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面前我没有顾忌了。陈队长绝少到车间来找人做私活，如果来他肯定是先开票，我清楚他对有些人贪小利是很反感的。我把昨晚在监号和在中队部的情况，除开当时我心里是怎么想的外，如实说了一遍。
“你呀！“他似乎猜到了我心里面是怎么想的，陈队长在听了后说了一句。
我不做声，等着他后面的话。
“就这？”他好像也在等我后面的话，看我不再做声就问。
“就这。”我说。
“再没有别的了？”他又追问了一句。
“再没有别的了。”我肯定地说。
“那好，你先进去，再委屈一晚上。”这话语中似乎有点歉意。
“给他把镣下掉。”这是他走之前对值班员说的一句话。
禁闭室的门关上了，刚才强忍着的眼泪一下子哗哗流了出来，“再委曲一晚上”这话说得我心头发热。到这里来了三年了，从未听到这样充满了理解、认同、关切的语言，这六个字不停地在我心中撞击，撞得我热泪长流，撞得我心绪难平，这是心灵渴望已久的甘露，却又是梦里也不敢奢望的春风。这是一颗心对另一颗心的理解，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认同，是一条生命对另一条生命的关切。在这样的环境里，身边能出现这样一个人，我还有什么可要求的？连我自己都感觉不到委屈，大概是潜意识认为在二十年的刑期面前，这一晚上根本不算什么。但他感觉到了，他想到了，更重要的他明白地、直言不讳地说出来了。在这一点上他比我还细致、还敏感，还无顾无忌。我想到古人说的“士为知已者死。”
第二天上午，我出了禁闭室。
“给你换个环境。”在路上陈队长说。
“到哪？”我连忙问。
“一队。”他淡淡地说。
“太好了。”真是做梦也没想到能离开三队到一队。我一点不掩饰自己的兴奋。
“你要先到三队去办个手续，高兴放在心里，在那里说话注意点。”陈队长提醒我。
“知道。”这点常识我有。
在三队办公室里，几个干部一脸的阴沉，上次这位贾干事几拳头把那个铣工打到了一中队。在三中队总被看着不顺眼的人，到了一中队就被当成了宝，他很快就成了生产和技术骨干，成了一中队技术最好的电工，这次一脚镣又要送走一个了。在这个队整整三年，我踏踏实实地干活，只要不是逼得太甚，可以说是逆来顺受，更没有伤害任何人，从上到下，我回避和任何人的冲突，只想与世无争地平安服满刑期。在选举先进票数最高的情况下榜上无名，一点也不觉得谁在委屈我。我像个鸵鸟似的把头埋在自己的世界里，屁股任人踢任人打，只是一脚踢得疼到心里去了的时候，忍不住小声喊了一下，喊时还尽可能地克制，不愿让旁人听到，怕旁人听到了心生尴尬。没想到这一脚把我踢出了三中队，踢到了一个我一直希望去的环境，真是因祸得福。我骨折在号子里养伤时，指导员在中队大会上批评说有人不注意安全，出工伤影响了中队的声誉。在这个队三年，我没做任何让中队面子上过不去的事，除了这一次没能看到缸体从背后倒下来，给中队增加了一个工伤事故，这是我在这里做的唯一一件有损三中队荣誉的事了。哦，还有一次，就是毛主席逝世时我要求犯人也能举行一个追悼仪式。现在我要离开这个队了，在心里我对你们说一声：对不起了。
办完了手续，最后队长说了一声到了一队好好搞。望着他我感激地点了一下头，他是三中队唯一对我有好感的人。
从三中队队部出来，只几步就到了一中队队部，一中队的队长和指导员都在办公室。
陈队长向一中队的两位主管作介绍：这个犯人根据我的了解，各方面表现都是不错的。实验中学的学生，文化素质比较好，犯的也不是歪门邪道的事，现在文化班做数学教员。三队那个环境他好像不太适应，换个环境会好一些的。
