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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来信刊登于《新青年》3卷1号。在随后的3卷3号中又有胡适的《历史 的文学观念论》，其中写道：“词曲如《牡丹亭》、《桃花扇》，已不如元人杂剧之 通俗矣。然昆曲卒至废绝，而今之俗剧（吾徽之‘徽调’与今日‘京调’、‘高腔’ 皆是也〉乃起而代之。今后之戏剧或将全废唱本而归于说由，亦未可知。此亦 由文言趋于白话之一例也。”同一期中还有刘半农的长文《我之文学改良观》， 用16个字概括了传统戏曲的表演形式：“一人独唱，二人对唱，二人对打，多人 乱打。”
到了由胡适编辑的《新青年》4卷6号即“易卜生号”中，以《新文学及中国 旧戏》为标题，刊登了北大学生张厚载（镠子〉的读者来信，以及胡适、钱玄同、 刘半农、陈独秀的分别答复。张厚载在来信中写道：“记者足下：仆自读《新青 年》后，思想上获益甚多。陈、胡、钱、刘诸先生之文学改良说，翻陈出新，尤有 研究之趣味。……盖凡一事物之改革，必以渐，不以骤；改革过于偏激，反失社 会之信仰，所谓‘欲速则不达’，亦即此意。改良文学，是何等事，决无一走即到 之理。先生等皆为大学教师，实行改良文学之素志，仆佩服已非一日。但仆怀 疑之点，亦不能不为胡、沈诸先生一吐。”
张厚载的“怀疑之点”，其一是胡适和沈尹默等人的白话诗，“弃中国固有 之诗体，而一味效法西洋式的诗，是否矫枉过正？ ”其二是胡适、刘半农、钱玄 同等人对于传统戏曲的相关评价；有没有体现“中国戏曲”的“真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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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答复是：“鏐子君以评戏见称于时，为研究通俗文学之一人，其 赞成本社改良文学之主张，固意中事。但来书所云，亦有为本社同人所不 敢苟者。”
与胡适的求同存异、与人为善截然相反，钱玄同表现出的是恶言恶语的 嬉笑怒骂：“我所谓‘离奇’者，即指此‘一定之脸谱’而言；脸而有谱，且又一 定，实在觉得离奇得很。若云‘隐寓褒贬’，则尤为可笑。……这真和张家猪肆 记卍形于猪鬣，李家马坊烙圆印于马蹄一样的办法。哈哈！此即所谓中国旧戏 之‘真精神’乎？ ”
刘半农的答复与钱玄同高度一致：“平时进了戏场，每见一大伙穿脏衣服 的，盘着辫子的，打花脸的，裸上体的跳虫们，挤在台上打个不止，衬着极喧闹 的锣鼓，总觉眼花缭乱，头昏欲晕。”
陈独秀虽然不同意张厚载的观点，却也难能可贵地表现出了愿意探讨下 去的理性态度：“尊论中国剧，根本谬点，乃在纯然囿于方隅，未能旷观域外 也。……演剧与歌曲，本是二事；适之先生所主张之‘废唱而归于说白’，及足 下所谓‘绝对的不可能’，皆愿闻其详。”
在《新青年》5卷1号中，钱玄同的“随感录十八”是专门攻击传统戏曲的： “两三个月以来，北京的戏剧忽然大流行昆曲；听说这位昆曲大家叫做韩世 昌。自从他来了，于是有一班人都说，‘好了 ’中国的戏剧进步了，文艺复兴的 时期到了。’我说，这真是梦话。中国的旧戏，请问在文学上的价值，能值几个 铜子？……吾友某君常说道，‘要中国有真戏，非把中国现在的戏馆全数封闭 不可。’我说这话真是不错。……如其要中国有真戏，这真戏自然是西洋派的 戏，决不是那‘脸谱’派的戏，要不把那扮不像人的人，说不像话的话全数扫 除，尽情推翻，真戏怎样能推行呢？ ”
《新青年》5卷2号另有刘半农与钱玄同的来往通信《今之所谓“评剧家”》。 钱玄同在写给刘半农的回信中，先是借胡适的话语表明自己的态度：“适之常 说一句话，叫做‘不值得一驳’，这话很有道理。我现在仔细想来，老兄今年春 天打起精神答王敬轩的信，后来为了《灵学丛志》，百年老兄与我三个人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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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气力去驳斥他，实在有点‘不值得’。“
