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与不愿意公开真实身份的鲁迅直接通信的动因,就在于他对于 《狂人日记》的热烈崇拜。在此之前的《新潮》1卷4号中,傅斯年已经发表落款 时间为1919年3月10日的《一段疯话》,从而成为在现代文学史上公开肯定鲁 迅小说的第一人:“鲁迅先生所作《狂人日记》的狂人,对于人世的见解,真个 透彻极了,但是世人总不能不说他是狂人。哼哼!狂人!狂人!耶稣、苏格拉 底在古代,托尔斯泰、尼采在近代,世人何尝不称他做狂人呢?但是过了些时, 何以无数的非狂人跟着狂人走呢?文化的进步,都由于有若干狂人,不问能不 能,不管大家愿不愿意,一个人去辟不经人迹的路。最初大家笑他,厌他,恨 他,一会儿便要惊怪他,佩服他,终结还是爱他,像神明一般的待他。……我们 应当敬从的是疯子,最当亲爱的是孩子。疯子是我们的老师;孩子是我们的朋 友。我们带着孩子,跟着疯子走^走向光明去。”
傅斯年与同学康白情、俞平伯,此前曾经一起听过周作人讲授的《欧洲文 学史》课程。在《新潮》1卷5号中,傅斯年对于周氏兄弟所表现出的是全方位的 积极响应。他在《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一文中写道:
《每周评论》的第十一号里,有仲密先生的一篇《思想革命》,我看了很受 感动,觉得他所说的都是我心里的话。……至于我所谓新旧未定家,就是唐俟 先生所谓“理想经验双全家,理想经验未定家”。这都是识时务的俊杰!他们既 不会耕命发挥自己的主义,也决不会拼命反对别人的主义^只会看风使 舵。……由此看来,白话文介壳的发展,顺着时势的迁流,几年以内总会有点 小成绩,可以无疑了。
然而白话文学内心的命运却很有问题。白话文学的内心应当是,人生的 深切而又光明的表现,向上生活的兴奋剂(近来看见《新青年》五卷六号里一 篇文章,叫做《人的文学》,我真佩服到极点了。我所谓白话文学内心,就以他 所说的人道主义为本〕。这真难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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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大家所谈的文学革命,当然不专就艺术一方面论^若是就艺术一 方面而论,原不必费此神力^当然更要注重主义一方面。文学革命第一声 炮放去,其中就有一种声浪说道:灭信仰,造信仰;灭道德,造道德;灭生活,造 生活。所以据我看来,胡适之先生的《易卜生主义》、周启孟先生的《人的文学》 和《文学革命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同是文学革命的宣言书。……
总而言之,真正的中华民国必须建设在新思想的上面。新思想必须放在 新文学的里面。……只取抬高人生的文学,凡抬高人生以外的文学,都是应该 排斥的文学。
这篇文章中的“仲密先生”和“周启孟先生”,就是《思想革命》、《人的文 学》的作者周作人。“唐俟先生”就是鲁迅。在这一期的《新潮》中,傅斯年还把 周作人发表在《每周评论》的新诗《背枪的人》、《京奉车中》予以转载,并且专 门以“记者”名义写下“附记”:“我们应该制造主义和艺术一贯的诗,不宜常常 在新体裁里放进旧灵魂……所以现在把《每周评论》里的这两首诗选入,作个 榜样。”
在同一期刊物的《随感录》中,傅斯年还挺身而出替隐身化名从事写作活 动的周氏兄弟冲锋陷阵说:
《新青年》里有一位鲁迅先生和一位唐俟先生是能做内涵的文章的。我固 不能说他们的文章就是逼真托尔斯泰、尼采的调头,北欧中欧式的文学,然而 实在是《新青年》里一位健者。至于有人不能领略他的意思和文辞,是当然不 必怪。果然我今天在上海一家报的什么“泼克”上,看见骂他的新教训,说“他 头脑不清楚,可怜! ”……
