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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下午，所长要我和另外几个人到办公室去。我以为又是什么临时差事，把手里的活一放就去了，谁知所长开口就是一句出乎我意料的话：
“交给你们一个重要的政治任务。”
空气骤然紧张起来。有什么重要的政治任务会要几个权利被剥夺得一干二净的囚犯来完成？在紧张之余我有点纳闷。
“有几个重要的罪犯要你们几个照料几天，你们的任务第一防止他闹事和自杀，第二照料他们的生活，包括洗脸、洗口、吃饭、解溲，有什么事情要及时报告，你们几个人在里面由李乾负责。”所长接着说。
多年监禁生活的经历和见闻一下子告诉我：很可能要同判了死刑的人生活在一起，直到他们上路。我有点紧张，毕竟是第一次。虽然以往曾和第二天就被拖出去枪毙的人被子挨着被子、枕头靠着枕头地睡在一起过，但那是在一种都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
一个身体健康、神智正常，本来有一个长长未来的成年人，由于错综复杂的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使他不得不在绝望中以分以秒为单位来计算自己剩余的生命时，会是一种怎样的精神状态呢？他们不是有着执着信仰的人，不是为着某种信念理想去勇敢地献身，相反大都是些蝇营狗苟，利欲熏心，胆大妄为的人。在死神的翅膀已遮盖住他们的双眼且毫无希望改变时，会不会发生精神的变态呢？
我们几个到了一个临时腾出来的空监号，边整理铺位边议论。在议论中有人表现出好奇，有人流露出害怕，也有人只是打哈哈、不知在作什么盘算。将近五点钟看守所正在开晚饭时，突然响起沉重缓慢的脚镣声。在不知情者看来，会以为又是哪个在监号里干了点什么违禁的事被戴上了刑具，而在我听来却像丧钟一样刺激着每一根神经。这个留下一路叮当声的未知者将是我遇到的第一个接到死刑判决书等着枪毙的人，我的心随着越逼越近的脚镣声跳得越来越厉害，一个生命已走到尽头的人将和我对视。
这时间过得好慢哪，我在看守所渡过的八年同这相比好像只是弹指一挥间。也许从脚镣声响起到在门口停住，实际上不到两分钟时间，但我却感到这是徒步穿过撒哈拉大沙漠的漫长过程，不同的是穿过撒哈拉意味着希望，这脚步却是在走向死亡，走着人生的最后一段不归路，那叮当声就像伴随死亡的哀乐。这脚步是不由自主的，机械的，在走着一条谁也不愿走的路，但他不得不走。缓慢的步子反映了他希望那怕多活一秒钟的愿望，而好奇心和神秘感却驱使着我希望那张未知的面孔能快一点摄入眼帘，想尽快知道这是一张什么神情的脸，是一个什么人的脸，这种心情近乎于残酷。这里的慢和快是一种差距，这不是寻常见得到的差距，这是自知活日无多的将死者和自认为还有长长未来的生者之间的差距，这种差距在其它的地方也有，但远没有这里的残酷和感觉上的强烈。在其它地方是表现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在这里却是体现法律意志的无情剥夺，这无情的剥夺令当事人和旁观者都在心理上感到震憾和难以承受。终于，铁镣的响声在门口停下，传来钥匙开锁的声音，我的心跳开始加速，那哐的一声门响，让我的心惊跳起来。
一张年轻得似乎还带着孩子气的脸出现了，这就是我见到的第一个死囚。光光的脑袋、瘦小的身材，由两个法警押着，一个看守帮他抱着行李，铁镣让他那本来就不高的个子无形中矮了几分，而反铐的双手又使他的腰弯了下来，简直像一个侏儒。一对大而无神的眼睛木然地睁着，从他眼里看不到一点生气，也许此时在他的眼里的一切也是没有生气的。虽然他也在努力地打起精神，却还没能从骤然响起的炸雷中清醒过来，他在门口呆呆地站着，痴痴地望着我们，似乎忘记了移动脚步。法警在背后用手碰了他一下，他才勉强挪动步子走了进来，法警把他按在地上坐好后转身走了，门被关上。