我完全没想到的是到一中队后是一路顺风。一开始就分到技术性最强的发动机组，以后又几乎每个小组都转到了，对整个汽车修理的全过程了解得一清二楚，不仅是生产上的骨干，中队技术课的教员，被人戏称为“机械油子”，“液压专家”。而且还是小组长、中队积委会②的副主任、中队生活用品的管理员、大伙房伙食管理小组的成员、《新生报》写稿小组的成员，头衔多得让不少犯人眼红。我和少数几个犯人的照片挂在哨兵的岗棚里，这是几个特例，喊声报告，不用管教带，一个人就可以出监狱大门。我也没有让信任我的人失望，除了生产上动脑筋解决了不少多年没有解决的问题，降低了费用提高了效益外，多次的火警中我不顾安危冲在最前面。记功和减刑也开始青睐我了。李乾还是那个李乾，我做人的底线还是那个底线，是这里的价值观念发生了一点变化。这才使我那不多的知识有了一点用场，我的一些做法使这里避免了一些事端。我的着眼点是不让事端发生，而不是发生了后去汇报。我的这做法受到一些管教的欣赏。用一些难友的话来说：在武昌监狱，你李乾是要雨有雨，要风有风。
然而，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终于有一天，也许是我脑袋发热，到底没有管住自己的嘴，在新来的监狱长面前说了句直话，谁知竟被看成是向监狱长权威的挑战，被他视为必须要严加打击的挑衅，这是他决不能容忍的。他信奉只要我整你，就一定能整出你的问题来这个屡试不爽的信条。监狱长要整我的要求在第一次时被中队顶住了，当时中队的指导员年纪比他大，资格比他老，指导员对我太了解了，因此敢说话：别人没问题你怎么整？整不出问题来怎么收场？
这监狱长很有耐心，他耐心地等，在他表现他的耐心时，我还以为那是他的豁达和肚量，在给同学的信中还有过对他的赞许。终于在我出狱前的一年，老指导员心脏病突发过世，新指导员上任，监狱长等到了他的好帮手。这位指导员曾恨恨地说：他妈的，有的犯人老子叫他叫不动，李乾一喊他跑都跑不赢，他比老子说话还管用。他一直想用把我整下去的方式把他的威信树起来，但他知道很多管教对我印象都不坏，又没有抓到我任何把柄，对把我整倒没什么信心。监狱长给他打气说你给我整，我在你背后，你怕什么？这句话让他信心大增，感到胜卷在握，并且还是他日后升迁的契机。随即他们合演了一场名为揪“武昌监狱黑社会总后台”的那样一部削头适帽的恐怖剧。一时间，李乾成了武昌监狱的焦点人物。令他们意外的是囚犯们竟敢一边倒地拦住政委为我鸣不平，这在武昌监狱是从未有过的。连这位指导员一手圈定的“积委会”也与他离心离德，背地里对他不屑一顾，他孤立我的某些措施就是落实不了，而他向积委会发的任何指示我很快都能知道。难友们的举动让我感动的同时也让我担心这样会不会帮倒忙？我一再劝阻但没有用，让人想起一句老话：公道自在人心。以手握生杀予夺大权的监狱长之尊，组织了那样一个庞大的班子，下了那样大的决心，付出了那样高的成本：全中队一半人停产办集训班，另一半人生产，半个月后轮换。许诺只要能揭发李乾，任何人的任何问题都可以一风吹。这个决心是空前的，阵容是空前的，措施是空前的，但最后的结果也是空前的。这位监狱长大人怎么也没想到会在一个普通囚犯面前以惨败告终，不仅没有达到把李乾送到恩施的劳改农场去强制就业的既定目的，最后竟以此为导火索，赔上了他头上那顶乌纱帽。
这是一个奇迹，这是一个不可想象、不可思议的奇迹。我十分清楚，这个结果并不是必然会发生的，哪个庙里没有屈死的鬼？这是幸运女神的眷顾，固然最后化了那样大的气力也没找到我任何值得一提的问题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最重要的是陈队长在关键时又伸出了援手，在决定我命运的时刻秉公直言；是监狱长的拔扈让新来的政委忍无可忍，要通过李乾的事来出一口心里的恶气。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我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绝对不是仅仅为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囚犯他们会如此较真。最后，怎么样看待李乾竟成了监狱当局两派力量的分水岭，成了最后摊牌的导火线，这是谁都没有料到的。
