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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革命而学习，我们认真刻苦主动。在一次数学课上，陆××老师布置我们做书上的一道题，然后要我们上台演示，看谁的解法最简单。在她认为最简解法已经出来准备结束时，我突然悟到一个更简单的方法举手要上去演示，她有点疑惑地望了我一下后还是让我上去了。我的演示写出来，思路非常巧妙，比前面的方法都简单。课后她特地走到我座位前很高兴地对我说：自这道题上这册教材十多年来，你的解法是最简单的，之前还没见过。搞教改时，化学课的张××老师问谁愿意上来讲一堂课？我第一个举手。在她的指导下，我用了一整个星期天跑书店，找资料，认真备课，那堂课同学们的注意力特别集中，效果出乎预料的好。校长易××，这位连续两届的全国人大代表还特地在会上说到这件事。
1966年元旦武汉市要举行万米长跑，学校先搞了一场选拔赛，初中部就只我一人参加，结果高中部参赛的大哥哥一大半都被我甩在后面。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出来后，性格决定了我很关注这场火药味非常浓的讨论。文化革命的风暴吹到了学校时，我把班上运动组织得有声有色，大字报贴得铺天盖地。总之，各方面我都要努力做最优秀的。可是怎么突然间我成了教育革命工作组排斥和打击的对象，把我排除在革命队伍之外？我一下掉到冰窟窿里。工作组还派人到我父亲的工作单位去调查，看能不能找到我成为反革命的内在原因，从一个老工人身上能找到什么？说我个人主义膨胀，跟党对着干，已滑到了反革命的边缘，离反革命只有半步之遥了，这还是因为出身好，要不然就是反革命。还要开什么会来帮助，说是把我从反革命泥坑往外拉，实际上就是往我身上泼脏水，我不承认，我不甘心，凭什么不让我革命？凭什么说我是半个反革命？难道就因为我太向往革命，太投入太专注而没有看脸色行事？难道我对党对毛主席的感情就比谁差？“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一曲《东方红》，唱得我们这一代人除了一心一意跟毛主席走外就再没有别的念头。
六年前我读小学三年级时有这样一件事。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很苦，生活中饥饿像影子一样无时不在。一天放学前，一个低一年级的学生领着老师到班上来朝我一指，我被带到校长办公室，在反复盘问无结果后，班主任送我回到了家里。后来从母亲口中知道是学校出了“打倒×××”的反动标语，那个学生指认看见是我写的。尽管班主任认为我一直是班干部，学习优秀品行端正，但为了排除那怕万分之一的可能性，学校和家长想了一个绝招：半夜在我睡得正香时把我喊醒，趁我迷迷糊糊时候问：有人要打倒×××怎么办？我脱口而出：抓起来枪毙。学校不再在我身上费力气了，转身盘问那个指认的学生，还没过几招，那学生就把真正作案的人供出来了，原来他们是一伙的。
对毛主席的崇敬和对共产党的热爱真可以说是溶化到了我血液里，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没有变过，可怎么现在硬要把我往反革命圈子里推呢？记得那段时间多难，成天心里像压着一块铅，每天下午我都要跑到长江里去游上两个小时，只有在长江里劈波斩浪时，心里才能稍稍好受一点。
《十六条》我是在守桥部队的巡逻艇上听到的，那天我和高中十几个学生每人背个篮球从平湖门下水横渡长江，从大桥的第四和第五个桥墩中间穿过后，在已经离岸不远时被守桥部队发现，一个个从水里被拉到快艇上。在等待核实我们身份的时候广播响了，我听到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要保护少数的内容让我隐约感到事情可能会有转机。紧接着首都南下串联的学生来了，他们带来的东西虽然我们闻所未闻，但却是我们心底里最期盼的，北京来的东风吹去了我头上的乌云，原来在北京，毛主席早就为像我这样的“反革命”平了反，不是我们在反革命，而是工作组在压制革命、在镇压革命。