我们静静地看着他，打量着他。也许是在我们沉默的注视中他感到有点难受，或许是他要从刚才发生的令人里里外外都要变形的可怕震撼中解脱出来，脱口说道：如今这年头活着也没有意思，死了还好些。说出了这话后像如释重负似地把头抬了起来，望了望我们后，又把头低了下去。
他进来后的第一句话让我暗暗地有点吃惊了。这是个犯了什么案子的人呢？显然，死刑的判决对他是突然的，从这话说他是反革命案子？不像，再说又太年轻了，也许刚到十八岁，看来是个刑事犯。可是他出语惊人，好像早就看破了红尘似的，和他的年龄很不相称。这是现在年轻人的普遍早熟？还是从监禁生活中悟出了什么真理要谛？或是在绝望中的自我麻醉？我一时找不出答案。来不及多想了，不能忘了自己的任务，我端起饭来走过去问他：
“想不想吃点饭？”
“吃，怎么不吃？我死也要做个饱死鬼。”在回答的同时，他那双眼睛一下子死死盯着我手里的那钵饭。
死囚的粮食标准跟外劳的一样，比在号子里要多出一半，伙房的师傅也多打了一些菜，我把饭划成一块一块地喂他，他大口大口地吃着，吃得很香，有时还催我动作快点。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能有这样好的胃口，真是令人惊异，看来长时间的饥饿形成的心理和生理上对食物的渴望，在某些人身上竟能暂时压倒死神骤然降临所带来的恐惧，这恐怕不是常人所能想象的。吃了去死，这是句开玩笑或者骂人的话，有几个人能够在毫无准备的死刑判决面前对那水煮盐拌的饭菜津津有味、食欲盎然呢？看来眼前的这个死囚是少数的几个例外，这也许和他的年龄有关。
喂完了他那一份，问他还想不想吃，我告诉他我们几个人的饭有多的。他一点都没有客气，我的话音没落他的吃字就冲出了口。于是我又拿起一钵饭喂他。
这个的饭还未喂完，外面的镣铐声又响起了，有了前面的经历，这声音已不像刚才那样刺耳了，也没有了刚才的吸引力，我专心喂饭，要让他吃好接到死刑判决书后的第一餐饭。此时希望死囚在我面前尽快露面的好奇心情已荡然无存，完全没有注意第二个死囚的到来，甚至在牢门又一次关上时也没看上一眼又来的死囚是个什么样子。突然听到有一个熟悉的声音说：
“咦，那不是小李吗？”
我抬头一望，太意外了。我将陪他度过生命最后日子的第二个死囚，是在武汉市第三看守所（设在湖北省京山县一个山洼子里）一起关过的大胡子老王。此人一直说他是因为不大的作风和经济问题暂时进来避避风、很快就会出去的处级干部，看守人员对他似乎也有些另眼相看。他的话虽然我从未当真听过，但怎么也没想到会杀他的头，更没想到我会是他最后的陪伴人。有一个公开的说法：凡是送到京山去的至少在决定送他去的时候是被认为量刑不会很重的，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放心的，因为要外出参加一些劳动。怎么他会是这样一个例外呢？对他点了一下头，不知说点什么好。
这一个终于说吃饱了。我起身走到老王跟前，见判决书在他衬衣的荷包里装着，伸手就去拿。老王见我要看判决书，就说没有什么看头，并想躲避开我的手，似乎不怎么愿意我知道他的情况。违背一个将死者的意愿且这意愿又不损害他人，是太不合情理的行为，但已经伸出去的手还是把判决书拿过来了，戴着脚镣和反铐着的他根本没法避开。京山的印象和眼前的现实之间反差实在太大，我太想看看他究竟是什么回事。他见我在看判决书，就在旁边说开了：
“你看有没有意思，人犯了法，不仅职务变了，工作单位也变了，这个无线电厂我只是1964年在那里搞了一年四清工作队，我怎么一下子成了那里的仓库保管员，我的家庭住址他们不能改变，判决书上这点说的是实话，如果我是这个厂里的仓库保管员，怎么会住在洪山宾馆呢？说我搞了一万多元，哪有那么回事呢？有四千元是我表弟要我帮他买辆车，钱还在我办公桌里放着，怎么能算我诈骗呢？要不是搞这个运动我有什么问题？现在打击党内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要拿人开刀，我被碰上了。”