像这位署名“记者”的新教训真是驴唇不对马嘴:若是把他原来的两次骂 人画,一次骂废汉字的是狗心,一次骂某君崇拜外国偶像,而且“轻佻”、“狂 妄”……等等,和鲁迅先生对他作进步的美术家的要求一则随感录(见《新青 年》六卷一号八唐俟先生批评他的一则随感录(见《新青年》六卷二号〉,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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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他这一段新教训,就真好看了。只可惜我们《新潮》没有这些闲钱。鲁迅先生 对他作进步的美术家的要求,碰了 一鼻灰;唐俟先生对他那画里说的读罗马 字时,全是外国狗叫不以为然,他就说“一个问题〃、“又一个问题”……〈可 怜〉。他这心理原好分析,一则是不愿长进,不愿作有思想的讽刺画,只要作无 理性的骂人画;二则是^或者^维持他们贵“泼克”骂人的专利;三则是 不肯服气(就是他们贵报所说的“怙恶”;)。但是负气还有什么效果呢?他既然 没有什么道理说,我现在当然也没有什么道理驳^况且我是局外人。
然而我觉得唐、鲁两位先生也不免多事。……画春宫的以为春宫是美术; 打脸谱的以为脸谱是美术,由他以为美术去就是了。
“泼克”是英语?11&的音译,是英国民间传说中喜欢恶作剧的小妖精的名 字。1919年1月5日,沈泊尘在《时事新报》的《泼克》星期图画增刊中,发表攻击 谩骂钱玄同的六幅讽刺画,其中有这样的文字说明:“某新学家主张废弃汉 字”;“然习罗马文又苦于格格不入,乃叩诸医生问焉”;“医生请以罗马犬心易 其心”;“其新学家易心后试读罗马拼音,人聆之则居然罗马犬吠也! ”
针对沈泊尘的人身攻击,署名“鲁迅”的《随感录四十三》和署名唐俟的 《随感录四十六》先后给予反击。笔者曾经在《周氏兄弟与〈新青年》一文中, 专门就此事进行过考证,其结论是:署名“鲁迅”的《随感录四十三》其实是周 作人的作品;署名唐俟的《随感录四十六》才是鲁迅即教育部佥事周树人的作 品。有趣的是,以“局外人”身份在《新潮》1卷5号中为周氏兄弟冲锋陷阵的傅 斯年,到了若干年之后反而变成周作人笔下的一名小丑。
四、从新潮社到北新书局
1919年12月16日,傅斯年、俞平伯等人离开北京,经上海赴欧洲留学。随 后,罗家伦、徐彦之、张申府等人也先后离京或出国。从2卷1号起《新潮》再也 没有按月出版。继傅斯年、罗家伦、徐彦之等人之后接手新潮社的正负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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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已经在《新青年》杂志中功成名就的北大教授周作人。
1920年10月28日,周作人在日记中写道:“下午往大学,四时至公园赴新 潮社常会,六时散。得新刊月报一份。”在这极其平淡的一行字中,所潜藏的是 周氏兄弟后半生的经济命脉。
在随后出版的《新潮》2卷5号中,刊登有孟寿椿以记者名义发表的《本社 纪事》,其中介绍了这次“新潮社常会”的来龙去脉:
本社最初仅发行新潮杂志一种,自经去年十一月十九日全体社员议决 (见二卷二号纪事〕,即积极为扩充成一学会之预备。发行丛书,筹备基金,均 有成效。于是在京全体社员于本年八月十五日,开会议决正式改成学会,并备 函通知各地社员。^
自经八月里的大会议决恢复编辑部干事部旧制后,当即通函京内外社 员,请即照章选举主任编辑及主任干事各一人。截止十月二十八日止,寄回的 选举票快都齐了 ;适值社员徐子俊、张申府两君将有欧洲之行,周作人君新加 入本社,于是在京全体社员假中央公园开会’欢送张、徐两君,欢迎周君,并开 选举票。结果,周作人君当选为主任编辑,孟寿椿君当选为主任干事。嗣由周 君推定编辑四人,孟君推定干事六人。并将全体职员姓名列左: 编辑部主任编辑 周作人 编辑 毛准顾颉刚陈达材孙伏园 干事部主任干事 孟寿椿
干事 王星汉孙伏园高尚德宗锡均李荣第郭绍虞
这篇纪事的末尾,是“社务之经过及此后进行之方针”:“本社的杂志已出 两卷、丛书已出了四种〈第一种《科学方法论》;第二种《迷信与心理》,第三种 《点滴》,第四种《蔡孑民先生言行录》〉。以他们在社会上的影响及学术上的贡 献而论,也还有可观。杂志第一卷是已再版过的了 ;第一种丛书《科学方法 论》,现正再版中。我们既受社会这样的奖励,当然要本着本社固定的旨趣,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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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奋斗下去。我们今后进行的方针,说是:‘注全力于社务之扩充及基金之筹 备,以完成由杂志改为学会之精神。’”
