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与求索 作者:李乾- 第47部分

我以为这发言和环境没什么冲突，没注意到大组长的脸色有点阴，也没注意到整个会场的气氛有点变，更没有注意到中队的涂管教是什么时候到我旁边来的，他面无表情的听了我的发言。我还以为我的发言蛮得体，水平起码比那些人要高一点，对人怎能想怎么扣屎盆子就怎么扣呢？

晚点名开始了。各小组的人站在自己的床铺前，由组长清点本组的人员是否到齐，然后按顺序向值班的管教报告。

“报告涂干部：钳工组××人到齐。”

“报告涂干部：电工组××被管教股叫去检修线路还没回，其余××人到齐。”

“报告涂干部：车工一组××人到齐。”

……

报告完毕后，这位涂管教不紧不慢地开始了训话：

“今天晚上大件组和车工二组一起开了个批判会，这个会开得非常好，大家发言非常积极，对反改造分子同仇敌忾，有的还能主动说出自己的错误，自己说出来的，我们一律不追究，不仅不追究还要表扬他。这个批判会狠狠打击了反改造分子陈新安的嚣张气焰，这样的反改造分子只要他敢露头，我们就坚决地把他打下去，决不手软，要让反改造分子在我们三中队成为过街老鼠。有意思的是我听到一个与众不同的发言，这个家伙一口一个我以为，你以为什么？你以为你还是造反派？你以为你就比别人聪明？我告诉你，你不要搞错了地方，你要夹起尾巴，老老实实改造自己，要不然陈新安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

这是当头一棒，我一下子有点懵了。

全中队犯人的目光不约而同地都集中到了我身上，几小时前那点在知名度上的小小得意早已无踪无影，你还以为你能超然于现实之外，你还以为你的发言不左不右，你蒙得了谁？到劳改队只来了六个小时，就被打入了另册中的另册，这大概也是一项纪录吧。这个批判联会是不是一种刻意的安排？就是要看看你在“大是大非”面前的表现，这想法在脑海里一下子闪出来。

这位涂管教的寥寥数言，就给我头上戴了一顶无形的帽子——反改造分子。那些一心想立功减刑的改造积极分子们立刻盯上了我。第三天下午我正清理铁屑，有人来通知我到办公室去见指导员。

“李乾，你干了什么违犯监规队纪的事？你要老老实实说清楚。”　到办公室我还没站稳，指导员劈头就问。

“我没有违犯什么啊。”　在脑子搜索了半天，实在找不到有什么违规的地方。

“没有？”

“没有。”

“你好好想想，昨天下午你在宿舍里把一包什么东西偷偷摸摸给了别人？不要以为你们的动作隐秘，再隐秘也逃不过广大积极接受改造犯人的眼睛。给的是什么你要如实交待。”

“王××要洗被子洗衣粉没有了，我就包了一点洗衣粉给他。”经指导员的提醒，我想起了这样一件事。

“是洗衣粉？”他有点不相信。

“这里除了洗衣粉还有么事可以用纸包着给呢？不信你可以问王××。”我一边回答一边想难道你怀疑是炸药？

“是洗衣粉也不能给，你一到劳改队就拉拉扯扯，你这样下去还得了？不允许你们之间相互赠送，下次再发现有这样的事，我们要严肃处理。“最后他这样警告我。

从中队办公室出来，我的“同行”在不远处等着我。二人同行制是这里的一项制度，除在劳动岗位和在宿舍区外，到任何地方去都必须要有两个人一起，这两个人彼此称作“同行”，这同行由政府干部指定，通常是一个积极改造的配一个消极改造的，我的“同行”肯定是一个大积极分子，现在我已领教了劳改队相互监督，看来我的一举一动都有人盯着。

车工也学得不顺心。我的师傅文化程度不高，他的那点车工手艺大概来得很不容易，来自他师傅的口传身授，他看得很重。我学艺心切，想尽可能的学得快一些，但这位师傅从不回答我的任何提问，我怎么样也讨不到他一个笑脸，不管我上班前的准备工作和下班时清洁卫生如何到位。好在我喜欢看书，一本《车工工艺》几天就被我翻烂了，休息时间就把报废的车刀拿去磨，手上慢慢有了一点感觉，时间不长磨出来的车刀就像那么回事了，他不在时就找点废料练操作，他操作时我就在旁边琢磨，有时他只是知其然，我已悟到其所以然了。

