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去世后,傅斯年得到父亲的得意弟子侯雪舫的资助,于1909年考入天 津府立中学堂,1913年考人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本科国文门。到了 1918年 1月,正式改版为同人刊物的《新青年》4卷1号,专门为青年学生设立“读者论 坛”,第一次刊登的是傅斯年的《文学革新申义》和罗家伦的《青年学生》。
《文学革新申义》是对于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 论》的正面响应。傅斯年在文章中写道:“中国文学之革新,酝酿已十余年。去 冬胡适之先生草具其旨,揭于《新青年》,而陈独秀先生和之。时会所演,从风 者多矣。……欲求新说之推行’自必于旧者之不合时宜处,重申详绎,方可奏 功。然则破坏一端,尚未完全过去。此篇所说,原无宏旨,不过反复言之;期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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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喻而已。”
按照胡适的回忆,傅斯年的这篇文章是经他编辑校阅后公开发表的;傅斯 年是“最能了解当时新思潮新文化运动的人”,同时也是胡适在北大中国哲学系 从事“思想造反”的“保驾人”:“那时候;孟真在学校里已经是一个力量。那些学 生们就请他去听听我的课;看看是不是应该赶走。他听了几天以后,就告诉同学 们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⑥ 另据罗家伦回忆,自己与傅斯年走到一起,与胡适的提携直接相关:“我 和孟真是1917年开始在北京大学认识的。他经过三年标准很高的北大预科的 训练以后,升人文科本科,所以他的中国学问的基础很好,而且浏览英文的能 力很强。这是一件研究中国学问的人不容易兼有的条件。我是从上海直接考 进文科本科的学生,当时读的是外国文学,和他的中国文学虽然隔系,可是我 们两个在学问方面都有贪多务得的坏习惯,所以常常彼此越系选科,弄到同 班的功课很多,就在哲学系方面,也同过三样功课的班。我们开始有较深的了 解,却在胡适之先生家里。那时我们常去,先则客客气气的请教受益,后来竟 成为讨论争辩肆言无忌的地方。适之先生甚惊异孟真中国学问之博与精,和 他一接受以科学方法整理旧学以后的创获之多与深。适之先生常是很谦虚地 说,他初进北大做教授的时候,常常提心吊胆,加倍用功,因为他发现许多学 生的学问比他强。”⑦
傅斯年对于《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的参与是全方位的。关于最为重要也最 具可操作性的白话文写作,他先后发表过《文言合一草议》、《怎样做白话文》、 《甶话文与心理的改革》等多篇文章加以鼓吹,从而赢得胡适的充分肯定:“直到 《新潮》之后,傅斯年先生在他的《怎样做白话文》里,才提出两条最重要的修正 案。……近年白话文学的倾向是一面大胆的欧化;一面又大胆的方言化,就使白 话文更丰富了。傅先生指出的两个方向,可以说是都开始实现了。”⑧
关于文字改革,傅斯年针对前辈学者吴稚晖“汉字决不能改用拼音文字” 的极端观点,在《汉语改用拼音文字初步谈》一文中以同样极端的态度声援陈 独秀、胡适、钱玄同说:“①汉字应当用拼音文字替代否?答:绝对的应当。②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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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能用拼音文字表达否?答:绝对的可能。……我决不主张径拼罗马字母作为 我们拼音文字的字母,因为罗马字母不够汉语用的。我更不主张仅仅拼音,我 主张必须造全不含混的拼音字母。”他的这篇文章,后来被钱玄同称赞为“‘汉 字革命军’的第一篇檄文”。⑨
关于传统戏曲,傅斯年既不像北大同学张厚载那样坚决捍卫,也不像老 师辈的钱玄同、刘半农、鲁迅、周作人那样全盘否定,而是相对理性地表态说: “我们固不能说,凡是遗传的都要不得;但是与其说历史的产品,所以可贵,毋 宁说历史的产品,所以要改造。”⑩
