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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九年七月
写这份材料是同军管会的一个抗争，我不能直言他们的不公，更不能说他们的屁股坐歪了，心里的话不能全说，也要说出一二，这样写也算是一种曲笔吧。
几天后这人来要材料时我交上了这份《我要革命》，这次他要彻底失望了，以后军管会再也没有人来找我要过任爱生的材料。管你说我是什么，说我是土匪法西斯也好，说我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也罢，那是你的看法。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我认为我是什么样的人我要说清楚，我在想什么我要说清楚。你们看了后不屑一顾也好，暗自好笑也罢，这些对我都无所谓，我要让你知道这颗算盘珠子不由你们拨，在这个时候我说出了你们不喜欢听的话。
时间在朝前走，“9。27指示”下来后的政治气候一天比一天恐怖，牢里面已人满为患。新来的囚犯讲，外面造反派人人自危，只要被认定是骨干分子有事无事过三刀，什么“五不准”学习班花样翻新，抓住了一点事就往死里整。一天晚上转来一个姓黄的司机，大约一个月前压死了一个据说是维护交通秩序的红小兵（当时官方的小学生组织），他说他这情况按常规根本不会抓，这回点子低，一自己是个造反派，二那个红小兵的父亲是部队一个什么官，不过最多也就判三年。那天晚上他跟我们还有说有笑，丝毫没有想到那是他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夜，死神正一分一秒地向他逼近，第二天一清早他被喊出去开宣判大会，一个小时后看守来要我把他在号子里面的东西清点一下，写一份清单。听到这话，全监号里的人都傻了，怎么就这事把他给枪毙了？太不可思议。一个生命就这样被了结，他是造反派，后来听说是以阶级报复的罪名杀的。以前我就想过，如果他们得手肯定会再次把我们打成右派、打成反革命，决不会手软，但没想到竟是这样的残酷和血腥，黄司机的命运降临在我身上是完全可能的，要说问题，我比那姓黄的司机严重得多，那司机都能轻飘飘地杀掉，杀我不更是名正言顺？应该有点准备，不然哪一天就毫无征兆地拉出去给毙了，想说什么也来不及。我就写了两份东西，一份是给军管会的，算是政治遗言：
我不知道我这案子是划在教育面里面还是划到打击面里面去，我估计后者的可能性要大一点。因此，在这里一方面我本着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对革命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如实地交待当时的情况，绝无一点歪曲和隐瞒。同时，我还要在这里提出我的一点建议：打击面不要再扩大了。就我的看法，除对方兴国，符军，祁援朝不怎么了解外，耿祺华，宁汉文，何儒非，柳英发他们都是好人，他们都是忠于毛主席的好人。为革命不怕苦，不怕死，不怕流血，不惜流汗。在同他们的接触中我深切感受到这一点。毛主席说“打击面要小”，对这样的好人，我请求不要处分他们，不管怎样的处分都会在他们身上留下永不可磨灭的污点，影响他们的一生，影响他们的上辈和后代。对革命来说，是多处分一个人好还是尽可能少处分一个人好？我想不管怎样，还是尽可能少处分一个人好。像他们这样的好人，无论把他们放在怎样艰难困苦的环境里，他们都会忠心耿耿、踏踏实实地为革命献上自己的一滴血，一滴汗。对这样的人，为什么一定要处分他们呢？让他们的历史更清白一些，不是对革命更有利一些吗？给他们留着清白的历史，他们一定会为革命做出更大的贡献。我并不是说他们没有一点错误或没有一点责任，但在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急风暴雨中，谁又能说自己一点错误都不犯呢？除非他们本身就是一个“观潮派”或“逍遥派”，如果是这样，那他其实本身就犯了一个错误：不革命。谁要革命，谁就不能担保自己一点错误都不犯。真正的革命者就是从错误中得到教训，得到改正，得到提高，正确地认识自己，正确地认识世界，为革命作出贡献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错误是正确的先导，正确是通过错误才取得的。人们并不因为革命而变成圣人。这里有一个关键，就是看从什么动机出发，一定要严格区别是好人犯错误还是坏人干坏事，一定要从全部历史和和全部工作来分析，如果是坏人干坏事，那就坚决打击决不留情。如果确属好人好心犯错误，那就应该以教育为主。我这里不是说根本不要处分，而是说以教育为主。我们这问题当然不是什么一般的问题，如果一定要给刑事处分，就请只处分我们三人，主要是我。耿祺华，宁汉文，何儒非，柳英发他们都是好人，不是坏人，他们还能为革命做出不小的努力。我认为，从刑事处分来说，判三、五年同二十年以至无期并无本质的区别，判刑再轻，劳改犯的帽子也要戴一生。因此，宁可处分我们重一些，也不要在更多的人的清白的历史上留下永远也洗不掉的污点。在我们三个人中，能只判我而不判俞国新、冯栋，就请照办。他们都是很好的革命青年，放他们到三大革命运动中去，他们会跟毛主席革命到底，决不回头的。至于我，只要给我出路，那不论在怎样的环境中，我都要用我的双手，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增添一砖一瓦，一草一木。
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写材料，因此写了上面一段话，供办案人员参考。
我说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写材料，是明白地告诉他们我已有了准备。很难说这份东西在军管会那里能不能起一点作用，不过现在能不能起作用不重要，我也没指望现在能起作用，只是让我的档案袋里面有这样一份东西。至少在若干年后如果有人想起来有这么一个案子，曾经枪毙了那样一个学生，查一查档案，看到了这份材料，可能会想是不是该重新做个结论？
