墙运河上面，漂泊着几艘锈迹斑斑的游船，而运河两岸，早已长满了绿草鲜花。
永不绝望
有位叫杨笃生的青年，在听说广州起义失败后给马君武写了封绝命信，然后跳江而死，胡适的朋友任叔永的弟弟也因为生活艰难投井。两位青年的自杀，让胡适感慨不已，“此二君者，皆有志之士，足以有为也，以悲愤不能自释，遂以一死以解，其志可哀，其愚可悯也。余年来以为今日之急务为一种乐观之哲学，以希望为主脑，以为但有一息之尚存，则终有一毫希望在，若一瞑不视，则真无望矣。”胡适一生是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他写的兰花草一诗，标题即为“希望”。
人，应该在希望中栖居。但是，为什么我们总是习惯站到施恶者一边去想集中营能做些什么呢？相反，我认为人应该思考的是自己要做什么，而不是逆境要做什么。或许，这才是《肖申克的救赎》给予观众的最大收获。“有一种鸟是关不住的，因为它的每一片羽毛都闪着自由的光辉。”一个热爱自由与幸福的人，一个把自己的一生当作远大前程的人，应该始终如一地保有一种“关不住”的精神，为那自由的春色，在人生的逆境之中，勇敢地红杏出墙，关心自我实现，追逐自己的命运。勇敢的人，应当对罪恶视而不见。
在索尔仁尼琴笔下，有一种出墙者是“坚定的逃跑者”。
“坚定不移的逃跑者！”索尔仁尼琴写道，“这是指那些坚信人不能住在笼子里的人，而且对这个信念一分钟也未曾动摇过的人。这种人，不管让他去当个有吃有喝的监狱杂役，把他放在会计科或文教科，还是安排在面包房干活，他都始终想着逃跑。这是那些从被关起来那天起就日夜思念逃跑、梦寐以求逃跑的人。这是铁了心决不妥协的人，而且是使自己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