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专以易卜生为主体。除拟登载易卜生所著名剧《娜拉》（人0011 1101X86 ^ 全本及《易卜生传》之外，尚拟征集易卜生之著作，以为介绍易卜生入中国之纪 念。海内外学者如有此项著述，望于五月十日以前寄至北京东安门内北池子 箭杆胡同九号，本杂志编辑部，为祷。”
在4卷5号的扉页中，另有大号字的《本志特别通告》：“本报现以第四卷第 六号为‘易卜生号’，定六月十五日出版，特此预告。”在对于“易卜生号”的“简
^文栽《艺术百家》，2007年第6期。原标题为《〈新青年〉时代的戏剧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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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录”的“预告”中，还特别说明负责编辑该专号的是留美博士胡适。
在4卷6号即“易卜生号”的扉页中，同时刊登了两款《本社特别启事》。其 一是关于“萧伯纳专号”的预告：“英国萧（姓）伯纳（名〃（^。！^ 86111^涨⑽） 为现存剧作家之第一流，著作甚富。本社拟介绍其杰作于国人，以十二月份之 《新青年》为‘萧伯纳专号’，……”其二是“本社拟于暑假后印行《易卜生剧 丛》，第一集中含《娜拉》、《国民公敌》、《社会栋梁》三剧，此外并有胡适君之序 言，解释易卜生之思想。特此布告。”
尽管以“本社”即《新青年》杂志社名义预告的“萧伯纳专号”和《易卜生剧 丛》并没有成功出版，《新青年》同人对于“易卜生号”的重视程度，以及留美博 士胡适在同人及读者中间不可替代的号召力，却是显而易见的。
胡适的长篇论文《易卜生主义》刊登在《新青年》4卷6号的首要位置，文章 共分六部分，第一部分首先介绍“易卜生主义”的创作方法：“易卜生的文学， 易卜生的人生观，只是一个写实主义，1882年，他有一封信给一个朋友，信中 说道：‘我做书的目的，要使读者人人心中都觉得他所读的全是实事〈尺牍一 五九号V。”
中国现代戏剧史及文学史上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就是由胡适通过《易 卜生主义》一文完整系统地介绍进来的。可惜的是，几乎所有的中国现代文学 史和现代戏剧史都刻意回避了这一历史事实。
在第二部分里，胡适主要介绍了易卜生戏剧所展现的家庭生活的阴暗 面，也就是他所说的四大恶德：一是自私自利；二是依赖性、奴隶性；三是假道 德，装腔做戏；四是懦怯没有胆子。胡适认为’《娜拉》一剧的男主人公托伐丨赫 尔茂，是这四大恶德的代表人物。
《娜拉》的英文原名是“人0011’ 8 901186”，意思是一个玩偶的家庭，剧中的 女主人公娜拉就是易卜生所说的玩偶。该剧最初由胡适和他在北大英文系培 养的优秀学生罗家伦合作翻译，与《易卜生主义》一起刊登于《新青年》的“易 卜生号〃。胡适的另一名学生潘家洵后来把这部戏剧翻译为《玩偶之家》。
娜拉是一位富商的女儿，郝尔茂当律师的时候曾经利用他所掌握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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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帮助娜拉的父亲渡过一次商业危机，娜拉的父亲便把女儿嫁给了郝尔 茂。八年前，在娜拉将要生育第一个孩子的时候，郝尔茂由于过度劳累得了重 病。医生告诉娜拉说，郝尔茂必须出国到暖和的南方去疗养一年，否则就会有 生命危险。娜拉为了挽救丈夫的生命，只好假冒已经病危的父亲的签名，通过 丈夫的同学尼尔4可洛克斯泰律师从银行借到一笔巨款。在随后的八年中，娜 拉通过节衣缩食和帮人做零工归还贷款。这件事不仅是她的私人秘密，而且 是她引以自豪的快乐源泉。
八年之后，郝尔茂当上一家合资股份银行的经理，他的老同学柯洛克斯 泰恰好是这家银行准备辞退的小职员。就在娜拉为丈夫能够“拿大薪水，分红 利”而兴高采烈的时候，柯洛克斯泰找上门来，威胁说要揭发八年前伪造签名 的事情。刚刚还在甜言蜜语地呵护妻子的郝尔茂得知消息后突然变脸，他气 急败坏地怒斥娜拉：“这八年工夫^我最得意、最喜欢的女人^没想到是 个伪君子，是个撒谎的人^比这还坏一是个犯罪的人。真是可恶极了！
柯洛克斯泰在初恋情人林丹太太的善意劝说下主动退还了八年前留下 的字据，一场危机由此化解。郝尔茂不再担心妻子的违法丑闻连累自己的美 好前程，很快恢复了呵护态度，装腔作势地对娜拉说：“一个男人赦免了妻子 的过错，是很愉快的一件事情。”