傅斯年对于新文化运动最为重要的贡献,是在北大学生中领衔创办了 《新青年》的姊妹刊物《新潮》。在《新潮》创刊号中刊登有三份社告,《社告一》 明确宣布愿投稿者应该注意的如下事项:①须与本志有精神上之同情;主张 可不必与社论一致。②文词须用明显之文言,或国语,其古典主义之骈文与散 文,概不登载。③句读须用西式。④小说、诗、剧等文艺品,尤为欢迎;但均以白 话新体为限。……⑧同人皆青年求学者,愧无金钱之报酬,但能以本志奉赠。 在《社告三》中,以姓名笔画的简繁顺序公布了创刊社员的名单:毛准(子 水〉、成平(舍我〉、汪敬熙(缉斋〉、吴康(敬轩〉、俞平伯(平伯〉、高元(永元〉、徐 彦之(子俊〉、黄建中(离明广张崧年(申甫〉、陈兆畴(穗庭〉、陈嘉蔼(杭甫〉、康 白情(白情〉、傅斯年(孟真〉、杨振声(金甫〉、刘敌(名洋〕、潘元耿(元耿〉、潘家 洵(介泉广戴岳(毓峰〉、谭鸣谦(诚斋〉、罗家伦(志希〉、顾颉刚(颉刚〉。其中编 辑部由傅斯年(主任编辑〉、罗家伦(编辑〉、杨振声(书记〉组成。干事部由徐彦 之(主任干事〉、康白情(干事〉、俞平伯(书记〉组成。
在傅斯年执笔的《新潮发刊旨趣书》中另有如下说明:“《新潮》者,北京大 学学生,集合同好,撰辑之月刊杂志也。……本志主张,以为群众不宜消灭个 性;故同人意旨,尽不必一致;但挟同一之希望,遵差近之途径,小节出人,所 不能免者。若读者以‘自相矛盾’见责,则同人不特不讳言,且将引为荣幸。又 本志以批评为精神,不取乎‘庸德之行,庸言之谨。’若读者以‘不能持平’腾 诮,则同人更所乐闻。……大学学生二千人,同人则不逾二十,略含私人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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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性质。所有言论,由作者负之,由社员共同负之。苟有急进之词,自是社中主 张,断不可误以大学通身当之。”
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新潮》杂志出版5期后停刊了4个月,1919年9月 又接着出版2卷1号。傅斯年在该期发表《〈新潮〉之回顾与前瞻》;较为翔实地 介绍了杂志的创办历程:
民国六年的秋天,我和顾颉刚君住在同一宿舍同一号里,徐彦之君是我 们的近邻。我们几个人每天必要闲谈的。有时说到北京大学的将来,我们抱很 多的希望,觉得学生应该办几种杂志;……颉刚的朋友潘介泉君,我的朋友罗 志希君,常加入我们这闲谈。……七年的秋天,子俊和我又谈起这层事;…… 子俊就和文科学长陈独秀先生商量了 一次,陈先生说,“只要你们有办的决 心,和长久支持的志愿,经济方面,可以由学校担负”。这是我们初料不及的, 就约集同人,商量组织法了。最先和罗志希、康白情两位研究办法,其后有十 多位同学加入,对这事都很有兴味。胡适之先生做我们的顾问,我们很受他些 指导。10月13日,开第一次预备会,决定我们要办甚么样的杂志,……子俊要 把英文的名字定做11611&;88&1106。同时,志希要定它的中文名字做《新潮》。 两个名字恰好可以互译。11月19日,开第二次会,把职员举妥,着手预备稿件。 李守常先生把图书馆的一个房间拨给了新潮社用。李辛白先生帮助我们把印 刷发行等事布置妥当。本年1月1日,第一号出世了。
这是关于《新潮》创刊最为原始也最为真实的说明,与周作人“反复颠倒 无所不可”的刀笔回忆完全不是一回事。
三、傅斯年与周氏兄弟
1919年1月11日,钱玄同在日记中写道:“午前10至12时在大学上课,九至 十时也有课,因为起迟告假了。尹默来,知‘整顿大学’之说已归消灭。独秀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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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常办事了。大学生所办之《新潮》杂志第一册已出版,中以傅孟真、罗志希两 君之文为最有精神。傅评马夷初之《庄子札记》,罗评林琴南之译小说,都说的 很对。独秀说六卷一号之《新青年》中有叔雅译的赫克尔《精神之不可思议》, 约一万多字,此外稿件已经很多,15日可以寄发。”?
