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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2日，蒋介石电令张发奎“戴罪立功”镇压“广州公社”，中共广东省委 书记、苏维埃政府代理主席张太雷，在激战中英勇牺牲，5700多名起义者遇难。 12月13日，起义军被迫撤出广州，苏联副领事哈西斯及5名外交官被杀害。12月 14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对苏联绝交令，限苏联领事一星期内出境。停止苏联 国营事业；并将苏联侨民分别遣回及注册，严拿俄籍共产党人士。
12月17日，宋庆龄致电蒋介石：“我正准备回国，却获悉你打算与苏俄绝交 并要求撤销苏俄领事馆。采取这一步骤，将是自杀行为，它将使中国陷于孤立 并延缓其发展。为此；历史将要求你对此承担责任。”为此，宋庆龄要求蒋介石 遵守孙中山的“临终遗愿”，如果“直到最后一刻还不采取废除断交的措施，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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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留在这里，以抗议你的这个决定”。
12月18日，蒋介石回电说：“对于最近采取和苏俄断绝一切外交关系的步 骤（他们的代理人就在最近还在广州进行大屠杀〉，我们承担全部的责任。 ……我们这里一致认为，作为一个忠诚的国民党员，你的电报和你继续留在 俄国的决定都不可能出自你本人的自由意志。如果你可以不受胁迫地表达你 自由的见解，你就能为党作更多的贡献。”
12月23日，宋庆龄再次致电蒋介石：“我留在世界革命力量的心脏莫斯科 是自愿的，就如同我的访问是一种对国民党领导人的反革命政策的自愿抗议 一样。……我将踏着革命者的足迹继续前进，这是缅怀我们领袖的唯一道路， 我在这条道路上决不回头。”
同一天，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同意外交人民委员部关于发表 宋庆龄和蒋介石之间来往信件的建议”。苏联《真理报》于第二天全文刊登了 《宋庆龄和蒋介石之间的来往电报》。
1927年12月，由共产国际牵头并由宋庆龄、高尔基、罗曼…罗兰、巴比塞等 国际著名人士联合发起的“反对帝国主义及殖民压迫斗争大同盟〃（简称“反 帝大同盟”）第一次大会，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被推选为名誉主席并且滞 留在莫斯科的宋庆龄，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而是于12月10日给大会发去了 一份贺电。12月12日，她前往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申请入境签证，随后又因健 康原因推迟了赴德时间。
1928年2月22日，邓演达从德国写信，建议到日本开展政党活动，并且请 宋庆龄的母亲倪桂贞到日本养病：“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因为一件事做成两 件好事。我最近接到国内无量数的信件和请求^都是叫我转致意给你的。 彭泽民最近有一封很恳切的信来，我明后天就转给你看。总合起他们的意 见，第三党的组织是必要的而且容易成功的。……我以为继续总理从前在日 本的主张，就以中华革命党为新党的名号，……因为这个十二分重要的使 命，我必然要和你详细商量；但是我现在必不能到莫斯科去，因为我如果现 在就去，那党的组织必不能成功，你可以知道这种关系的。……我盼望你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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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的留意秘密。”
3月23日，斯大林的亲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副主任兼莫斯 科中山大学校长帕维尔^米夫，根据“中国委员会”的决定致函苏联副外交委 员加拉罕，建议“让宋庆龄同我们的一些负责同志进行一次谈话，以便弄清她 对共产国际最近一些决议，特别是她对第九次全会决议（关于第三党的条款〉 的态度”。在这份函件中，远东书记处对于“宋庆龄未来政治活动的前景”作出 以下安排：
（”关于吸收她参加社会活动方面的工作。制定在中国成立反帝同盟的 计划，由她主动参加该同盟的工作，并保证可以利用这个广泛的组织作为共 产党人进行工作的某种合法掩护。
（之）关于国民党方面。认为可以利用宋庆龄来瓦解国民党军阀上层分子 和团结所有真正的左派在与共产党保持联系情况下进行工作。