郝尔茂在突发事件中的态度转换，让娜拉看清了更深层次的事实真相： 自己在丈夫的心目中只是一个玩偶，郝尔茂平时叫自己是“小宝贝”、“小鸟 儿”、“小松鼠儿”、“我的最亲爱的”，并且给自己一点钱去买糖吃、买化妆品 用、买好衣服穿，只是为了让自己充当玩偶，而不是让自己拥有个人的思想、 个人的选择和个人的尊严。于是，娜拉当面对郝尔茂表示说：“现在我只信，首 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托伐，我知道大 多数人赞成你的话，并且书本里也是这么说。可是从今以后我不能一味相信 大多数人说的话；也不能一味相信书本里说的话。什么事情我都要用自己脑 子想一想，把事情的道理弄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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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为了 “学做一个人”，娜拉第一次做出自主选择，留在她背后的是 “砰”的一声关门声，全剧就在关门声中拉上大幕。
在《易卜生主义》的第三部分里，胡适介绍了易卜生戏剧中的三大社会势 力，一是法律，二是宗教，三是道德。在第四部分里，他通过对于《国民公敌》的 介绍，说明了易卜生笔下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社会最爱专制，往往用强力 摧残人的个性，压制个人自由独立的精神。一切维新革命，都是少数人发起 的，大多数人总是守旧、麻木不仁的，只有极少数人^有时只有一个人， ^不满意于社会的现状想要维新、想要革命。”
《国民公敌》中的男主角斯铎曼医生最早发现当地的温泉具有疗养的功 效。当地人觉得有利可图，便筹集资金建造浴池，吸引各地游客来到这里避暑 养病，还聘请斯铎曼担任负责卫生监督的官员。随着游客增多，当地的经济开 始繁荣，洗浴的人中间却出现了一种流行病。斯铎曼从浴池里取出水样，寄给 大学的化学试验室，化验结果表明，是他的岳父经营的皮革厂污染了水源，又 由于浴池里的水管安得太低，从而导致浴池里产生了有害病菌。斯铎曼向市 长和浴场主提交报告，建议对浴池进行重新改造。考虑到改造浴池要花费很 多资金，并且要歇业一两年，市长和浴场主拒绝了此项建议。斯铎曼据理力 争，他费尽心机找到一个会场，当地居民不但不听从他的建议，还把他赶下台 去，然后通过表决宣布他是国民公敌。第二天，斯铎曼的市长哥哥亲自免除了 弟弟的医官职务。斯铎曼的岳父也告诉女婿说，自己留给女儿和外孙的遗产 已经全部换成浴场的股票，浴场如果破产将面临巨大损失。接下来，斯铎曼的 房东赶他搬家，他的两个儿子在学校里面先被同学围攻而后被校长停课。在 这种情况下，斯铎曼依然不肯屈服于多数人唯利是图的蛮横无理，从而说出 了剧中最为著名的一句台词：“世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最孤立的人！ ”
在第五部分里，胡适主要介绍易卜生的政治观念。易卜生起初是一个极 端反对国家观念的无政府社会主义者，在亲眼目睹巴黎公社的武装起义失败 后，他开始放弃无政府社会主义思想；从而选择了宪政民主制度。
在《易卜生主义》的第六部分，胡适正面总结了他所理解的“易卜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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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易卜生的人生观只是一个写实主义。易卜生把家庭、社会的实在情形都 写出来，叫人看了动心，叫人看了觉得我们的家庭、社会原来是如此黑暗腐败， 叫人看了觉得家庭、社会真正不得不维新革命：一一这就是易卜生主义。表面 上看去，像是破坏的，其实完全是建设的。……他主张个人须要充分发达自己 的才性，须要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
在胡适眼里，发展每个人的“自己的个性”，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须 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娜拉的离家出走，就是 承担自己的个人责任的第一步。而易卜生的一生，就是持之以恒地呐喊呼吁 全社会要容忍鼓励包括娜拉、斯铎曼医生之类的先驱者，从而保障人类社会 中不断涌现敢于说真话的“国民公敌”。
二、胡适创作的《终身大事》
