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姨太金氏本是朝鲜王族，原以为嫁给袁世凯做“正室”，没想到过门以后 与自己的陪嫁丫头一道做了姨太太，所以整天郁郁寡欢。她为袁世凯生了5个 儿女，次子克文又被送给大姨太太沈氏作为养子。
四姨太吴氏，为袁世凯生了4个儿女，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害月子病而死。 五姨太杨氏与大姨太沈氏最受袁世凯宠爱。杨氏心灵口巧，遇事有决断， 袁世凯不仅让她管理生活上的一切，还让她管理袁府整个家务，各房的佣人和 丫头，袁世凯的众多儿女，以及六、八、九3个姨太太，都要服从她的约束。
六姨太叶氏是南京钓鱼巷的妓女。袁世凯做直隶总督时，派次子袁克文到 南京办事，袁克文在钓鱼巷认识叶氏，两人一见倾心，互订嫁娶盟约。克文回北 京向父亲磕头复命时，不小心把叶氏的照片从口袋里滑了出来，他不敢向父亲 谈自己的儿女私情，急中生智说是在南京给父亲物色了一个美女。
七姨太张氏是河南人，没有生过子女。因与花匠谈情被袁世凯撞见而服毒 自杀。袁家也有人说她是因病不治而死。
八姨太郭氏原是苏州妓女，是袁世凯做军机大臣时，别人从苏州买来敬献
的。
九姨太刘氏是袁世凯最后一个、也是年龄最小的姨太太；她本是五姨太杨 氏的小丫头，成年后受到袁世凯的“临幸”。
《袁氏当国》的历史谬误｜ 29
作为历史学家，唐德刚不到第一手文献资料中去寻找信史素材，偏偏到蔡 东藩等人的历史演义中寻找自己“一直存疑”的无稽之谈，并且添油加醋想当 然地借题发挥，于是便出现了关于“袁姐丈”的历史演绎：“宋教仁那一系列对 政府过激的批评，曾受到北京某要人不具名的反驳。袁世凯当然也会颇为不 悦，而形之于颜色（皱皱眉头〉。这一来，当然就被善于观察人主颜色的内侍们 看到了，他们因此就要承旨办案了。在有意或无意之间，袁姐丈可能也留有杀 宋的话柄，据此洪述祖就电嘱应夔丞写几篇激烈的文章。如此则应氏不但可 以得到多至30万元的酬劳，并且还可能有勋位可拿、勋章可佩呢！这样应就去 寻找刺客了，最后找到了一个失业军人武士英，干出一记窝囊的刺宋案来。其 实际情况，大致和蒋经国晚年的‘江南案’，大同小异。”
既然自己对于洪述祖与袁世凯第六妾叶氏之间的关系“一直存疑”，唐德 刚偏偏要想当然地认定“极有可能”的“洪为叶之近亲”；然后又把洪述祖的“姐 丈”的帽子，硬生生戴在袁世凯的头上。这样的笔法只能是历史演义而不是历 史研究。历史学家唐德刚连最低限度的学术常识和学术规范都不予遵守，竟 然还要自鸣得意地表白说：“以上是笔者个人根据数十年来对‘宋案’探索的兴 趣和阅读数十万字的一手档案与二手报道，以及对当年遗老不断的访问，所写 下的‘半张纸’的宋案案情。自信虽不中，亦不远也。”
三、洪述祖的另一面
应该说，唐德刚把1913年3月20日发生在上海沪宁火车站的武士英剌杀宋 教仁案，比喻为袁世凯的“江南案”，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蒋经国晚年对为他作 传的“叛徒”刘宜良即江南，自然是深恶痛绝的。“但是后来曝光的一切证据显 示，蒋经国并没有直接手令或口令要把江南干掉。干掉江南的却是，不成问题 的，蒋下面最最忠诚的特务和黑道。他们在杀人曝光之后，据说蒋经国为他们 的愚忠和愚蠢气得死去活来。”不过，具体到宋教仁案中的洪述祖，他尽管有 为赵秉钧及袁世凯效忠的动机与冲动，却不是称袁世凯为“姐丈”的“近亲”，更
30 ｜知闽臂來
I ―政学两界人和事
不是从事“替主子干杀人绑票、贪赃纳贿、拉皮条、找女人”之类“下流勾当”的 下贱之人，反而自以为是一名“爱国者”或“救国者”。
就家世而言，洪述祖并不比袁世凯低一个等级。他是清朝嘉庆年间指斥 朝廷、冒死直谏，以一句“丈夫自信头颅好，愿为朝廷吃一刀”而闻名于世的忠 臣名士、自号“北江”的洪亮吉的后代。洪家是江苏常州的名门望族，洪述祖年 轻时曾经考取秀才，随后到上海学习洋务，是中国最早一批学贯中西的风流 人物。当年的立宪派名人赵凤昌与洪述祖的家族有姻亲关系。另一位立宪派 名人、前江苏都督庄蕴宽（思缄〉是洪述祖的表弟。宋教仁案发生之前；洪述祖 正准备把女儿嫁给无锡著名的荣氏家族。
