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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兴在北京期间，曾当面争取袁世凯、杨度加人国民党。袁世凯避而不谈。 袁世凯的亲信、早年留学日本期间居中介绍孙中山与黄兴和宋教仁认识的杨 度，随后从北京给黄兴发来电报：“前承不遗，邀入国民党，只才识无似，未敢遽 诺。近日京中贵党干部诸君继续招邀，议及党略，度以为贵党以前之经过，及 以后之行动，皆不免于困难者，实为政党内阁四字所缚。虽云根据学理，然贵 党从前对于项城尚未充分信用，含有防闲政策，亦事实之昭然。度意此后贵党 对于民国，对于总统，宜求根本解决之方，若不信袁，则莫如去袁，而改举总统。 度必劝隐，袁必乐从。若能信袁，则莫如助袁，而取消政党内阁之议，宣布全国， 以求实际沟通，度方可有效力之处。若仍相挟相持，互生疑虑，实于国家大计 有损，非上策也。度姑以党外之人预为建议，自分于贵党党员，关系甚浅，不敢 轻于投身，乞公据度此电，通电全国贵党本部支部，征集意见，若多数赞成鄙 意，见诸实行，方敢追随左右，不仅以此觇贵党之方针，且以此卜一身之信用。 进退所关，伏维裁察是幸。”@
杨度所说的“相挟相持，互生疑虑”，堪称是对于用右手让出政权同时又想 用左手收回政权的国民党方面的经典批评。1912年9月16日，宋教仁专门在 《民立报》发表致北京各报馆的公开书信，想要化解的正是他所面临的“相挟 相持，互生疑虑”的现实困境：
“政学两界人和事
连曰各报载国民党事诸多失当，甚且如《民视报》等谓孙中山先生辞理事 职出于鄙人之排斥，《新纪元报》等谓孙、黄有冲突，皆不胜骇异。此次国民党 之合并成立，全出于孙、黄二公之发意，鄙人等不过执行之，故党员无论新旧， 对于孙、黄二公皆非常爱戴。此次选举理事，孙先生得票最多，惟孙先生此后 欲脱离政界专从事于社会事业，故不欲任事，曾经辞职，已由鄙人与各理事再 三挽留，始允不辞，现已推为理事长。鄙人与孙先生从事革命几及十年，何至 有意见之争，且国民党新立，正赖有功高望重如孙先生者为之主持，亦何至有 内讧之原因耶？至于黄克强先生与孙中山先生同为吾党泰斗，关系之亲切，天 下皆知，此次北来调和南北意见，主持大计，两公无丝毫之歧异，更何至有冲 突之事，如各报所云云乎。方今时事艰难，非有强大真正之政党作中流之砥 柱，何能挽回危局。而强大真正之政党，尤非社会扶持，各党互相奖勉不能成 立。关于政见，各党即互有不同，然总不宜猜忌离间，曰望敌党之不发达。吾人 改组国民党时宣言政党宜二大对峙，希望自党发达，同时并希望反对党亦发 达，能至旗鼓相当而后已。诚以政党须有道德，其态度固应如是也。作此等谣 言之各报，属于何党固不必辨，鄙人总深盼其守政党道德，不再事无谓之猜忌 与离间，平心静气以评论国家事，扶持各党，使渐臻于健全之发达，庶几各党 乃得日即稳固，从容研究。其在议院有正当之主张，不事喧嚣。其对政府有适 当之监督方法，以促成强固有政策负责任之内阁。是岂非国家之大幸事乎，区 区之心乞鉴谅之！宋教仁顿首。
随着国会议员竞选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1912年10月15日，国民 党参议员会在北京成立。10月19日，宋教仁、王宠惠等人乘火车沿京汉路南下 从事选举活动。12月29日，宋教仁给留守北京的私人秘书刘白（羹臣〕写信，大 致介绍了自己的活动情况：在桃源老家为老母亲祝寿“空消十余日，屡接京中 电促，亦未能出山也”。写信时已经离开家乡抵达常德，“为调和西路选举事， 小住数日，拟即赴长沙，再赴汉口，与克强商议一切，然后定行止，或赴日本， 或来北京，尚未定”。
“ “为宪政流血”的宋教仁｜ 13
在这封私人信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宋教仁对于党内斗争的分析判 断：“政党形势，闻本党有内讧，前日兄来电警告弟以危象，然弟总料其未必有 如是之甚，纵小有波澜，当不至于成大风潮，放眼观察人才之高下，有此能力 者固不多也；且目下之形势，未必能于将来亦可包括，吾人既不争目下，则将 来自有将来之局面，又何足忧，请兄不必怀杞人之念也。但目下究竟详情如 何，尚乞电示。