虽然我知道他的话掺有水分，也无意去搞清楚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同时也搞不明白怎么会有人的家庭住址是洪山宾馆？但我有义务来满足他除了寻死以外的每一个愿望——只要在我的能力之内。我轻轻地点了点头，表示理解。他草草咽了几口饭，就坐在他的铺上靠着墙壁，看上去是在闭目养神，实际上可能是还没有从他一生中最痛苦的震撼和冲击中走出来。此时他想了些什么？以后他也没有说，这已是永远的秘密。十天之后，这思维着的精神连同躯壳将一并进入永恒的沉寂之中。
谁也没想到又出现了脚镣声。怎么？还有一个？我们几个人不约而同的相互望了一眼。门又一次打开时，我们都愣住了，就在一个小时前还在和我们一起劳动、有说有笑的老张一副阴沉、沮丧、无力的神情出现在我们面前。这死刑的判决对我们的震撼也许比他本人还要大。对他来说，是几年来一直担心的事情最终变成了可怕的现实，尽管他一直抱着某种希望，但这个判决毕竟不是晴天霹雳，他多少有点思想准备，他怀着一种复杂的感情看着我们。我心里想到的是有看守公开说过他坦白交待得好，会从宽处理的，怎么还是被送上了断头台？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天里，怎样和这个几个月来关系一直不错的难友相处呢？他迈着艰难的步子走了进来，默默地坐下，似乎在努力地克制自己。伙房的师傅递了一份饭进来，我问他吃不吃，他摇了摇头，最后竟低声抽泣起来。在这种场合，安慰是多余的，尤其是对这样一个走南闯北，已是知天命年龄的人，要哭就让他哭吧，不要去打搅他，这样也许他心里还好受一点。要相信群众相信党的说教在此时不仅是绝顶的空洞，而且还会使人感到尖刻和恶意。人是铁饭是钢，不要急坏了身体，多少还是吃一点的劝慰，此时也只有大脑不健全才会说出来。面对将死者，在此时哪怕同他有世代冤仇的人也不会说杀头活该、社会少个祸害。安慰是多余，说教是无知，诅咒是无聊，那怎样才是恰当的呢？我看着这三个各具神态的死囚，一股恻隐之心竟悄悄袭来，自己也一下子不能解释，我这个“双手沾满了人民鲜血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预审员语）”会对这种差事感到压抑，会想起熟悉的将死者表现出来的不能够被非议的另一面，那个嫉恶如仇，血气方刚，认为除恶须务尽，率人枪毙孔威、傅强的李乾不见了。此时李乾想得很多，不过当务之急要解决的是如何渡过这第一个对每个人都是难眠的夜晚。
这次就谈到这里，下次再接着谈，再见。
祝一切顺利
李乾 八二年九月十二号
上面是我二十多年前还在白沙洲新生汽修厂劳改时，写给同学信中的一段，记录了我1974年从京山转回武汉后的一段经历，真不知该怎样感谢那位细心地保存下这封信的燕妮丹，这封信让那几个早已灰飞烟灭的面孔一下子变得鲜活起来，让这段往事变得异常清晰。
他们三个人的判决书我都看了。
第一个死囚绰号叫“和尚”，是一个盗窃团伙的主犯，在盗窃作案的过程中还伴有暴力。他们是以同学和邻居为纽带纠合起来的，开始作案时还是一群尚未成年的少年。
老张的情况先就有些耳闻，知道他是投机倒把，经济案子。现在晓得了他倒卖了几千斤全国粮票和其它一些计划票证，牟取暴利几千元。
大胡子的事就上面说的再加上一点道德败坏。
最初的狂风暴雨虽然没有完全过去，也不可能完全过去，但他们三个好像从极度的震撼和冲击中开始缓过神来。
“他妈的，临死还要给我戴这玩意儿，小李，你能不能给他们说说把这玩意儿拿掉？”
大胡子说的这玩意儿是指他手上的铐子。这玩意戴在手上又是放在背后，肯定不会舒服。我在心里佩服他的眼力，他一眼就判定我在这里面说话可能还有点用。
“好，等会我一定说。”我对他说。
我知道戴背铐睡觉的滋味，他们还有十个晚上要睡，如果这背铐还要戴十天，我觉得会出乱子的。他不说，我也要提出来。
“刚才宣判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你们放心，不就是到时要拉个活人出去杀给人看，教育教育大家吗？我会配合你们把这场戏演好的。你们开除了我的党籍，开除了我的公职，现在又要我的脑袋，这是政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