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腐块大的地方当年六个人是怎么挤过来的？
对这里的回忆首先冒出来的是饥饿、屈辱和痛苦，但也不全是这些东西，要不然这批囚徒就没法心智健全地从这里走出去。是什么支撑着他们在这样极端恶劣的环境里精神没有崩溃？应该是对自由的向往和对幸福的期盼一直在滋润着他们的心田。再极端的环境里，也会有对自由和幸福的憧憬，这应该是一种无法窒息的本能，也是心灵自我保护的一道屏障。
一些被饥饿淹没的记忆慢慢浮出了水面。
眼前浮现出那个没有被饥饿完全主宰的年轻人正倚着铁窗，精心构思，在一针一线中倾注着心愿和柔情，那一幕永远不会在他的记忆中消失。
就在这小小的囚室里，怀着对自由的渴望和对战友的思念，当年的他曾无师自通地飞针走线做起了女红，用一只已不能再用的破帆布手套做了一个微型手提包，彩线是从帮司机擦拭汽车的棉纱中找到的。在不到巴掌大的细帆布上，右上角绣着一轮皎洁的明月，在深蓝色夜空的衬托下这轮明月显得又大又圆，画面上的深蓝色夜空，在外形上被设计一只展翅振飞的小鸟，正带着那轮明月走进千家万户；左下角绣的是在绿叶和粉红色小花簇拥下，一朵硕大鲜红的牡丹尽情地绽放。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正值月缺花残最甚之时，他内心产生的却是与眼前现实截然相反的希冀，是花好月圆的情景。在提包的另一面绣的是“幸福”二字的汉语拼音，这不仅是一个囚徒心底里希望幸福的直白，也是使他不为任何磨难所困的支撑。提包里面还绣有时间和地点：73。3。J。S（1973年3月。京山）。有一双鞋垫，上面绣了一对展翅的雄鹰，下面是绿草，上面是彩云，雄鹰在蓝天上自由地翱翔，他是在勉励自己心灵不要为囚室所困，要在精神的天空里永远像鹰一样自由。对战友的思念和祈愿也表现在这种小手工中，有一个小手工是仿当时流行的筒子包，在这筒子包上他绣了两条不惧风浪、在大海里遨游的小鱼儿，尽管有风浪不断地打来，但它们义无反顾、一往直前，把扑打过来的浪花远远地抛在身后。在他心里是把两个最好的战友——燕丹妮和舒国良比做这两条小鱼，愿他们在大风大浪里永远向前，并且真诚地祝福他们能永远并肩前行，如果他们真能走到一起，他一定要设法要把这个小筒子包作为礼物送给他们，在那小鱼旁边绣着“Xin”，这是一个汉语拼音的“心”，只要到了他们手上，他们一定能明白他的心意。这当然只是他的一个心愿而已，这个小筒子包最终没能送出去，只能锁在那白沙洲的一个难友送给他的小铁盒里，作为心愿的一个痕迹静静地躺在那里了。
“李老师，在这里照张像吧。”不知什么时候走到门口的小陈把他从回忆中拉回。
能够在当年关押自己多年的地方拍下一张照片的机会是很稀罕的，有的难友已经故去，有的难友可能因为生活的重压而无暇再到这里来，更多的难友根本不愿意重新面对这不堪回首的故地，那段历史在他们的心中是一个永远的痛，他们可能已没有了再看这伤口一眼的勇气。如果不是因为要写下这段历史而到这里来寻找记忆，如果是再晚几年才萌生此念而这里已夷为平地，如果这里一直还是战备监狱或者这里已改建作为它用，这张照片就是不可能的，这将是一张不可多得的照片。
小陈按下了快门。
照片上“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的警告清晰地留在身后的墙壁上，诉说这废墟曾是一个什么地方。这语言是具有最高智商的人类才会对同是上帝的子民的同类发出的威胁，上帝对他的子民何曾有过这样的语言？这只不过表现一个权势者君临天下才敢有的霸气。在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世界里，有权和自以为有权对人这样说话的人，其实已经面对或迟或早一定会降临的灾难。