1985年12月14日，我如期顺利出狱，家人借了一辆小车去接我，除了一箱子书，什么都扔在了那里。那天上午，一大群难友不顾中队的禁令来送我，直到在二道门被哨兵拦住，当着那一脸阴沉的监狱长的秘书的面，他们向我做出各种表示好样的和胜利的手式，在这里这大概也是绝无仅有的。
在我离开武昌监狱的几个月后，政委在全监狱的积极接受改造分子代表大会上说：个别干警偏听偏信，把积极接受改造，一直表现不错的犯人打成反改造分子，说成是武昌监狱黑社会的总后台，我们把这个错误纠正过来了。
不久后这位一意孤行的监狱长黯然地调离了武昌监狱，那指导员则调到生产科当了一名普通的干事。
注释
①抠错了胯子：武汉方言，胯子指大腿，抠错了胯子本意是说痒的腿没抠却抠了不痒的腿，引伸为搞错了对象，有一个笑话说；一先生在麻将桌子上坐了几天几夜，突然感到腿被蚊子叮了一口奇痒难忍就去抠。谁知抠了半天，腿被抠出了血也不止痒，再一看，原来是抠到了旁边人的腿上。
②积委会：全称是“接受改造积极分子委员会”，是当时劳改队在狱警监管下的犯人自我管理组织，以中队为单位设置，经全中队犯人投票选举并经中队部审定产生。
第三十一章 错位
“刚才陈队长来找了你的。”我一回车间就有人对我说。
“他说没说是什么事情？”
“没说。”
“样子急不急？”
“好像不怎么急。”
尽管听到的回答让人的神经稍稍放松了一点，但我还是有一种不祥的感觉：可能我不知不觉陷进一个会吞没我的漩涡里面去了。
几个月前，陈队长召集我们几个人开了个会，他讲的话我还记得很清楚：
“现在准备成立一个伙食管理小组，由三中队的袁队长负责，还有朱司务长，再加上每个中队的一个犯人代表，一共五个人。最近伙食费总在超，但对大伙房的伙食反映并不好，伙食管理小组的任务就是督促大伙房精打细算，堵住漏洞，把伙食办好。以后大伙房每个月的报表要你们签名后财务室才认。再搞不好，超支部分厂里再不报销了。”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以前我对伙食问题不怎么关心，对从京山那么恶劣的环境里走过来的人来说，眼前的伙食够可以了，碗里的菜好一点差一点，多一点少一点都无所谓，只要没有饥饿的威胁就行了。现在挂了个伙食管理小组成员的名，就不能不在意了，但不得要领，几个月了，不见伙食有什么改善，开支还是居高不下。头两次月末去对过账，在袁队长的主持下，大伙房保管室的吴世民手里的账和朱司务长手里账一笔对一笔，没有任何差错，每张发票上都有他的签字，第三次仍然如此。但我听到的反映却越来越多，越来越强烈。我这个伙食管理小组成员全厂上下都知道，并且被认为在三个犯人中最管用，就连中队的管教也在我面前说那个朱司务长上任前，小孩吵着要吃馒头都舍不得买，当了几个月司务长后小孩连肉包子都往地下扔。虽然说的有鼻子有眼，但仅仅凭这样一些传闻我不敢瞎猜。
伙食办得确实不怎么样，伙食费也没怎么降下来，我开始留心一些具体的数据。随着了解情况的增多，我有点退缩了，感到事情不简单，我们的伙食费肯定有漏洞，并且跟司务长有关，问题是他同时兼着大、小两个伙房的司务长。我不清楚这会涉及到哪些人的利益？我面对的谁？我先以为只是改进伙房的工作，现在看来完全不是这回事，如果我认真管下去，会不会把陈队长也搅进来，肯定会有人迁怒于他，毕竟他不是这里的主要负责人，有些事他说了不算。还有，我和他之间是专政与被专政的关系，他不可能完全信任我，我也不可能把心里面的想法全部说出来，而他们之间是同志与战友的关系。会不会又出现上次在三队时的情况：为了他我必须闭嘴，而他又因为我不开口而惩罚我。最后，我认真的结果是他受影响，我也未必能落个全尸。
想起一个右派给我讲的个故事：
当年孔子带着一帮弟子周游列国时，走到一个前不沾村后不挨店的荒野之地时已过正午，一行人肚子早已饿得咕咕叫。正在着急怎么解决肚皮问题时，突然发现不远处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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