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背影:政学两界人和事 作者: 张耀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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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背影:政学两界人和事 作者: 张耀杰- 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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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枚惚艿教旖颉『蜕虾5淖饨缜裙嗌1937年9月22日,易培基去世,终年57岁。
关于易培基的为人,早年与他同在湖北方言学堂读书、后来又一直在故 宫博物院共事并且一起被牵扯进故宫盗宝案的吴景洲(瀛〉,在《故宫盗宝案 真相》中写道:“他是我的总角之交,是一个最不世故的人。他自己说是乡下人 做大官,这话倒也十得八九,所以不讨人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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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景洲的儿子吴祖光,在《故宫盗宝案真相。序》中给出的却是完全不同 的另一种评论:“父亲的受冤受害,完全是由于为了他的一个‘同患难而观点 各异、亲而不信的总角之交’引起的。从人情而言,他的自幼相交的同窗好友 易寅村先生乃是一个薄情负义的朋友……
易培基究竟是如何“薄情负义”的,吴祖光并没有举出事实证据。有趣的 是,负责通缉易培基和吴景洲的最高法院检察署署长郑烈,就是著名剧作家 曹禺的第一任妻子郑秀的父亲。抗日战争期间,吴祖光与曹禺夫妇曾经在四 川江安的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毗邻而居。到了 1957年反右派时期,曹禺针对“右 派分子”吴祖光又展开了言辞激烈的政治批判。
注释:
①《鲁迅回忆录》散篇中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806页。
②《校务维持会代表周豫才先生致欢迎词》,见《女师大周刊》第118期,1926年1月18日。
③晶清、青方笔记《学生自治会代表许广平先生演说辞》,见《女师大周刊》第119期, 1926年1月25日。
④《两地书》原信五十九,见《两地书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93页。
⑤《倪墨炎书话》,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232页。
@#迅1927年12月9日致章廷谦信,《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03页。
⑦《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52页。胡适去南京参加全国教育会 议的时间是1928年5月17日,此前他在1928年3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蒋梦麟有信来,说要 办浙江大学文理科,要我去办哲学与外国文学两门。我回信辞了,荐通伯任外国文学,哲学 请他自兼,请单不庵帮管中国哲学的事。”由此可以断定,此信的写作日期应该是1928年5 月29日。“裴子”即与汤尔和、马叙伦、蒋梦麟关系密切的浙江同乡邵裴子。
⑧《陈布雷先生文集》,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355页,
⑨吴景洲:《故宫盗宝案真相》,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127页。
⑩《鲁迅全集》第4卷,第477页。
?吴景洲:《故宫盗宝案真相》,第73页。
?吴祖光:《故宫盗宝案真相^序》。
《新青年》杂志的“复活”与终结
《新青年》杂志最初是依托上海群益书社出版发行的,群益书社为此承担 了很大的商业风险。随着八名北大教授及职员的集体加盟和轮流编辑,陷人 困境之中的《新青年》杂志得以“复活”,并且很快创造出品牌效应。拥有“金字 招牌”的《新青年》同人开始寻求经济独立,同人内部也一再出现分歧与裂痕, 最终导致一度辉煌的《新青年》杂志在内忧外患中画上句号。
一、《青年杂志》的创刊