照片上一个年近六旬的男子身着一件小格子短袖衬衫、一条浅色的长裤显得笔直挺拔，他直直地站立在那里，外表上他显得比他实际年龄要小，仿佛已经重生。尽管这间曾经阴暗的小屋给他留下太多痛苦的记忆，在他脸上却看不到昔日的沧桑，他精神矍铄、一脸阳光，这阳光本来就一直在他心里，那怕是在他人生最黑暗的时分。这阳光就是对生活的热爱，就是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就是坚守着做人的底线和保持内心的尊严。他从不曾对自己完全绝忘，对自己不绝望就是对生活不绝望，对生活不绝望生活就绝不会抛弃你。不绝望，心里就会有阳光，心里的阳光会让任何意外降临的灾难变得不那么可怕。
三十三年前的一个深夜，就在这里，他的心脏已被涌入胸腔的空气从左侧挤压到了右侧，在去县医院的颠簸路上，心里的阳光让他在呼吸困难和大脑供血不足时仍然保持了心绪的宁静，他在那个时刻想到了宇宙的深邃和人类前行的艰难。内心的阳光让肉体的苦楚变得容易忍受，他一脸安详地端坐在医生面前，以至于那年轻的医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陷在错误的诊断里走不出来。
三十三年后他又站在了这里，这次是作为一个历史的过来人，想为历史留下一个见证，这是他三十三年前不可能想到的。
之二
沿着长长的走廊，慢慢走过一间间牢房，他努力回忆曾囚禁在里面的一张张熟悉的面孔。
他想起了贺翊章老人。
当时这里传言贺翊章老人就是电影《孟良崮》里，那个老奸巨猾的国民党74师参谋长的原型，在看守嘴里就是一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战犯，是一个妄图颠覆社会主义中国的现行反革命。其实他只不过曾经是国民党74师58旅上校副旅长、一个对共产党心悦诚服地举起了双手的旧军人，1973年时只是一个可能是在一个不太恰当的时候回乡探亲的港客。这位背已经开始弯曲但还是可以依稀看到军人气质老人始终说他是冤枉的，不是台湾派来的特务，也没有做任何触犯刑律的事情。他说他当初刚放下武器时，曾受到规格很高的礼遇，陈毅和林彪先后接见和宴请他们一行人并且去留由他们自己决定。就是因为感念这个礼遇，后来在武汉遇到正在招兵买马的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白崇禧要他当参谋长他都坚决没干。到香港后他一直是被看作是亲北京的左派。心想回大陆探一下亲不会有什么事的，要知道是这样他怎么也不会回来。为了加强对贺的监督，这里安排了一个在那一刻内心失却了阳光的人同他关在一起。这位老兄曾不无得意地说他的英语在老人的帮助下有了怎样的提高。但这一点也不妨碍他东拼西凑、移花接木地编造出一份看似对贺翊章老人有杀伤力的材料，这位老兄因此立功。贺翊章老人不久后押回武汉，李乾永远也忘不了最后一次看到老人时所见到的那双战战兢兢和无奈的眼睛，以后他再也没有听到过有关这位老人的任何消息。
他想起了一个比他早几年关进来的囚徒。
这位在建国初期就官至武汉市某系统的负责人，行政十四级，离高干的行列只有一步之遥。为了能尽快跨过这个坎，他要进一步表现自己对组织的忠诚和坦白，主动交待了在新四军五师突围后曾在一个老乡家里住了半年，这老乡当时是国民党南京警察局的一个下级官员，他万万没想到此举让他跨进的是监狱的大门而不是高干的行列。组织上有理由怀疑当时发生的一些五师官兵被捕和遇害是不是和他有关？在调查中也有人提供了对他不利的材料。而他所提供的能够证明他清白的证人不是已经不在大陆，就是只说一点模棱两可的话。最初一段时间还有人来问问他，后来就基本上没有人管他的事了，他的问题无法证明也无法否定，在有罪推定的思维下，谁也不会放他，谁也不敢放他。他就这样被撂在了牢房里，偶尔有人来找他也只是外调他人问题的。谁来找他外调他就向谁诉说，没有人来外调他就找看守诉说，时间长了，看守也烦了，告诉他现在不可能解决问题，等到台湾解放再说吧。在这遥遥无期的等待中，这位曾经的官员十几年如一日，一直坚持“原则”同牢房里的坏人坏事作面对面的斗争，检举揭发号子里面的对政府不满的言论和违犯监规的行为。他说他是在接受组织上对他的考验，在特殊的地方发挥特殊的作用。当然如果有人把食物弄进了号子，他是绝对要吃的，但吃到肚子里后他绝对是会主动检举此事并承认自己的错误。这是一个从形体到心灵完全扭曲了的人，唯一让人感到可以忍受的是他大都是当面检举揭发的。有同他的关系相对近一点的人私下里问过他：很可能你真的有事，你这样做没有一点用。就算你真是被人冤枉的，你这样也不能解决问题，成天戴着一张面具说着言不由衷的话累不累？这位资格最老的囚徒长叹一声说：兄弟，我心里苦哇。后来听说这位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老兄，最终还是被无罪释放了，这当然与他在里面同坏人坏事作斗争的表现无任何关系。