一次加工一根车床的主轴，主轴前端的锥孔的精度要求很高，小拖板上他调了一整天都没有调出来，晚上要加班，他去吃饭时我运用几何知识试着调了一下。他来后我要他试一下，他试着走了一刀，用标准模具一测，他有点傻眼：合格了。不几天又有一个同样的活，他同样搞了一天没成功，就盯在旁边，饭都叫别人送过来，想看我是如何操作的。如果他拿下面子问我，我会告诉他，其实说穿了一分钱不值。但我不愿意让他轻易地就知道了，心想平时你保守到了可笑的地步，是个车工都知道的东西也不肯说，我凭什么要主动告诉你？他在旁边我就是不动手，在他去解小溲的那一会我又调好了。他看准了我是有意的，就对我公开刁难。我不吃这一套，去找生产组长，要求和师傅打对班，此时我才学了不到六个月，这是没有先例的事。

这位组长不敢决定，跑去找队长，在考了我一些应知应会后队长同意了。车间不少人为我捏了一把汗，这台车床主要是加工发动机上的曲轴，出一个废品不得了，感谢上帝保佑，我的运气不错，有人想挑毛病都找不到机会。

打对班半年后，中队调我到大件组做划线工。我清楚，这对我个人是惩罚、对车间生产是需要。大件组的划线工在旁人看来是一桩又苦又累、没什么技术但责任却很大的苦差事。三百八十斤的毛坯缸体要一个人搬上搬下，还要在划线工作台上把这笨重的家伙竖过来横过去，六个面的线都要划到。说责任大是因为划线是第一道工序，出了废品十有八、九责任在你，有人报废了三台缸体加了一年刑期。惩罚我的原因是因为不能积极靠拢政府。一年来我没有主动到办公室去过一次，从不向他们汇报任何情况。这是他们很恼火的，但我又没有什么毛病给他们抓。而车工是技术活，不少人想往车工组钻，让这样一个反改造分子呆在车工组怎么行呢？。

说是需要是因为已有的一个划线工是一个嘴巴能说，又能靠拢政府的大积极分子，可惜他不争气，不仅在生产进度上经常拖大件组的后腿，而且还屡出质量事故。有人说如果严格一点，他可以不买手纸揩屁股，报废单就够他用了。由于积极靠拢政府，他哪个月只报废了一台缸体，中队还要在全队面前表扬他，说他这个月的质量不错。他成天叫唤缸体划线怎么累，怎么难，他忙不过来，要加人，在中队部点名要我，中队就汤下面，把我调去划线，既惩罚了我又打开了生产上的瓶颈。

这师傅倒是一点都不保守，巴不得我立刻能独立操作好让他从这苦力活中解脱出来。我一过去就热心的给我做示范，看他手忙脚乱地忙了整整64分钟，一台缸体才完工，这对他来说是最高效率，一天7台缸体的工作量够他忙的，怪不得他经常加班加点。在他做示范时我就在想如何改进他的方法，他示范完了我的方法在头脑中也成了形，又用了两天时间制作辅助工具和进行调整改进，最后我不慌不忙划一台缸体只需要18分钟。他用的是小作坊式的思维，缸体在划线台上的高度是随机的，每台都不一样，这样每划一台缸体他都要重新计算并重新调整划针盘，有多少条线就要计算调整多少次；我用的是流水线的思维，只把缸体调整到我设定的高度，每个划针盘只负责一条线，这样在划线的过程中根本不需要计算和调整划。用他的方法，不出事故不可能；用我的方法不可能出事故。我做了三年的缸体划线工，好几千台缸体，没出任何差错，大概是新生汽修厂自生产缸体以来的唯一做到这点的划线工。

