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陈星弼被派往美国深造。从这时开始，他进行新型半导体功率器 件的研究。1983年回国，他被选为系主任，不久建立了微电子研究所。在他率 领下，在中国首次研制了 丫01103 了； 1087，101031 ”（：丁，237等器件并开发了 相关技术。
为国家和民族贡献出了一个优秀的儿子的陈德征，在国民党时代的表现 确实称得上是一个应当受到谴责的历史罪人；但是，即便如此也不应该把“莫 须有”的不实之词强加于他。应该说，作为文史学者的余英时、王彬彬等人把 陈德征妖魔化为“连中学也没有毕业”的“都市流氓”，既是对历史事实和历史 人物的不负责任，同时也是对自己所从事的学术职业的不负责任。
石家庄集中营的中共特支
抗曰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偶然读到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四卷 本《日军枪刺下的中国劳工》，其中《石家庄集中营》一书，关于中共党员在石 家庄集中营里从事地下斗争的相关回忆，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文献价值。现 予重新整理，以就教于方家。
一、石家庄集中营前史
石家庄过去叫石门市，是20世纪初在石家庄和休门村的基础上，迅速崛 起的一座新兴城市。抗日战争时期的百团大战、地道战、地雷战的主战场，就 分布在这座城市的周边地区。
在位于石家庄市东南郊的平安公园的最深处，有一座石家庄集中营蒙难 同胞纪念碑。60多年前，这里曾经是侵华日军设立的石门战俘收容所和劳工 教习所，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石家庄集中营。平安公园的人工湖和游泳池，其实 是战俘劳工当年取土烧砖留下的窑坑。附近的环宇电视机厂宿舍区的北门， 曾经是石家庄集中营的北大门。
1938年的初夏，麦苗正在灌浆，青菜正在成长，一队日本侵略兵突然来到 休门村，用铁丝网圈占了几百亩耕地强行施工，不久这里就成了日军的南兵 营。1939年8月，日军第110师团从保定迁往石家庄后，南兵营成为专门关押战 俘劳工的集中营，先后关押过5万多名战俘劳工，约2万人在这里被折磨而死。
#文载《文史精华》，2006年增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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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集中营最初的名称叫战俘收容所，直属日军第110师团司令部和 日军特务组织华北方面军参谋二课“北平六条公馆”领导。1941年，日本关东 军和华北方面军签订协议，把华北的战俘送往伪满洲国充当特殊工人，俘虏 收容所因此演变为石门劳工教习所，所里经常关押的人员，也由原来的100人 左右很快飙升到1000人左右。
1941年6月，为筹办劳工教习所，日军陆续调来一些管理人员，所长先由 日军高级参谋清水大佐担任，后由第110师团的通讯联队部队长依东大佐兼 任。为了以华制华、以俘制俘，日军从被俘人员中挑选战俘干部从事管理工 作，设指导员4人，正副总班长各1人。总班长领导几个小班，各班又设有班 长。令日军当局梦想不到的是，在劳工教习所成立之初的4名指导员中，就有 两名是共产党员：一个叫王铭三，一个叫倪欣野，他们两人在1941年先后被 送人集中营。
王铭三原本是一个孤苦伶仃的孤儿，12岁参加红军，13岁参加共产党，在 军队里被培养成为从事谍报工作和反谍报工作的除奸队员。1940年，16岁的 王铭三在养病期间被日军抓进保定东兵营监狱，日军只知道他是八路军火线 剧社的小社员，不知道他的除奸队员的真实身份。1942年2月20日，受到怀疑 的王铭三，与200名难友一道被送往井陉煤矿当劳工。一个月后，他逃出井陉 煤矿，回到冀中军区。
二、李振军与“六月特支”
李振军，苗族，1920年6月5日生于湖南省凤凰县沱江镇，1937年2月在湖 南省常德市一中秘密人党，随后与同学粟泽沅（后任北京空军后勤部副政 委）等人，拿着该校教师李记今写给毛泽东的介绍信，千里迢迢投奔革命圣 地延安。