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真正富于现代意识的第一部戏剧作品是胡适创作 的《终身大事》。
1919年3月，《终身大事》刊登在由高一涵负责编辑的《新青年》6卷3号中， 胡适专门为该剧加写了一个副标题：“游戏的喜剧。”
事实上，《终身大事》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社会问题剧，剧中的女 主角田亚梅，更是中国戏剧史上第一个娜拉式的女性人物。她与易卜生笔下的 娜拉的主要差别，表现在她所反抗的并不是夫妻生活中的男权丈夫，而是宗法 制家庭中的严父慈母。这是刚刚启动现代化进程的中国社会的一大特色。
田亚梅与陈先生是在东洋留学时相识的一对情人，两个人回国后打算征 求父母的意见正式结婚。田亚梅的母亲田太太是“不敢相信自己”的一个人， 她疼爱自己的独生女儿，希望女儿不要“糊里糊涂”地嫁给一个合不来的人，就 背着家人去观音菩萨面前求签，然后又请来一位瞎眼的算命先生。算命先生 说自己是“据命直言”的，按照命书上的说法，陈先生和田亚梅在属相上是属蛇 和属虎相克，在时间上是猪和猴相克，这两个人要是成了夫妇，就犯了夫克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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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命，肯定不能够白头偕老。
在这种情况下，田亚梅只好把希望寄托在禁止家人拜菩萨和请算命先生 的父亲身上。她的父亲田先生回家之后，先把田太太教训了一通，接下来却说 出了反对这桩婚事的另一项理由：“两千五百年前，姓陈的和姓田的只是一 家。后来年代久了，那写做田的便认定姓田，写做陈的便认定姓陈，外面看起 来，好像是两姓，其实是一家。所以两姓的祠堂里都不准通婚。”
田先生因为害怕被革出宗族祠堂而被老先生们笑骂，竟然玩弄起孔门儒 教“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道学把戏：“要是你这位姓陈的朋友是没有钱的， 倒也罢了；不幸他又是很有钱的人家。我要把你嫁了他，那班老先生们必定说 我贪图他有钱，所以连祖宗都不顾，就把女儿卖给他了。”
田亚梅在绝望中看到女仆李妈替陈先生送来的情书，上面写着：“此事只 关系我们两人，与别人无关，你该自己决断！”于是，她当机立断写下一张字 条：“这是孩儿的终身大事。孩儿应该自己决断。孩儿现在坐了陈先生的汽车 去了。暂时告辞了。”然后把字条留在桌子上匆匆离开。
《终身大事》是一部很短的独幕戏，戏中的观音菩萨是中国传统佛教的化 身，算命瞎子是中国传统道教的缩影，田太太所充当的其实是佛、道两教代言 人的角色。自以为文明新派的田先生，却偏偏是孔门儒教的代言人。田亚梅的 离家出走，一方面是她自己主宰自己命运的第一步，同时也是以现代人道反 抗儒、释、道三教合流的传统宗教神道的第一步。该剧在当年曾经引起很大 反响。1919年6月19日，北京学生联合会为了给“五四”运动筹集活动经费，邀 请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院和北京农业专科学校的新剧团，在珠市口第 一舞台举行联合公演。第一天晚上由北大学生演出《新村正》和《终身大事》； 第二天晚上由高师学生演出《波兰亡国惨》和《劫余泪》；第三天晚上由农专 学生演出《美人剑》和《笑死你》。周作人于6月17日从刘半农手中购票两张，6 月19日晚上与鲁迅一起观看了演出。鲁迅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晚与二弟同至 第一舞台观学生演剧，计《终身大事》一幕，胡适之作，《新村正》四幕，南开学 校本也，夜半归。”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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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钱玄同挑起的戏剧论争
早在胡适正面提倡并且亲自创作“易卜生主义”的现代戏剧之前，钱玄同 在1917年2月25日写给陈独秀的读者来信中，已经率先挑起针对中国传统戏 曲的戏剧论争：“返观中国之小说戏剧，与欧洲殆不可同年而语。……若今之 京调戏，理想既无，文章又极恶劣不通，固不可因其为戏剧之故，遂谓有文学 上之价值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