对我的惩罚变成了对我的奖励——时间上的奖励，我每天实际花在划线上的平均时间就三个小时左右，有大量的时间看书和琢磨车间一些工模夹具的设计或改进，我的小改小革有的大减轻了操作工的劳动强度，有的提高了工效数倍。但不论我生产上表现怎样无可挑剔，在中队干部的眼里我始终是个危险分子，从不在任何场合表示对我有一丁点的肯定，但在所有犯人眼里我不仅是一个生产上的好手，更被大家看重的是我对任何人都没有威胁，不用担心我去汇报任何人任何事。对容易受其它犯人欺负那部分人，包括有轻度智障的，我从不歧视他们，从心里我就认为人人都是平等的。这态度让我在犯人中得到普遍的好感，一次全厂评选什么积极分子，名额非常少，不知那一次为什么中队初评采用了投票的方式，每个人只许写四个名子，在办公室计票的结果，我这个反改造分子在全队的票数最高，几乎是全票，这大大出乎中队干部的意料，他们做了那么多孤立我的工作没起一点作用，当然最后我肯定是榜上无名。




　　　　　　　　　　　　　　　　　　　　　　第二十六章　毛主席去世后的日子


现实生活中一些现象总是让我难以搞清楚究竟是纯属巧合，还是天人之间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怎么咱们中国这块土地上凡有重大的事件将发生时，老天爷总要用他令人胆战心惊的方式发出警告，这警告就是人们闻之色变的地震。

1966年3月河北邢台发生大地震，两个月后中共中央发出“5。16通知”，国家主席刘少奇倒台的倒计时就此开始；1970年元月云南通海地震，一年后副统帅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1975年2月辽宁海城地震，不到一年总理周恩来去世；1976年5月云南龙陵地震，两个月后委员长朱德去世。并且这几个重要人物离开这个世界的时间距地震的发生时间越来越短，刘少奇是44个月，林彪是20个月，周恩来是11个月，朱德是2个月。这仅仅只是偶然的巧合吗？巧合得太有规律了，这是不是某个神秘力量明显已经开始了它的加速？一个最可怕的现实正在逼近？

一九七六年七月底发生了本世纪在我们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破坏力最大的唐山地震，一道蓝光闪过之后，刹那间天摇地动，一座生机勃勃的城市转眼间成为一堆废墟，二十多万条生命在那一刻化作一道青烟飞向天外，人们再一次意识到自己在大自然面前的脆弱和渺小。“天上没有玉皇，地下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这种自诩为大自然的主人来号令世间万物的气概，作为一种文学创作上的浪漫未尝不可，但谁要真这样干，谁真要以大自然的主人自居，大自然会一直惩罚到他找不到北。

唐山大地震是不是大自然用太残酷的方式向我们发出的一个信号：一个时代结束了？

9月9号这天中午，大喇叭里说将有重要广播，我就有一种预感，但只在心里想，不敢说。当沉痛的哀乐从广播里缓缓流出时，心里想完了，天塌了，肯定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走了。接下来广播的内容证实了我的预感。

一个早就有自己的思想，又在牢里关了九年，也思考了九年的学生，只要他不是只在个人得失的小圈子里打转转，只要理想之火不曾在他心里熄灭，就不可能没有一些自己的认识和内心深处的质疑。尽管在内心深处偶尔也会冒出一点不甚恭敬的想法，尽管对他老人家的去世不是没有一点心理准备，但噩耗真的传来，他老人家的去世还是深深地震撼了我，巨大的悲痛袭上心头，哀伤的泪水夺眶而出。

如果不是毛主席把我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压制下解放出来，精神上早在1966年我就死了，我会在深深的负罪感和世人白眼下惨度余生。是他老人家力挽狂澜，把我从公民的基本权利被剥夺得干干净净的那五十多天的白色恐怖中解救出来，更重要的是此举让我找到了再也不会坍塌的精神支柱。在不断的磨砺和思索中我明白了，自己的追求实质上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对自由和平等的渴望，是这延绵了数千年的渴望和追求的中继。这是不是他老人家的本意并不重要，这一类的问题让历史学家们去争论和考证，重要的是一大批有思想，有追求，无怨无悔，执着坚定的思想者是他老人家一手培养和造就的。仅此这一点，我也要终生缅怀他老人家。

当晚一首七律和泪写出。


七律

沉痛悼念伟大领袖毛主席

惊闻噩耗心欲碎，谁信尊亲真别离？
哀压巍巍五岳矮，泪添浩浩四海溢。
盖地伟绩世代颂，顶天丰碑山川竖。
悲痛化作力千钧，迎风亿万进军旗。


我跑到中队部去要求搞一个悼念仪式遭到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