据汪原放在《回忆亚东图书馆》一书中回忆,陈独秀依托民间出版机构自 主创办杂志的想法,可以追溯到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据我大叔回忆, 民国二年,仲甫亡命到上海来,他没有事,常要到我们店里来。他想出一本杂 志,说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叫我认真想法。我实在 没有力量做,后来才介绍他给群益书社陈子沛、子寿兄弟。他们竟同意接受, 议定每月的编辑费和稿费二百元,月出一本,就是《新青年》(先叫《青年杂志》, 后来才改做《新青年》〉。一
与此相印证,陈独秀也在致章士钊信中表白说:“仆本拟闭户读书,以编辑 为生。近日书业,销路不及去年十分之一,故已搁笔,静待饿死而已。杂志销 行,亦复不佳。人无读书兴趣,且复多所顾忌,故某杂志巳有停刊之象。《甲寅》 杂志之运命;不知将来何如也。”②
^文栽《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5月上半期,原标题为《〈新青年〉同人的经济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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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没有力量做”的汪孟邹是陈独秀的同乡好友,他于1913年春天到上 海创办亚东图书馆,原本是陈独秀的创意。亚东图书馆在初创阶段没有接受 陈独秀想要创办的杂志,却于1915年5月接受了章士钊(字行严,笔名秋桐〉主 编的《甲寅》杂志。章士钊为此专门在上海各报发布《秋桐白事》:“仆以孱弱之 躯,旅居海外。去岁夏间,同志数辈,创作《甲寅》杂志,属仆主任其事,社务丛 脞,益以屡病,出版愆期,至用惭歉。今为分工之计,以印刷、发行两事析与上 海亚东图书馆代为理治,仆只任编辑一部,心一意专,庶可期诸久远。自后凡 属印刷、发行事项,请向上海接洽;其有关于文字者,则直函日本东京小石川区 林町七十番地甲寅杂志社编辑部交仆可也。”
与此同时,亚东图书馆也在上海各报刊登了“《甲寅》第五期预告”:“自后 凡蒙爱读诸君惠购,请直向敝馆接洽。其一切收款、发报等事,皆由敝馆完全 负责。”③
《甲寅》杂志由于发表反对袁世凯的《帝政驳议》而遭受禁邮,加上章士钊 奔走于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战争,在出版1卷10号后陷人停顿。袁世凯于 1916年6月6日去世之后,亚东图书馆在上海各报同时刊登了两则广告。
其一是《爱读〈甲寅〉者鉴》:“本杂志自去年九月被禁,国内不能邮寄,读 者无从购买,共和恢复以后,购者纷纷,销数骤盛。现在自第一号至第十号, 所存皆已不多,爱读诸君,尚希从速购取。每本实价大洋四角。外埠另加邮费 五分。”
其二是《甲寅杂志社启事》:“癸丑〖1913年)战役既毕,袁氏尽其力所能及, 钳制国人,使之噤伏。秋桐先生旅居日本;愤民意之不伸,创作《甲寅》杂志,援证 事理,力辟奸邪,一时中外风行,袁氏震骇;帝制议起,通令禁止销售。先生亦适 于此时归国,从事义举,海陆奔驰,无暇执笔,今兹政局粗定,国事之有待于言论 者甚多,先生拟将经手事件厘清终结,即便赓续为文。出版有期,再行布告。
《甲寅杂志社启事》只是亚东图书馆的一厢情愿。时任两广都司令部秘书 长的章士钊,已经成为直接参与权力分配的政治明星,他先在上海家中与方方 面面的名流政客反复磋商,随后于1916年7月21日前往北京魏家胡同的大宅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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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代表已经通电辞职的两广都司令、西南军政府总裁岑春煊,与继任总统黎 元洪、内阁总理段祺瑞商谈善后事宜,同时与各派政治势力保持联络。
到了 1925年,已经分道扬镳的国民党元老臭稚晖,在《章士钊一陈独秀一 梁启超》一文中回忆说:“今日章先生视《甲寅》为彼唯一产物。然别人把人物 与甲寅联想,章行严而外,必忘不了高一涵,亦忘不了陈独秀。见独秀两个名 词,尚以为是个绝世美男子。后我在《新青年》发起时晤到,正如韩退之所状苍 苍者动摇者的形貌,令我叫奇。唯时黎元洪由副总统升任大总统时代的内阁, 即定于上海霞飞路章先生的宅内。陈先生就像演赤壁之战,章先生充做诸葛 亮,他充作鲁肃。客到之先,客散之后,只有他徘徊屏际。”⑤
陈独秀自1914年赴日本协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期间,高君曼及两个 孩子留在上海,由汪孟邹代为照顾。1915年6月,陈独秀和易白沙结伴回到上 海,与妻子儿女同住在上海法租界嵩山路南口吉谊里21号。汪孟邹在《梦舟日 记》中记录了陈独秀当年的行踪:
6月20日:“晚间为志孟、白沙洗尘。”
6月22日:“下午赴叔潜等通俗图书局开会之约,回家已六钟有零。” 6月23日:“上午十一钟到子寿宅,会议三家合办之事。终以分别筹款为 主。回家已五钟。”