他想起这里的一个神秘人物。
名字一听就是临时编的，他一个人住一个号子，晚上门不上锁，吃的饭是看守从干部食堂端来的，抽的是高档烟，只干一点最轻的活。传言他原是武汉市委的一个什么长，犯下一桩什么严重的政治错误。但他有极强的原则性，任你怎么套，他从不向任何人透露一点案情，也没有一点特殊犯人的优越感，就像一个和善的长者。有时旁边没有杂人时我还敢在他面前大放厥词，他也只听不应声。他吃不完的东西，规定是要交回去的，有两次他偷偷给了我。他在这里只呆了不长一段的时间又神秘地消失了。这个神秘的人物在这里被议论了很久。
他想起同他曾在汉口第二监狱内的第一看守所一起关过，又在这里一起放过羊的王振友。
这是一个“7。20事件”后，在奉命逮捕负有血债的百万雄师作战部副部长汤忠云时，因汤的拒捕而不得已开枪的公安干警。每次传见（由看守把囚犯家里人送来的生活必需品传递进来，家人不能见面，故称传见）时，捧着老婆送来的物品他都会黯然神伤，先是强忍后是簌簌流下的泪水挂满腮前。这位有多年党龄且在侦破重大案件中数次立功的壮汉，经常在这狭小的天地里转着圈时会突然仰天长叹一声，然后不停地摇头：怎么会是这样？他说他是执行公务，是在受到威胁时的自卫。他说在进来前，刑侦处的老处长对他说要相信组织，在清查“5。16”、“北决扬”以后，汤忠云已被当作“英雄”宣传，他自然就是杀害“英雄”的凶手。他问怎么突然间坏人成了好人，好人成了坏人，忠于职守的警察怎么一下子成了罪犯，人世间怎么没有了是非？王振友在蹲了九年大牢后被判六年有期徒刑，不知那多坐的三年牢给了个什么说法没有？最终能走出这监狱总是他所期盼的，在这期盼终于成为现实时，这位忠于职守的公安干警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复杂心情？
他想起那个胎死腹中的冒险计划。
在来这里一年多后，眼前的饥饿和未来的莫测，让这里的囚徒内心产生过不少冒险的念头。长时间相处后对彼此的人品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使得交流某些危险极大的想法成为可能。下面是他和一个比他年龄稍大一点的难友之间断断续续进行的一场对话，那人叫映川。
映川：66年串联你去过那些地方？
李乾：当年一心搞革命，就只三次到北京，除此之外哪里都没去。
映川：我去过越南。
李乾：你怎么会想到那里去呢？
映川：抗美援越，去打美国鬼子（大笑）。
李乾有点不解地看着他。
映川：打他妈的×。文革前我就把中国的事看透了，是想先到北越再到南越，再寻找机会以南越为跳板跳出去。
李乾：跳出去？跳到哪里去？你在外面有亲戚？
李乾没法想象这个难友在那样一个年龄时就有这样的想法并付诸行动，心里不仅有好奇，还有一定程度的钦佩。
映川：有鬼的亲戚，先跳出去再说。只要不是跟北京关系好的地方都可以。
李乾：这件事怎么没搞成呢？
映川：运气不好，在北越呆了三天，人生地不熟的，凭我们几个自己瞎闯肯定到不了南方，就想在当地找一个向导。我们是有准备的，身上还带了点“黄货”，就用几个金戒指去请向导，没想到那个王八蛋前脚收了老子的东西后脚就把老子“水”①了。后来越南的政工人员用各种方法反复审问我们为什么要到南越去？我们一口咬定是要打美国鬼子。审不出结果他们也不敢把我们真的怎么样，最后把我们交给了中国大使馆，被送了回来。
李乾：听起来很有点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