湖北大学，特别是首都南下学生联络站所在的湖大31号楼成了我几乎每天必去的地方，听他们的演说、听他们的辩论就像听革命的福音，我向他们讲述我的遭遇，诉说我的不平和苦闷。他们告诉我文化大革命不是一轮新的“反右”运动，是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反修防修，是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保证中国千秋万代不变色。接触多了，我和南下“一小撮”的头头赵桂林、傅军胜成了朋友，成了他们忠实的追随者和拥护者。我第一次上北京就是住在赵桂林的宿舍里，他在下铺我在上铺，他像兄长一样关照我。
一想到赵桂林，”九。二…四绝食”前后的经历又出现在眼前。
“九。二…四绝食”我是第二天中午知道的消息。当时我正在学校看大字报，听旁边有人说南下的学生正在省委十三号楼前闹事，就跟当年的右派一样。我连忙问是怎么回事。原来9月1日湖北省省委在工业建设厅召开多数派红卫兵会议，省长张体学表示：湖北省的运动是毛泽东主席亲自领导的，省委是个大红帮，指责南下学生是坏人，运动后要划为右派，要送去劳改，说他不当省长要去当劳改队的队长。南下学生得知后非常气愤，集聚在省委宣传部所在的那栋楼前要求张体学出来为“南下一小撮”平反并回答学生几个问题。但张体学拒不出来，南下同学被迫采取绝食的方法。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后，心想人家千里迢迢到来武汉支持我们，人家图的什么？虽然现在赞同他们观点的不多，但决不能让他们感到孤立，我已经是反革命了，还怕什么？声援他们去，以后说我是什么都认了。
我赶到十三号楼时人还不是很多，约两百人左右，大家席地而坐，我找了一个空位子坐到了里面。会场前面有一张桌子，上有麦克风，不时有人上去宣读给中央文革的告急电和对湖北省委的抗议书，高呼表达我们要张体学出来的心愿和对湖北省委不满情绪的口号。赵桂林、傅军胜等绝食火线指挥部的学生领袖慷慨陈词，赢得一阵又一阵掌声。更多的时候我们泪流满面，一遍又一遍地唱起“抬头看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
这里的人有的已经饿了一整天，喉咙早开始沙哑，到了晚上，天上飘落下一阵细细的雨点，初秋的寒气不断地袭来，对只穿着单衣的我们来说真可谓饥寒交迫，陆续有人昏倒被抬出去，但缓解后他们又坚持坐进来，曾有省委有工作人员拿来面包和水，但没人理，也有人跑来大声指责我们别有用心，有一个女中学生声泪俱下地说这么好的省长、这么好的省委你们都要反，你们安的什么心？没有谁理她，我心想把你打成反革命试试看？我们怀着一腔热血，只不过是希望毛主席的光辉也能照到我们身上，只不过是希望张体学能出来见我们一下，承认我们不是别有用心的反革命就行了。毛主席都多次出来接见红卫兵，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赞扬我们的革命首创精神，你张体学有什么理由不出来呢？绝食持续到四号下午，虚脱的人越来越多，张体学不仅不出来，还传出消息说湖北省委认定我们的绝食行动是反革命行为。绝食再继续下去已经没有意义，火线指挥部决定停止绝食，上北京告张体学去！这时参加绝食的学生已经增加到近千人。我一天多时间滴水未进，在站起来的那一瞬间感到天旋地转，差点倒下，人走路都没有一点感觉。在身体都那样虚弱的情况下，我们还是一路高呼口号，队伍一直游行到水利厅附近才解散。
在南下学生的强烈要求下，几天后湖北省委勉强给了一节装行李的闷罐车皮让他们去北京，我准备和赵桂林他们一起去。9月6号上午我们从湖北大学列队出发，一路上我们高喊炮轰湖北省委的口号，引起沿途很多市民的驻足观望，用一种惊讶的眼光看着我们，显然没想到有人敢明目张胆要炮轰省委，这是不是右派翻天了？！