再一份就是写给我的亲人和战友的遗书：
我的亲人，我的战友，我想念你们。在这风云变幻之际，我很难想象明天会发生什么，但不论明天发生了什么都会在我的准备之中。我的理想、我的人格、我的良知、我的追求都会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请你们能够记住有一个叫李乾的人，为他所钟爱的革命事业无怨无悔地献出了他的一切。
革命必将战胜反动，共产主义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
死不瞑目的李乾
在写这封遗书时，除了几分豪气，还有几分悲凉和无奈。
不久后在一次突击检查号子的行动中，一个叫陈用银的看守七摸八摸从我的被子中查出了那份遗书，他用一种很怪异的眼光盯着我说：你准备死？我不做声，只是用平静的眼光看着他。
在较早的时候，我还设法给同学递出去一首诗：
无题
梦魂夜夜竞自由，雄心未已鬓早秋；
平生最怕屈死鬼，志在青云又何求？
注释：
①“特动”是武汉市的老红卫兵成立的一个类似于北京“联动”的组织，全称是“武汉特别行动委员会”。
第十九章 假若希望欺骗了你
我即将获得劳动的权力了，太幸福了。
自昨天军管会的代表讲了要让我们这些一时不能解决问题的人去参加农村的劳动，心情一直没有平静。不管过去的一千一百五十天是怎样过去的，总之它已经过去了，它已经成为历史了，牢狱生活就要结束了。我的双手将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了，将要为人类造福了，不管作用暂时还只是如此低微吧，但毕竟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啊！
要正确地接受这三年多的经验教训，做一个从灵魂到行动都有益于人民的人。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一九七一年二月六号
这是一则简短的笔记。
因为要离开这地方了，看守所就把进监时存放在保管室的笔记本、手表等物品退还给了本人，因此笔记本上才有了上面几句话，满以为新的一页已经开始，一连用了五个“了”字，认为噩梦已经了断，甚至用了一个很夸张的词：新的里程碑。喜悦、兴奋、对未来的憧憬溢于言表。刚从准备杀头的阴影中走出，还没看见前面是什么，就一门心思要正确接受这三年的经验教训，俨然以为自己还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理想主义在我身上真是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太没记性，别人随意吹的一口气，自己就当了春风，以为春天就在前面，就忙不叠地准备抽芽吐绿。
昨天下午门开了，纪明灯用手一指说，你，还有你，把东西清好。以为又是例行的调号子，我和王老头跟着他到了一个门已打开了的号子，刚把铺盖整理好，又进来四个人，一下子把号子塞满了。
军管会的一个大胖子走过来说你们先不要忙着清东西，有个事跟你们宣布一下，你们的问题一下子解决不了，考虑到长期关押对你们的身体不利，军管会决定送你们去参加农业劳动。那里的空气新鲜环境好，饱饭有你们吃的，不论哪一方面的条件都比这里好。去的路上要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去了后，你们要争取好的表现，表现好的，最后在解决问题时我们会考虑进去的。
好啊！在这样一个森严的地方有人竟高兴得叫了起来。这简直就是将要从地狱到天堂的喜讯，仅次于释放，而我们现在已不抱释放的奢望，什么我们都听不进去了，只想着一件事：半自由了。
莫忘形，这里还是看守所。纪明灯说完关上门走了。
六个人除王老头外都是运动案子，有的虽然没见过面，但也听说过，初次见面，好一阵兴奋。隔壁左右的号子都有动静，看来人还不少，是到哪里去呢？猜了半天也没有一个猜出个名堂，不过这不重要，重要的是牢狱生活结束了。
有人很自信的说，今天晚上肯定一个人两钵饭，宣布我们去外劳，就是外劳待遇。
有人有点保留，不说两钵，一钵半总是跑不了的。
不论是两钵还是一钵半，大家都对从今天晚上起就要同饥饿告别是深信不疑的。王老头对饥饿的感觉没我们强烈，他也一样兴奋，对他来说也是将会有一个新的天地，同时他也为我们这些年轻人高兴。
晚饭时间到了，门外的响动告诉我们，万事具备，只等开门了。在强烈的期待中门开了，在强烈的失望中门被关上，这餐饭和以往没有任何不同。吃饭时大家都不做声，在巨大的失落感中，空气有点沉闷。王老头说，几年都过来了，这一天两天还等不得？是这个理，大家也就释然了。谁也没有想到其实这是一个预兆：不仅饥饿将和我们如影随行，寸步不离。而且会比在看守所里更“精彩”。
手表放了三年多的时间了，现在还能走吗？从保管室领回物品，我就盯着那块手表发愣，因为这块只在我手上戴了不到半个小时的手表，不知道屈妈妈会不会埋怨慧君，要晓得是这么回事，说什么我也不会戴上它，六十年代，手表还是挺贵重的稀罕物，我真是个惹事的人。
我试着上了几下发条，秒针居然动了，里面传出了清晰的滴嗒声，学俄文的钢院小黄接过去看了一下说，这是一块苏联的“胜利”牌的表，样式不怎么好看，但好用。我们大学里面戴表的都不多，你一个初中生都戴表，还是当头头的不一样。
我苦笑了一下说，这跟当头头没关系，我看见这手表心里就不是个滋味，莫再说了。小黄有点不解地望着我。
二月七号开过早饭后，在刺骨的寒风中，我们被带到看守所的空场子上，四面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士兵，从他们那种如临大敌的气势中，我读出了自己的身份：阶级敌人。
准备送去的人不少，粗粗数了一下大约有四、五十人，我看到了冯栋，他也看到了我，从他的眼神中看到了分别三年后相见的喜悦和问候。绝对没想到的是此一去，等待他的是肝腹水，是到鬼门关一游；而迎接我的则是心脏的“新的里程碑”——我的心脏从胸腔的左边跑到了右边。命运用这种残酷的黑色幽默来证明我判断的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