1942年6月2日，时任抗大二分校三团政治处宣传股长的李振军，与三团 二大队政治教员朱韬等人，于前往白洋淀寻找部队的途中，在河北省安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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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仁村被俘。他们在安平县日本宪兵队受尽严刑拷打，始终没有暴露真实身 份，其中李振军化名马良，朱韬化名李满贵。在得不到有用情报的情况下，日 军把他们移送到时称“华北劳工教习所”的石家庄集中营。进人集中营的第一 天，他们就与化名王风的抗三团锄奸干事赵秉钧接上了头，并且加人了由赵 秉钧领导的地下组织“六月特支”。
“六月特支”成立于1942年春夏之交，是被捕中共党员在石家庄集中营里 最早成立的抵抗组织。
邱祖明又名邱伟，山东聊城人，1939年2月在八路军129师386旅旅部工作， 同年9月调入冀南第一军区任通讯参谋，后改任侦察参谋。1942年1月4日在河 北大名县被捕，先被关押在南乐县。日军情报人员为了查清邱祖明等人的真 实身份，让小孩子伪装成八路军去接近，审讯时再让这些小孩子出面充当人 证，同时用严刑拷打和恶狗咬人等办法获取口供。在这种情况下，邱祖明暴露 了自己的身份，只是为了避免泄露重要情报，他没有据实供认自己是侦察参 谋，而只承认自己是测绘参谋。在获得日军的信任之后，邱祖明被押送到石家 庄集中营，和另一名共产党员傅充闾一同被分配到处理科，科长当时是王长 根。
1942年4月，王长根被释放回家，由傅充闾接任科长、邱祖明任副科长。这 年5月，日军在“五一”大扫荡中抓捕了大批八路军军政人员，其中级别较高 的有冀南第五地方委员会书记王泊生和冀中某地区区队长徐梦纯。按照邱 祖明的说法：“不知什么原因，王泊生被捕后暴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送来的 花名册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冀南第五地方委员会书记，王泊生。’傅充闾和 干部班副班长、共产党员史寒光（史子荣）认识王泊生，他们告诉我说：‘捉来 一个干部，是地委书记，审讯时注意保护。’我明白了他们的用意，在登记时将 王泊生的身份改为‘冀南第五军分区司令部文书’，徐梦纯的身份改为‘区游 击队战士’。“
不久，在王泊生主持下，徐梦纯、徐学俊〈王一夫〉、史寒光〈史子荣〉、邱祖
明（邱伟八刘文秀、宁心立、李西亭、王春岭（黎亚〉等人成立“共产党同情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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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并作出规定：①已暴露身份的同志，要伪装起来积极争取敌人的信任，以 掩护未暴露的同志；②组织力量打击并教育坏分子；③设法改善被俘人员的生 活；④普通班中没有暴露身份的同志，要争取早日回到部队；⑤到煤矿去的同 志，要伺机组织逃跑。
与此同时，被捕后化名刘五的抗大二分校直属抗三团的组织股副股长、老 红军谷自珍，也考察联络了一批来自抗三团的党员，并于1942年6月1日成立 “六一特支”，由谷自珍任书记、王忱〔化名杜五子〕任组织委员、刘亚龙（化名张 顺）任宣传委员，庄子凯（化名王士林〉任小组长。
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王泊生与谷自珍取得联系，决定把两个支部进行合 并，统称“六月特支”，由王泊生任书记，谷自珍任副书记兼组织委员，刘亚龙任 宣传委员。等到李振军、朱韬等人来到石家庄集中营时，王泊生、谷自珍、刘亚 龙等人已经被送往东北充当特殊X人去了。
自从“六月特支”成立以后，战俘管理干部除个别科室外，大多数都在中共 人士的秘密控制之中。“特支”成员利用两面手段进行斗争。对于每一个被关进 集中营的俘虏，战俘管理干部照例要经过审讯。这时的审问已经不是折磨革命 者的手段，而成为保护革命者、打击主动投敌的汉奸伪顽人员的合法形式。在 派遣劳工时，“六月特支”还根据情况，让一些人提前走，让一些人推迟走。每走 一批，都能安排一些中共人士接替工作，并且为外派的劳工队建立临时党小组 或临时党支部，让抗日的火种流传到全国各地。
三、李振军与新邱暴动
1942年8月，特支领导成员的李振军、朱韬等人，被编入又一支劳工大队。 他们把“六月特支”的工作关系，交给了石岩等人。