我在武昌南站被我校的红卫兵纠察队拦住，说我不是南下的学生不让我上车，赵桂林据理力争说上北京是毛主席赋予的权力，谁也不能剥夺，但没用，他们不跟你讲道理，我第一次感到了道理在武力面前的无奈。我握着赵桂林的手泪水直流，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上车。在我极度失望的时候，一个人走过来说他是湖北大学红八月的叫贾××，问我还想不想去北京？贾××当时是湖大有名的“一小撮”，他曾贴出大字报，一个人要和湖大的官办“文化革命委员会”辩论。我成天泡在湖大，当然知道这人，只是未曾接触过，一听说是贾××马上就有一种完全的信任，感到有了希望，连忙说当然想去。他说你照我说的做保你能去北京。我问怎么做，他说你先假装朝车站外面走，趁那伙纠查队不注意的时候再偷偷返回来藏在车站的花坛里，然后再听他的安排。照他说的我返回后躲藏在花坛足有半个多小时，贾××就像没事人似的在附近踱来踱去，突然他走过来说快出来上车。这时汽笛已响，那伙纠查队以为已胜利完成任务，撤一边去了，我在最后一分钟跳上了火车，当我再次握着赵桂林的手时忍不住又一次想流泪。
终于到了北京，那种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尤其是像我这样第一次到北京的人。为了满足我们要看看天安门的愿望，接我们的大客车特地从天安门前走过，没想到天安门远没有我们在电影的画面里感觉到的那样大，不少人脱口而出：比想象的小多了。
9月7号晚上，周总理、陶铸等中央首长在中国人民大学操场接见了我们。当时在场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数千人，大会组织者特地把来自武汉的我们安排在了最前面，景仰已久的中央领导人就在我们面前。周总理最先讲话，当我听到“你们昨天的大会，因为我们没得到消息，没传到我们手中，很对不住你们，让你们白白等了八个小时，我们觉得很抱歉，所以今天我们听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王力同志、戚本禹同志告诉我们这件事，我们马上决定开这个大会”时，对比在“9。2…4”绝食事件中湖北省委的态度，我眼泪花花地流了下来。周总理儒雅的风度使我着迷，他指挥我们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的神韵和丰采只能用完美来形容，那场景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在北京走了几个学校，感觉完全不一样，这里的空气都是自由的，完全没有了在武汉所感到的那种压抑。
9月8号陶铸接见傅军胜等九名南下学生的代表，他批评了湖北省委对待南下学生的态度，作出了明显有利于“一小撮”和“少数派”的三点指示。
带着胜利的喜悦我们回到了武汉。我们人还没到，陶铸的三点指示已经传遍武汉三镇，少数派有点要翻身的味道。但没过一天，铺天盖地的传单和大字报说我们是造谣，湖北省委拿出了完全不同的陶铸四点指示。陶铸当时是政治局常委，仅次于周总理的第四号人物，无疑是湖北省委在造谣。这样我们同湖北省委的对立情绪更大。
在湖大期间，结识了不少支持南下“一小撮”的中学生，我们自称“少数派”，但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不能形成战斗力，几次酝酿成立武汉市的中学生“少数派”组织，但最后都没有结果，我感觉到这是由于没有根基的原因，建立“少数派”的组织要从自己的学校开始。这想法和我校的许多“少数派”不谋而合。《红十月造反公社》已是躁动腹中的婴儿，诞生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1966年10月１8号下午，在原外语教研组的办公室里，我们十几个“少数派”的学生坐在一起，从初三到高三的每个年级的学生都有，正式商讨成立自己的组织。在“血统论”甚嚣尘上的时候，为了不给对方辫子抓，尽管我们对“血统论”是不赞成的，但还是注意了对这十几个人出身的了解。
我们是在行使毛主席给我们的神圣权利：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革命。这是一批有思想的人，都不愿意自己只是简单地重复过去，都想有新意。
大家七嘴八舌地边说边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