到了 1935年3月2日,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颇为动情 地介绍了新潮社的最后结局:“ ‘五四’事件一起,这运动的大营的北京大学负 了盛名,但同时也遭了艰险。终于,《新青年》的编辑中枢不得不复归上海,《新 潮》群中的健将,则大抵远远的到欧美留学去了,《新潮》这杂志,也以虽有大 吹大擂的预告,却至今还未出版的‘名著绍介’收场;留给国内的社员的,是一 万部《孑民先生言行录》和七千部《点滴》。创作衰歇了,为人生的文学自然也 衰歇了。
查《新潮》目录,1922年3月出版的最后一期即3卷2号是所谓的“一九二 〇年名著介绍特号”。由于蔡元培的《孑民先生言行录》上下两册和周作人翻 译的外国短篇小说集《点滴》上下两册大量积压,周作人接手编务的新潮社 在账面上出现负资产,从而导致鲁迅的第一部小说集《呐喊》,只能以自费印 刷的方式延期在新潮社出版。但是,从长远来看,正是由于这两部书籍的大 量积压为周作人的两名得力助手李荣弟(小峰〉和孙伏园,通过处理积压书 籍展现经营才干并实现原始积累,提供了绝佳机遇。据顾颉刚回忆,由李小 峰、孙伏园联合创办的北新书局的第一笔资金,就来自于此:“我参加了《新 潮》的发起和编辑工作。创刊时,主编是傅斯年。1919年底,傅斯年出国留学, 由罗家伦主编。第二年,罗出国,由我接编。我办了三期,因为北洋军阀政府 不发学校经费,学校便不能再给补贴,经费不足;再加上印了不少《新潮丛 书》一时卖不出去,积压了资金,才办不下去,停了刊。先后参加过《新潮》编 辑工作的还有孙伏园、俞平伯、周作人、康白情、何思源等。《新潮》停刊后,当 时主管行政财务的干事李小峰,把《新潮丛书》摆在家门口的地摊上卖,大概 卖了不少钱。后来他开了一家书店,取北京大学和《新潮》杂志的前一个字, 叫‘北新书店’。〃?
周作人主持新潮社的主要贡献,是继《新潮》杂志停刊后选编的一套“文 艺丛书”。其中的第一本是冰心的诗集《春水》。第二本是鲁迅译自盲诗人爱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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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诃的童话剧《桃色的云》。第三本是鲁迅的小说集《呐喊》。第四本是(:?女士 翻译的法国童话集《纺轮的故事》。第五本是孙福熙的散文集《山野掇拾》。第 六本是李小峰翻译的丹麦童话集《两条腿》。第七本是周作人译的诗歌小品集 《陀螺》。第八本是冯文炳的小说集《竹林的故事》。第九本是李金发的诗集《微 雨》。这九本书后来都由北新书局经销,日益壮大的北新书局也因此成为周氏 兄弟版税收人的主要来源。
傅斯年出国留学之前始终没有与鲁迅见过面。按照鲁迅日记的记载,两 个人第一次见面的时间是1927年2月8日,也就是鲁迅到广州中山大学的第21 天。傅斯年第一次拜访鲁迅之后的第三天即2月10日,鲁迅“被任为文学系主 任兼教务主任,开第一次教务会议”,学生辈的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傅斯 年成了鲁迅的直接上司。
鲁迅与傅斯年的合作并不愉快。1927年3月1日,顾颉刚在日记中谈到傅 斯年来信请他到中山大学办中国东方语言历史科学研究所,并且在信,表示 说:“鲁迅在彼为文科进行之障碍。”顾颉刚对此表现出的是各行其是、息事宁 人的态度:“我性长于研究,他性长于创作,各适其适,不相过问可已。
3月5日和13日,鲁迅两次邀傅斯年吃饭;两个人的关系并没有因此得到缓 解。傅斯年在3月下旬致电顾颉刚:“彼已去阻,弟或亦去校,派兄去京坐办书, 月薪三百,函详。”意思是说鲁迅反对聘顾颉刚出任历史系教授,傅斯年为此 事提出辞职。由于邮局罢工,顾颉刚没有及时收到这封信,只好于4月15日赶 赴广东。“孟真告鲁迅后,鲁迅立时辞职,其党徒粘贴匿名揭贴,诬我为研究系, 孟真亦辞职。纷乱一星期,尚未解决。幸鲁迅党徒不多,中大学生开会结果,主 张三人皆留。”⑩
鲁迅日记中傅斯年与他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