宋教仁案发生后，国民党方面的报纸刊登了大量妖魔化洪述祖的文章， 其中最为著名的是1913年3月29日《民立报》的《纪洪述祖丑史》：“洪述祖即 洪荫芝，常州人，年约五十左右，确为洪北江之嫡派。为人奸狠险毒，不容于 社会，在京之常州同乡，无不恨之人骨，素有洪杀胚之绰号。”与此形成鲜明 对比的，是《民立报》随后在“宋案证据”中公布的老同盟会会员张绍曾写给 应夔丞的介绍信：“京师自孙、黄惠然而来，与大总统握手言欢，社会之欢迎 日有数起，是为南北感情融洽之证，不胜为民国前途庆。兹有内务部秘书长 洪述袓先生南下公干，因不知台端住址，特函介绍。洪君于民国之建设，多有 规划，当道咸依赖之，倘来造访，或有就商事件，务请照拂一切，裨益大局，不 胜感企之至。”
也就是说，洪述祖南下上海与应夔丞合作，其实是以孙中山和黄兴应袁 世凯邀请北上“言欢”为直接背景的。
在江苏常州的博物馆内，收藏有洪述祖的一方“共和砚”，网络中也流传 有洪述祖赠送安徽合肥人李经即“新梧先生”的“共和砚”拓本，其正面题词是 “新梧先生鉴存述祖”；右边是篆书“共和砚”，落款为“壬子十月观川居士属 陶心如篆并刻”；砚背墨拓中的跋语是“中华民国三年即甲寅八月吉林宋小濂 铁梅氏获观”。
“壬子”即作为中华民国共和元年的1912年。“观川居士”即洪述祖。陶心
《袁氏当国》的历史谬误｜ 31
如即陶家瑶，江西南昌人，字星如，一作心如。他的妹妹嫁给洪述祖的长子洪 深为妻，后离异。“甲寅”即1914年。宋小濂是吉林永吉人，字铁梅。在他的跋 语后面另有砚铭墨拓：“辛亥九月，砚得，主共和诏书起于此，勒铭左侧志忘， 中华男子洪述祖。”由此可知，这方“共和砚”得之于1911年9月，1912年2月 12日由隆裕太后颁布的幼年皇帝溥仪的退位诏书，最初就是用此砚起草的。 直到宋教仁案发生之后，依然以“中华男子”自居的洪述祖，至少在主观上是 有爱国、救国的政治抱负的，只是他所选择的爱国、救国的政治路径，并不是 宋教仁式的在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之内阳光参政、公平竞争，而是与同为会 党出身的陈其美、应夔丞等人一样，倒退到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之外去从事 秘密暗杀及暴力革命。
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由唐绍仪组织中华民国第一届内 阁，洪述祖论功行赏’原本要出任内务部总长赵秉钧的秘书长，由于官制里面 没有秘书长的职位，他只好屈就秘书之职。1913年5月3日，逃到青岛德国租界 的洪述祖发表通电，为自己在宋教仁案中扮演的“救国”角色辩护说：“述祖于 辛亥秋，与唐绍仪在北方赞成共和，本为救国起见。一年以来，党争日剧，怪状 百端，使全国陷于无政府地位，心窃痛之。尤以上年宋教仁等连带辞职，要挟 中央，为党派专制祸始。中国教育幼稚，人材缺乏，合全国稳健分子，立贤无 方’共谋政治，尚虞不济。宋教仁乃欲借政党内阁之说，以遂其植党营私之计， 垄断政界，党同伐异。一室操戈是共争，非共和也，是党派专制也。其弊甚于满 清贵族专制，其祸必至于亡国灭种。”④
在谈到自己与应夔丞来往函电中的“毁宋”等语时，他给出的解释是：“仅 欲毁其名，并无夺其生命之意，何得认为谋杀之证据？……述祖宗旨，不过欲 暴宋劣迹，毁宋名誉，使国民共弃之，以破其党派专制之鬼蜮而已。”接下来他 还表白自己“人微言轻，不得不假托中央名义，以期达此目的”。
与洪述祖的为“救国”而“毁宋”相印证，直接参与谋杀宋教仁的应夔丞， 别出心裁地以“监督议院政府神圣裁判机关”的名义宣告说：“今日之民国，同 千钧一发，至危极险，存亡呼吸之秋也。譬若婴孩，正维护哺养之不暇，岂容稍
32 ｜良園嘴崧
｜ 一政学两界人和事
触外邪！本机关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监督议院、政府之特别法庭，凡不正当之议 员政府，必据四万万同胞授与之公意，为求共和之幸福，以光明公道之裁判，执 行严厉正当之刑法，行使我天赋之神权，奠定我庄严之民国。……兹特于三月 二十日下午十时四十分钟，将宋教仁一名按照特别法庭三月初九日第九次公 开审判，由陪审员薛圣渡等九员一致赞同，请求代理主席副法官叶义衡君判决 死刑，先行即时执行，所有因此罪状当另行罗列宣布，分登各报，俾中外咸知， 以为同一之宋教仁儆。”⑤