7月4日:“在子寿处晚饭后,往志孟宅上谈事,将十二钟方返。” 7月5日:“子寿来,告以《青年》事已定夺云云。”⑥
“志孟”就是陈独秀。汪叔潜是通俗图书局的老板和安徽籍国会议员。上 海群益书社的老板陈子沛、陈子寿兄弟是章士钊的湖南同乡。“三家合办之 事”指的是拟议中的由三方联合从事文化出版事业。
汪原放的父亲汪希颜,是章士钊1902年在南京江南陆师学堂读书时的校 友,陈独秀是到南京拜访汪希颜时认识章士钊的。汪希颜于1902年夏天病逝 于南京,章士钊、陈独秀与他的弟弟汪孟邹成为终生不渝的好朋友。汪孟邹之 所以在章士钊与陈独秀之间做出厚此薄彼的抉择,正是基于《甲寅》杂志“一 时中外风行”的“金字招牌”。他的一个“竟”字,既透露出利用湖南人章士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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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甲寅》杂志拓展业务的生意经;同时也反衬出湖南人陈子沛、陈子寿兄弟 借助陈独秀另创品牌的过人胆识。
1915年9月15日,在章士钊撇开《甲寅》杂志奔走于国家大事的情况下,陈 独秀联合群益书社适时推出了自立门户的舆论阵地《青年杂志》。
二、《青年杂志》与《甲寅》杂志
章士钊在《甲寅》杂志的《本志宣告》中,明确提出“吾人”今后“惟一的觉 悟”是“政治的觉悟”,强调要用“条陈时弊,朴实说理”的办法批评时政,阐发 “政治根本之精神”。《青年杂志》以“本志编辑部”名义发表的《社告》,为了尽 可能地吸引读者和作者,表现出的却是锋芒内敛和平易近人的低姿态:“国势 陵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 以修身治国之道。……本志以平易之文,说高尚之理。凡学术事情足以发扬青 年志趣者,竭力阐述。冀青年诸君于研习科学之余得精神上之援助。”
只拥有200元编辑费的陈独秀,在《投稿章程》中开出的是当时较高档次 的稿酬标准:“来稿无论或撰或译,皆所欢迎。一经选登奉酬现金。每千字自二 元至五元。”按照张宝明《从知识经济学的视角看〈新青年〉启蒙情怀的生成》 的说法,《新青年》的广告经营意识是一卷一个变化,甚至每号都有一个细小 的考量。第1卷的1号至6号一直保持着首“告、社告)尾“程〃(投稿章程〉的 格局。1号有《通信购书章程》,2号之后又有了除上海之外北京、新加坡等75 个“书局”、“书馆”、“学社”、“书庄”之类的“各埠代办处”。⑦
在没有树立起品牌形象之前,创办初期的《青年杂志》是甘心以《甲寅》杂 志的姊妹刊物的面貌出现的。《青年杂志》的“时评”、“政论”、“诗”、“译介”等 栏目,大都是从《甲寅》杂志直接复制过来的。《青年杂志》借以招徠读者的“通 信”,更是《甲寅》杂志的核心栏目。
《青年杂志》出版第1卷之后停刊6个月,1916年9月出版2卷1号时,正式定 名为《新青年》。随着袁世凯的倒台,北京政府对新闻出版事业的管制相对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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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曾经被袁世凯明令通缉的章士钊,不仅恢复了国会议员的身份,而且摇身 一变成为政治明星。在这种背景之下,陈独秀在“通信”栏中通过真假难辨的 读者来信,一再宣传《甲寅》杂志与《新青年》之间密不可分的传承关系。
在2卷1号“通信”栏中,刊登有以“贵阳爱读贵志之一青年”落款的读者来 信:“记者足下。近年来各种杂志。非全为政府之机关。即纯系党人之喉舌。皆 假名舆论以各遂其私。求其有益于吾辈青年者。盖不多觏。唯《甲寅》多输人政 法之常识。阐明正确之学理。青年辈受惠匪细。然近以国体问题,竟被查禁。而 一般爱读该志者之脑海中,殆为饷源中绝。(边远省份之人久未读该志矣。;)饥 饿特甚,良可惜也。今幸大志出版,而前之爱读《甲寅》者,忽有久旱甘霖之快 感。谓大志实代《甲寅》而作也。……闻足下有云‘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 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见第1卷第1号通信栏答王庸 工君文中。〉此言深合一般人之希望。祈坚持此意,一贯到底,则幸甚矣。”
在2卷2号“通信”栏中,署名王醒侬的读者表示说:“独秀先生大鉴。前于 《甲寅》四号中。获读大文甚佩。顷承友人赠以《青年杂志》一册。敬悉主撰者 为足下。言正理确。益世匪浅。……《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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