接下来，钱玄同笔锋一转，反而以极端话语表白了对于胡适“前次答张繆 子信”的不认同：“我与适之的意见却有点反对。我们做《新青年》的文章，是给 纯洁的青年看的，决不求此辈‘赞成’。……我记得十年前上海某旬报中有一 篇文章，题目叫做《尊屁篇》，文章的内容，我是忘记了。但就这题目断章取义， 实在可以概括一班‘鹦鹉派读书人’的大见识大学问。”
在中华书局出版的《胡适来往书信选》中，保留有胡适写给钱玄同的一封 书信：
昨日公等丑诋宋春舫君之戏谈，别后即取《公言报》读之，觉此君所言（十 九日〉全与吾辈无异，且明言歌剧之影响远不如白话剧。吾因疑第一段（十七 日〉“歌剧之势力且驾文剧而上之”一语，必有误会处，因就宋君问之，宋君言 此所谓“势力”并非丨沾！！甜？^影响〉，本意作号召听者之能力，随笔写去，不图 有此误会也。适既亲得于宋君，故不敢不告，并望与仲甫兄观之。
适意吾辈不当骂人，乱骂人实在无益于事。宋君无论如何，他总算得一个 新派人物。其人作文太粗心则有之（此乃多作日报文字之过，且少年得志太早 之过〉，然不当把他骂出我们的大门去也。老兄以为然否？
至于老兄以为若我看得起张鏐子，老兄便要脱离《新青年》，也未免太生 气了。我以为这个人也受了多做日报文字和少年得意的流毒，故我颇想挽救 他，使他转为吾辈所用。若他真不可救，我也只好听他，也决不痛骂他的。②
这封信的落款处只有四个字：“适上，廿夜。”该书编者把写作日期认定为 1919年2月20日。北京大学出版社的《胡适书信集》又把写作日期认定为1919 年的“7、8月间”。此信的实际写作时间应该是1918年的8月20日。钱玄同收信 后，给胡适写了一封没有落款日期的回信：
我对于宋春舫，原没有什么恶感；不过先头听了你和蔡先生如此的恭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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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而亲见其人，却是“碌碌”得很，因此不免把尊敬他的心理消灭许多罢了。
至于张厚载，则吾期期以为他的文章实在不足以污我《新青年》〖如其通 信，却是可以〉；并且我还要奉劝老兄一句话：老兄对于中国旧戏，很可以拿他 和林琴南的文章、南社的诗一样看待。老兄的思想，我原是很佩服的。然而我 却有一点不以为然之处：即对于千年积腐的旧社会，未免太同他周旋了。平日 对外的议论，很该旗帜鲜明，不必和那些腐臭的人去周旋。老兄可知道外面骂 胡适之的人很多吗？你无论如何敷衍他们，他们还是很骂你，又何必低首下 心，去受他们的气呢？我这是对于同志的真心话，不知道老兄以为怎样？
……《新青年》五卷二号，准明晨交仲甫去寄。三号系半农编辑。你如有大 稿，请早日交给他（三号极迟九月十五日一定要寄出〉。还有孟和的《国民之 敌》以下续稿，在你那里，也请早日改妥了送交半农。③
由钱玄同编辑的5卷2号的版权日期是1918年8月15日，实际出版时间延 后了一个月，钱玄同所说的“明晨”，自然是胡适的来信及他自己的回信时间 即1918年8月20日的“明晨〃，该期稿件已经超出由陈独秀（仲甫〉经手寄往上 海群益书社的最后期限。在此之后，胡适另有一封没有落款日期的回信：“宋 君的缺点，我也知道，故前信中也明说出，不过我觉得他很想加人我们的一 派，故劝大家不要赶他出去。老兄所下‘碌碌’两字的评语，的当得很。至于张 鏐子，我现在且不谈他。我已请他为我做文，我且等他的文章来了再说。好在 我还有轮着编辑的一期，到了那时，我可以把他的文字或作我的文字的‘附 录’，或作《读者论坛》，都无不可。”
四、“戏剧改良专号”的新旧之争