钱玄同所说的“整顿大学”,直接得之于教育部秘书徐森玉。据1919年1月5 日《钱玄同日记》记载,他和沈士远、沈尹默兄弟及徐森玉四个人在中兴茶楼吃 晚饭,徐森玉谈到有人“为大学革新求徐世昌来干涉。……有改换学长整顿文 科之说”。
1月12日,《钱玄同日记》中另有“访豫才兄弟,半农亦在”的记录。周作人 也在日记中写道:“半农来,旋去。晚玄同来谈,十一时去。
钱玄同在拜访鲁迅、周作人兄弟的过程中,应该谈到了刚刚出版的《新潮》 杂志。于是,在第二天的《周作人日记》中出现了“购《新潮》一本,致《新青年》 稿”的记录。
1919年1月16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昙。上午寄家信并泉六十,为齐寿 山作衣费及年莫杂用。寄王式干信。寄许季市信并《新潮》一册。寄张梓生《新 潮》一册,代二弟发。”⑩
同一天,鲁迅在致许寿裳信中介绍说:“主张用白话者,近来似亦日多,但 敌亦群起,四面八方攻击者众,而应援者则甚少,……大学学生二千,大抵暮 气甚深,蔡先生来,略与改革,似亦无大效,惟近来出杂志一种曰《新潮》,颇强 人意,只是二十人左右之小集合所作’间亦杂教员著作,第一卷已出,日内当即 邮寄奉上(其内以傅斯年作为上,罗家伦亦不弱,皆学生〉。仆年来仍事嬉游, 一无善状,但思想似稍变迁。”
1919年4月16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上午得钱玄同信,附李守常信。下 午得傅孟真信,半农转。”第二天,他的日记中又出现了“寄傅孟真信”的记录。 在当年5月出版的《新潮》1卷5号中,以《对于〈新潮〉一部分的意见》为 标题,刊登了落款时间为4月16日的鲁迅来信及傅斯年的回信。鲁迅在来 信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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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潮》每本里面有一二篇纯粹科学文,也是好的。但我的意见,以为不要 太多;而且最好是无论如何总要对中国的老病刺他几针,譬如说天文忽而骂 阴历,讲生理终于打医生之类。现在的老先生听人说“地球椭圓”、“元素七十 七种”,是不反对的了。《新潮》里满了这些文章,他们或者暗地高兴。〔他们有 许多很鼓吹少年专讲科学、不要议论。《新潮》三期通信内有史志元先生的信, 似乎也上了他们的当。〉现在偏要发议论,而且讲科学,讲科学仍发议论,庶几 乎他们依然不得安稳,我们也可以无告罪于天下了。总而言之,从三皇五帝时 代的眼光看来,讲科学和发议论都是蛇,无非前者是青梢蛇,后者是蝮蛇罢 了;一朝有了棍子,就要打死哟。既然如此,自然还是毒重的好。^但蛇自 己不肯被打,自然也不消说得。
《新潮》里的诗写景叙事的多,抒情的少,所以有点单调。此后能多有几样 作风很不同的诗就好了。翻译外国的诗歌也是一种要事,可惜这事很不容易。 《狂人日记》很幼稚,而且太逼促,照艺术上说,是不应该的。来信说得好, 大约是夜间的飞禽都归巢睡觉,所以单见蝙蝠能干了。我自己知道实在不是 作家,现在的乱嚷,是想闹出几个新的创作家来,^我想中国总该有天才, 被社会挤到在底下,^破破中国的寂寞。
《新潮》里的《雪夜》,《这也是一个好人》,《是爱情还是苦痛?》(起首有点 小毛病〉,都是好的。上海的小说家梦里也没想到过。这样下去,创作很有点希 望。《扇误》译的很好,《推霞》实在不敢恭维。
傅斯年在回信中,几乎全面接受了鲁迅的指导性意见:“先生想闹出几个 新的创作家来,实在是我们《新潮》创立的目的了。平情而论,我们正当求学的 时代,知识才力都不充足,不去念书,而大叫特叫,实在对不起自己。但是现在 的中国是再寂寞没有的,别人都不肯叫,只好我们叫叫,……所以人家骂我们 ‘胆大妄为’,正是我们的长处。所谓‘日月出而爝火息’,正是我们要求的命 运^但是日月一时不出,烛火总不令他一时息去。”
关于鲁迅的小说,傅斯年也赞美说:“《狂人日记》是真好的。先生自己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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谦了。我们同社某君看见先生这篇文章,和安得涯夫的《红笑》,也做了一篇 《新婚前后七日记》。据我看来,太松散了。”
傅斯年与不愿意公开真实身份的鲁迅直接通信的动因,就在于他对于 《狂人日记》的热烈崇拜。在此之前的《新潮》1卷4号中,傅斯年已经发表落款 时间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