〔3〉关于国务活动方面。利用宋庆龄在恢复与苏联的外交关系问题上对南 京、武汉和冯的中央施加压力。例如，提出在中国成立“苏联之友协会”的主张。 （斗）利用宋庆龄来正确地报道苏联的情况，揭露无论来自国民党首脑（在 土耳其的孙科、胡汉民、西西伍）方面，还是来自帝国主义报刊方面对苏联的 造谣和诽谤。⑤
在同一份函件中，米夫还建议吸收宋庆龄参加正在莫斯科召开的“红色 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并且“指定一二名讲解员对她做思想工作”。等到 这些工作取得成效时，“有必要召邓演达来苏联，使他采取与共产党更紧密合 作的方针，以便利用他和宋庆龄一起来达到上述目的”。
正是基于上述建议，斯大林很快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宋庆龄和陈友仁。 一个多月后的1928年5月15日，德国国家公安监察委员会主席在给普鲁士内 政部的公文中，出现了这样一句话：“孙宋庆龄夫人是国际工人救援组织的中 央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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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5月4日，宋庆龄移居德国柏林，住进邓演达事先安排的里城堡大 街7号，化名林泰，由陈友仁、邓演达的秘书章克负责提供生活上的照顾，并由 邓演达帮助她补习小时候没有学好的汉语。
同年6月2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就孙逸仙夫人去中 国参加今年7月举行的孙逸仙葬礼问题，给她发电报，说明她在这种情况下完 全有自由进行她认为需要进行的活动，同时说明我们并不认为自己可以对她 施加压力”。
由于孙中山的遗体安葬仪式被推迟，宋庆龄并没有于1928年7月返回国 内，而是于同年年底，返回莫斯科与苏联朋友一起欢度圣诞节。
1927年11月14日，联共（布）中央联席全会决定，将党内反对派托洛茨基、 季诺维也夫开除出党。在12月2日至12日召开的联共（布〕15次代表大会上，又 决定将加米涅夫等75名“托…季联盟”骨干分子开除出党。随着托洛茨基派在 权力斗争中失败，整个苏联逐渐陷人恐怖之中，共产国际被重组，莫斯科中山 大学被解散，大批由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联合派往苏联的留学生，被强制流 放甚至秘密处死。与宋庆龄有过密切交往的越飞，也于1927年11月17日自杀 身亡。曾经在国共合作时期主导过中国的国民革命及北伐战争的鲍罗廷，注 定要成为革命失败的“替罪羊”，不久便失去自由直到死在狱中，再不能履行 他离开中国时许下的要与宋庆龄等人共同总结中国革命失败教训的诺言。一 心想寻求苏联共产国际的政治支持和道义援助的宋庆龄，因此陷入被动之 中。1928年7月28日，中共派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陈宽，在共产国际六大十 五次会议上发言时，还极力攻击了孙中山和宋庆龄：
最近一期的《工人画报》（责任编辑是明岑贝尔格同志广由于疏忽大意， 我们却替国民党捧了场。这期杂志的封面上，印有“第三党”头面人物之一孙 中山夫人（宋庆龄）的肖像。在照片背面有引自孙中山《建国方略》的语录，而 孙中山的学说是反对阶级斗争的，现在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旗帜。
现阶段的中国革命已是苏维埃革命，中国革命早已不是遵循孙中山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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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而是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不断得到发展的。恪守孙中山精神的继承 者们，无论是蒋介石之流的右派，还是宋庆龄、邓演达这样的左派，这些人恰 恰相反，他们应该是中国劳动群众无往不胜的革命过程中的失败者。
正是由于苏联共产国际和中共党内普遍存在的“左”倾错误路线，国际反 帝大同盟于1928年12月在德国柏林召开会议时，作为该同盟名誉主席并且居 住在柏林的宋庆龄，没有得到参加会议的邀请，而是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团专门从莫斯科选派黄平、余飞参加会议。黄平在会议发言中，除了谈反帝问 题之外，还根据当时的“左”倾理论，公开表示“国民党左派是比右派更危险的 敌人，因为他们还能欺骗群众”。会后，黄平等人到康特大街的中国饭店吃饭 时；恰好遇到宋庆龄；他视同路人，连上前打个招呼都不肯。