这支由300人组成的特殊劳工大队，由原八路军连长刘贵任大队长，下辖6 个班，每班50人左右。8月27日，他们到达辽宁省西部的阜新煤矿新邱矿区下菜 园子采炭所。李振军、朱韬等人很快成立新的地下党支部“新邱特支”，由李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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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任支部书记，朱韬任宣传委员，戴绪书任组织委员，齐文义任党小组长。
新邱是阜新八大煤矿之一，从沙俄时代就开始挖煤。煤矿上经常死人， 待遇低，危险大，有许多人想逃跑。所以，下菜园子采炭所的大院四周，设有 三层3300伏的高压电网，四角还设有岗楼，把守大门的是荷枪实弹的警备 队，和石家庄集中营并没有什么两样。大部分的战俘劳工都期待着生活条件 能够比石家庄集中营有所改善，一见这种情形马上躁动起来，纷纷要求举行 暴动。特支经过研究，认为大家刚来几天，无论从客观条件还是主观条件来 说，暴动的时机都不成熟，应该暂时忍耐等待时机。但是，党组织的力量当时 还十分薄弱，特支党员加上积极分子的人数不足十分之一，在重大问题上起 不到决定性的作用。
就在这时候，一名逃跑的劳工被抓回来杀害，日本人还把大队长刘贵找 去问话，并且威胁说要把他带走。刘贵下定决心要领导暴动，一怒之下还撤销 了阻止暴动的副班长李振军的职务。紧急关头，特支决定支持暴动，并且召开 由刘贵参加的扩大会议，决定由李振军参与暴动的组织指挥。
1942年9月2日午夜12点，刘贵大吼一声“点火”，各队人马同时行动。 按照计划，副队长崔绪远带人砸开劳务系，打死日本人山田，然后向大门 冲去。
冲到北门的突击队还没有动手，被埋伏在门外的两挺机枪压住，大家只好 转向南门。南门也遭到日军机枪的阻击，突击队长阎锐只好率队向西北撤退。 刘贵见两个门都被封死，大吼一声“硒开电网冲出去！ ” 中共党员戴绪书应声奔向电网，举起砍刀剁了下去，只见一道蓝光，被高 压电击倒在地。
刘贵又喊“快卸门板”，几名战士把木板铺向电网，用草袋子、烂棉套一齐
压了上去。
一名劳工跃上门板跳上围墙，就在一刹那间，他身子一晃被子弹射中，跌 倒在电网上。又有一名劳工一个虎跃蹿上高墙，劳工们一个个顺着这条生路 飞跃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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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日军从南北两门包抄过来，阎锐带领突击队从一个电网结合部突 围出去，剩下的200多人被包围在院子当中。
暴动失败后，队长刘贵、副队长崔绪远和几名班长，被日军押往宪兵队。 经过设在锦州的日本高等法院的酷刑审讯，他们被拉到荒野遭到杀害。其他 200多名劳工，全部被送往设在阜新的“海州矫正辅导院”接受劳动改造。以李 振军、朱韬为首的新邱特支成员在“海州矫正辅导院”积极开展工作，几个月 后，他们通过警备队的一名老看守，与比他们早一批来到阜新高德矿区的劳 工大队长刘绍增及“高德特支”取得联系。刘绍曾被捕前是冀中某分区的副连 长，同李振军、朱韬关系密切，当他收到上写“新邱失败，被捕系狱，情况危急， 望速营救”的纸条后，通过“高德特支”展开营救。10月底的一天，李振军、朱 韬、张新文三人首批离开辅导院，不久又有53名排以上的党员干部被营救出 狱，剩下的100多名没有职务的难友，再也没有找到生还的机会。
四、李振军的后续经历
李振军、朱韬等人来到高德矿后，联合高德特支组建了“十月特支”，领导 特殊工人开展破坏“大出炭”的活动，从而引起日军注意。在这种情况下，他们 决定分批逃回解放区。
1943年3月5日午饭后，李振军、朱韬等一行5人，带着仿造的“出国证”，秘 密离开高德矿，在附近的阿金车站登上火车，于3月12日回到当时的晋察冀军 区所在地会口，不久便重返抗日前线。李振军在前方部队先后任团政委、旅主 任、军秘书长，抗日战争胜利后又参加了辽沈、锦州、平津战役。1955年后，他 曾任广州军区青年部长，55军政治部主任，47军副政委、代政委。1970年47军 北调，他留在湖南任省委书记。
“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对军中老帅展开围攻，1969年10月叶剑英 下放湖南，因为戴着一顶“二月逆流”的大帽子，湖南方面的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