在由胡适编辑的5卷4号即“戏剧改良专号”中，以“附录”形式转载了张厚 载的《我之中国旧剧观》，并且在通信栏中以《“脸谱”“打把子”》的火爆标 题，刊登了张厚载的读者来信和钱玄同的公开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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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改良专号”的首篇是胡适的《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他在文章 中正式亮出“不值一驳”的口头禅：“即以戏剧一个问题而论，那班崇拜现行的 西皮二簧戏，认为‘中国文学美术的结晶’的人，固是不值一驳；就是有些人明 知现有的皮簧戏实在不好，终不肯主张根本改革，偏要主张恢复昆曲。现在北 京一班不识字的昆曲大家天天鹦鹉也似的唱京腔戏，一班无聊的名士帮着吹 打，以为这就是改良戏剧了。这些人都只是不明文学废兴的道理，不知道昆曲 的衰亡自有衰亡的原因；不知道昆曲不能自保于道咸之时，决不能中兴于既 亡之后。所以我说，现在主张恢复昆曲的人与崇拜皮簧的人，同是缺乏文学进 化的观念。”
接下来，胡适依据王国维的最新研究成果《宋元戏曲史》，对中国戏剧（戏 曲）发展史进行了简单回顾，并由此得出自己的结论：“西洋戏剧便是自由发 展的进化；中国的戏剧便只是局部自由的结果。……以上所说中国戏剧进化 小史的教训是：中国戏剧一千年力求脱离乐曲一方面的束缚，但因守旧性太 大，未能完全达到自由与自然的地位，中国戏剧的将来，全靠有人能知道文化 进化的趋势，能用人力鼓吹，帮助中国戏剧早日脱离一切阻碍进化的恶习惯， 使他渐渐自然，渐渐达到完全发达的地位。”
基于西方戏剧与中国传统戏曲的横向比较，胡适还谈到了向西方戏剧学 习的两个关键点。其一是悲剧的观念：
中国文学最缺乏的是悲剧的观念。无论是小说，是戏剧，总是一个美满的 团圓。……这种“团圓的迷信”，乃是中国人思想薄弱的铁证。做书的人明知世 上的真事都是不如意的居大部分，他明知世上的事不是颠倒是非，便是生离 死别，他却偏要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偏要说善恶分明，报应昭彰。他 闭着眼睛不肯看天下的悲剧惨剧，不肯老老实实写天工的颠倒惨酷，他只图 说一个纸上的大快人心。这便是说谎的文学。……
西洋的文学自从希腊的厄斯奇勒（八伤吐丨贴）、沙浮克里（^^（^四）、虞里彼 底洱！！！^记⑶）时代即有极深密的悲剧观念。悲剧的观念：第一，即是承认人类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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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挚最深沉的感情，不在眉开眼笑之时，乃在悲哀不得意无可奈何的时节；第 二，即承认人类亲见别人遭遇悲惨可怜的境地时，都能发生一种至诚的同情， 都能暂时把个人小我的悲欢哀乐一齐消纳在这种至诚高尚的同情之中；第 三，即是承认世上的人事无时无地没有极悲惨的伤心境地，不是天地不仁， “造化弄人”〔此希腊悲剧中最普通的观念〗，便是社会不良使个人消磨志气， 堕落人格，陷入罪恶不能自脱（此近世悲剧最普通的观念、有这种悲剧的观 念，故能发生各种思力深沉，意味深长，感人最烈，发人猛省的文学。这种观念 乃是医治我们中国那种说谎作伪思想浅薄的文学的绝妙圣药。这便是比较的 文学研究的一种大益处。
其二是文学的经济方法。胡适认为，中国传统的戏曲是最不讲究经济方 法的。明清传奇中的《长生殿》和《桃花扇》，要连演几天才能够结束，几十本的 连台本戏需要更长的演出时间。而西方戏剧一直在讲究经济方法，近代的西 方戏剧虽然不像古希腊戏剧那样严格遵守“三一律”，一部戏主要讲述一件事 情的限制还是存在的。易卜生的《娜拉》和《国民公敌》都是这方面的典范。
通过上述讨论，胡适写道：“现在的中国文学已到了暮气攻心，奄奄断气 的时候！赶紧灌下西方的‘少年血性汤’，还恐怕已经太迟了；不料这位病人家 中的不肖子孙还要禁止医生，不许他下药，说道，‘中国人何必吃外国药！ ’ ……哼！ ”
在“戏剧改良专号”中另有北大学生傅斯年的《戏剧改良各面观》和《再论 戏剧改良》。其中的《再论戏剧改良》是针对欧阳予倩的《予之戏剧改良观》和 张厚载的《我之中国旧剧观》而写作的。对于欧阳予倩的文章，傅斯年表现出 的是热烈欢迎的态度：“我是剧界的‘旁观人’、‘门外汉’，我的议论，自然难以 得人信服，欧阳君是戏界中人，欧阳君的说话，是从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