正是基于上述事实，唐德刚在《袁氏当国》中颇为精辟地总结说：宋教仁案 “人证、物证均十分完备，在全国人民众目睽睽之下，如作公开审判，对中国由 专制向法制转型，实在大有裨益。不幸原告、被告两造，当时皆缺乏法治观念， 思想都甚为落伍；舍法院不用，而使用枪杆，就使历史倒退，遗祸无穷了。”
1919年3月27日，60岁的洪述祖被国民政府大理院以“教唆杀人”的罪名判 处死刑，并于同年4月5日执行绞刑。他在狱中曾为自己题写了两副挽联，其一 为：“服官政，祸及其身，自觉问心无愧怍；当乱世，生不如死，本来何处着尘 埃。”其二为：“人地狱乃佛语，知天命是圣言。”
洪述祖死后，他的表弟庄蕴宽在挽联中给出极高评价：“古来才大难为用， 夙世因多可奈何。”他的儿子洪深当时正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留学，后来成 为中国影剧事业的先驱者之一。
注释：
①唐德刚：《袁氏当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5、76页。
②袁寒云：《辛丙秘苑》，见《稗海精粹丨闲话民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9页。
③《金勋致徐树铮报告在沪与国民党人会晤情形密函》，1913年3月14日，见朱宗震、杨 光辉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丨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上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 231 页。
④《洪述祖通电》，见《民立报》1913年5月8日。
⑤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二卷，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丨12页。
《新青年》教训徐世昌
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曾经通过官方渠道间 接干涉过《新青年》杂志及其所在的北京大学。北大教授特别是《新青年》同人 团队，对于掌握最高权力的徐世昌，也一直采取教训监督、公开批评甚至于嬉
笑怒骂的独立态度。
一、高一涵教训徐世昌
1918年11月24日，新任大总统徐世昌发布《大总统令》，其中充斥着“天地 君亲师”之类政教合一的神道观念，时任北京大学编译员的高一涵，在《新青 年》5卷6号发表《非“君师主义”》，毫不含糊地批驳说：
这几个月来，我是不谈政治的，是不读“总统命令”的。一则因为中国现 在无举国公认的政府，无举国爱戴的总统；二则因为我们所讲求的是法治不 是人治，所研究的是法律不是命令。所以就是总统合法的命令，也不大理会 他，何况这种总统的“上谕”呢！然我看见十一月二十四日的“大总统令”中有 一大堆“道德”的话头，谓：“牖民成俗，是惟道德，……西哲有言，道德为共和 国之元气，……亟当……揭橥道德以为群伦之表率。……”又有什么“教条”， 又有什么“检束身心以为律度”，又有什么“各秉至诚以回末俗”，又有什么 “教育事业……著教育部通饬京外学校于修身学科，认真教授，并酌择往哲
#文栽《随笔》，2008年第3期，花城出版社
34 ｜氏因货嶔
I ―政学两界人和享
嘉言懿行，编为浅说，颁行讲演，以资启迪……”云云。我读了 一遍，觉得这种 “天地君亲师”的总统观念，在中国是很印入人心的，绝不止徐世昌一人独怀 这种意思。
接下来，高一涵引用了前辈文人严复关于中西比较的一段话：“盖西国之 王者；其事专于作君而已。而中国帝王，作君而外，兼以作师。且其社会，固宗 法之社会也，故又曰元后作民父母。……中国帝王下至宰守，皆以其身兼天、 地、君、亲、师之众责，……使后而仁，其视民也，犹儿子耳；使后而暴，其遇民 也，犹奴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