这段话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读。其一，在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内从事政 党政治的制度建设方面，宋教仁在国民党中占有当仁不让的绝对优势；其二， 在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内从事非暴力的制度建设的宋教仁，无形中造成了在 国民党内拥有很大势力的陈其美一派人“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被动局面，从而 造成“本党有内讧”的危险局面。宋教仁对于这两方面的估计过于自信的盲目 乐观与疏于防范，直接导致了他自己“为宪政流血”的悲惨结局。
四、宋教仁的阳光宪政
1913年1月8日，宋教仁在国民党湖南支部发表竞选演说时表示：“现在 民国未经各国承认，于国际上非可谓之成立，然其原因，则内部未能整理之 故也。……为今之计，亟须组织完善政府，欲政府完善，须有政党内阁。今国 民党即处此地位，选举事若得势力，自然成一国民党政府。兄弟非小视他党， 因恐他党不能胜任，故不得不责之国民党员。……况湖南人作事勇往为各省 冠。此次选举，须求胜利，然后一切大计画皆可施行。此兄弟之所希望于本党 诸君者也。”？
2月1日是旧历腊月二十六日，宋教仁顾不上与家人共度春节，毅然离开 家乡来到武汉。他在国民党湖北支部发表的演说，较为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 政党理论：
以前，我们是革命党；现在，我们是革命的政党。以前，是秘密的组织；现
14丨氏闽嘴
I ^政学两界人和事
在，是公开的组织。以前，是旧的破坏的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以前，对 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 解，同他们备斗。我们此时，虽然没有掌握着军队和治权，但是我们的党是站 在民众方面的。中华民国政权属于人民。我们可以自信，如若遵照总理孙先生 所指示的主义和方向切实进行，一定能够取得人民的信赖。民众信赖我们，政 治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现在接得各地的报告，我们的选举运动’是极其 顺利的。袁世凯看此情形，一定忌刻得很，一定要钩心斗角，设法来破坏我们， 陷害我们。我们要警惕，但是我们也不必惧怯。他不久的将来，容或有撕毁约 法背叛民国的时候。我认为那个时候，正是他自掘坟墓，自取灭亡的时候。到 了那个地步，我们再起来革命不迟。效
2月10日，宋教仁又在国民党湖北交通部欢迎会上发表演说，对中央政府 在财政、外交等方面的措置失当提出批评，其中特别提到临时总统袁世凯、国 务总理赵秉钧在外交方面的重大失误：“溯自去岁三四月后，库伦事起，桂太 郎往俄締结第三次协约，兄弟彼时亦在北京，见事情重大，曾屡次警告袁总统 及赵总理，促其从速设法解决此问题，……无如说者谆谆，听者藐藐，至今日 外蒙将非我有，而政府犹日处歌舞太平之中，不知是何思想。
2月13日，宋教仁自汉口沿江东下，于2月15日抵达上海。国民党理事长孙 中山已经于2月10日乘“山城丸”赴日本考察，随同的有在国民党内以激烈著 称的马君武、何天炯、戴季陶等人。
2月19日，宋教仁在国民党上海交通部发表演讲，其中特别谈到三权分立 的宪政民主的制度设计：“国会初开第一件事，则为宪法。宪法者，共和政体之 保障也。……讨论宪法，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应如何分配，中央与地方之关系 及权限应如何规定，是皆当依法理，据事实，以极细密心思研究者。
1913年3月，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揭晓，在宋教仁的主持和经营下， 国民党取得重大胜利。众议院议员共596人，其中国民党得269议席、共和党得 120议席、统一党得18议席、民主党得16议席、跨党者得147议席、无党派得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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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参议院议员274人，国民党得123席、共和党得55席、统一党得6席、民主党得8 席、跨党者得38席、无党派得44席。国民党在参、众两院870议席中占有392席’虽 然没有超过半数，由于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加起来只有223席，国民党依然可 以凭借其绝对优势影响参、众两院。