1929年4月，宋庆龄在临时秘书黄琪翔陪同下，从德国启程经苏联回国， 参加在南京举行的孙中山葬礼。回国途中，宋庆龄在苏联发表《关于不参与国 民党任何工作的声明》，为自己再一次访问苏联埋下伏笔。
同年9月21日，参加过孙中山的奉安大典的宋庆龄，乘法国轮船离开上海。 前来送行的孔祥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解释说：孙总理奉安后，曾寄一照片至法 国，交某公司制铜像，定价10万元，已付定洋2万，近驻法代表来电，谓该公司所 制之像，与原照略有走样，故孙夫人躬往料理，孙夫人或将长住法国。
事实上，宋庆龄此次出国的目的地不是法国，而是德国的柏林和苏联的 莫斯科。1929年10月，她在法国马赛登岸后不久，就再次来到了柏林。
四、牛兰案的营救活动
1931年7月23日，宋庆龄的母亲倪桂贞病逝于青岛别墅，宋庆龄在回国奔 丧途中再一次访问苏联，于8月13日回到上海。
据胡兰畦回忆，7月下旬她陪同宋庆龄经波兰抵达莫斯科，苏联外交部长 李维诺夫的夫人和加伦将军夫妇到车站迎接，宋庆龄随后与苏联领导人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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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会谈。当天晚上，宋庆龄和胡兰畦换乘西伯利亚的东行列车回到中国。
8月18日，倪桂贞在上海万国公墓宋氏墓地与丈夫宋耀如合葬，棺材上覆 盖着国民党党旗。蒋介石“在赣剿赤匪，军务倥偬，一时无暇来沪”，本来准备 “派张群代祭”，在宋美龄的催促下，最终还是赶到上海“克尽半子之礼”。葬礼 结束后，蒋介石、孔祥熙与宋氏家族共进午餐。
同一天，宋庆龄收到美国作家德莱塞、棱因等31人发来的电报：“迫恳女 士关于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及其夫人之逮捕事件予以援助，免除不良待 遇，及求得释放。”
第二天，德国共产党领导人克拉拉“蔡特金来电：“因为你是伟大的孙逸 仙理想的真实的承继者，我希望你会努力的援救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的秘书局 工作人员。”德国罗弗莱赫儿教授等10多名文艺家也联名来电：“在以下署名 的艺术团体中的作家，迫切的恳求女士对于被逮捕的泛太平洋同盟秘书之恶 劣情况有所减除，及求得他的自由。”
8月20日，德国版画家珂勒惠支教授与10多名妇女界人士联名来电：“最 紧急的恳祈你去援救被逮捕的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及其夫人的释放。”法 国著名作家罗曼丨罗兰等人，也于当天发来电报，请求宋庆龄营救牛兰夫妇。⑥ 8月21日，宋庆龄致信杨杏佛：“请告诉史沫特莱勿将外文稿发表，因我要 亲自重写。至于牯岭和南京之行，由于我将处理某些报告，已打消此意。”
8月24日，上海主要的英文报刊《字林西报》，刊登宋庆龄与共产国际成 员、德国《法兰克福报》美籍记者史沫特莱的访谈记录《与史沫特莱谈话》，其 中重申了她自己的政治立场：“我的政治见解仍然和我1927年所陈述的相同， 那时我在离开中国以前曾在武汉发表了我的声明。”
史沫特莱能够登门采访，显然是第三党秘密党员杨杏佛积极联络的结 果。应该说，推动宋庆龄直接从事营救政治犯活动进而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 盟的，并不仅仅是牛兰案，同时还有第三党领导人邓演达于几天前的被捕及 几个月后的遇难。
1930年5月，邓演达从印度经香港秘密回到上海，租住在保定军校时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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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同学任援道家里，地点是法租界的愚园路愚园坊20号。8月9日，邓演达借用 音乐家黎锦晖在上海法租界萨波赛路的公寓，以宴客名义召开改组“中华革 命党”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到会代表来 自十个省区，其中包括黄琪翔、章伯钧、朱蕴山、季方、郭冠杰、李世璋、郞兰 甫、潘震亚、杨树松、黎明、江董琴、杨逸棠、王枕心、罗任一、张资平、万灿、谢 树英、李毓九、詹显哲、王人旋、漆其生、黄慎之等30多人。会议选举产生中央 干部会成员25人。其中总干事邓演达；组织委员会主任郑太朴；宣传委员会主 任章伯钧，军事委员会正主任黄琪翔、副主任季方，民运委员会主任李世璋， 财务委员会正主任季方、副主任罗任一；侨务委员会主任彭泽民。在会议通过 的《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