3月8日，宋教仁在南京发表演说，再一次阐述自己对于政治体制与权力 架构的基本构想：“现正式国会将成立，所纷争之最要点为总统问题，宪法问 题，地方问题。总统当为不负责任，由国务院负责。内阁制之精神，实为共和国 之良好制也。国务院宜以完全政党组织之。混合、超然诸内阁之弊既已发露， 无庸赘述。宪法问题当然属于国会自订，毋庸纷扰。地方问题，则分其权之种 类而为中央、地方之区别，……大纲既定，地方问题自迎刃而解。惟道府制即 观察使等官制，实为最腐败官制，万不能听其存在。
宋教仁的上述言论，特别是他在国民党上海交通部的长篇演讲，招来北 京方面的匿名批评，上海《时报》北京电指出这篇匿名文章的作者是“某当 局”。“某当局”在文章中除了对国民党方面横加指责外，还针对宋教仁展开人 身攻击：“谓与总统有意见乎？吾见其运动内阁，当时媚事总统，惟恐勿至，水 乳相容，已无间隙。谓与现在执政有宿怨乎？吾见其运动内阁，当时款宴访问， 几无虚夕。钝初交际能名，轰传流辈，声气相投，已无隔膜。然则其叹息痛恨， 力诋狂詈，正自有故。……一以发泄旧愤，一以排挤旧人，夫然后目的可偿，总 理可望。其手段奇，其用心苦矣！ ”？
宋教仁在没有读到全文的情况下，先在1913年3月12日《民立报》发表一 篇《宋教仁君之时事谈一一驳某当局者》，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某当局又谓余 因争总理未遂，故发此怨愤无稽之言，亦可发噱。余始对于第一次内阁更换 时，主张蔡君元培，二次主张黄君克强及赵君智庵，实未有自为之心。非不为 也，实因余之资望能力皆不及诸人也。今世人往往有可怪之心理，谓人欲为总 统或总理或国务员，即目为有野心，咸非笑之，岂知国家既为民国，则国民自 应负责任，有人欲进而为国服务，负责任，乃反以争权利目之，视民国之职务 与君主时代官爵相等，致令人人有推让之虚文，视国事如不相关，岂非无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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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学两界人和事
甚乎？袁总统欲为正式总统，然余最佩服，盖今日政府中有为国服务之责任心 者惟一袁，吾人惟论其有此本事与否，不当论其不宜有此心。其既为之，则只 宜责备其为好总统而已。人之欲为总理、国务员者，亦当待以如是，方为合于民 国时代之常轨。”
3月15日，宋教仁又在《民立报》发表长文《答匿名氏驳词》，其中坦然承 认：“世人诬吾运动总理，由来已久。吾虽无其事，实不欲辨（辩〉，且因以自励， 盖已久矣。”
接下来，宋教仁话锋一转反驳说：“夫人立志为总理，岂恶事哉？……国家 既为共和政治，则国民人人皆应负责任。有人焉自信有能力，愿为国家负最大 之责任，此国家所应欢迎者。美国小学生立志欲为总统，传为佳话。各国政党 选举总统或组织内阁，其党魁之自负之运动之竞争为何如者？盖为国服务，本 非权利，共和国之职事，亦非专制国之官爵可比，人苟可以自信，则不妨当仁 不让，世之人亦只问其有此能力与否，不能谓其不宜有此志。吾人惟自愧无此 能力，固不欲当此大责任。吾人之志则不讳言，实深愿将来能当此责任者也， 且希望人人有此希望者也，惟枉道以得之，则不可耳。若乃目为野心，咸起非 笑，则直是视民国职务与君主国之官爵相等。”
关于自己与政府当局之间的良性互动，宋教仁表白说：“吾人非难政府’ 非与政府有恶感，只问其行事之若何。若以有恶感，而即故意非难之，则必以 有好感，而故意逢迎之，此乃公等官僚卑劣之故态，吾人岂为之耶？吾人素来 作事，不存权利之见，亦不畏强硬反对，吾惟行吾之素。”
在这篇文章的附言里，宋教仁还谈到有多家报纸刊载北京救国团致各省 都督、民政长、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