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以后，陈毅把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不断地发泄出来，其“炮火”的“火力”越来越猛。他曾公开表态：“我已作好准备，落个被罢官、撤职、坐班房，这都不要紧哟。”“我不改变自己的看法。我这个当外交部长的经常在估计形势，我是靠这个吃饭的，但这场‘文化大革命’我是完全没有估计到，是很不自觉、很不理解的。”
陈毅的这一发发“重炮”，重创了林彪、江青一伙的嚣张气焰。不久，他们定下神来，很快就组织了对陈毅的猛烈反击。在江青等人的指点下，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揪陈”恶浪呼啸而来。
察知这股浪头的周恩来，挺身而出，奋不顾身地阻挡。
1966年12月3日晚，为阻止北京外国语学院的红卫兵到外交部去“摸黑线”，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厅接见了该校12个群众组织的代表。受人蒙蔽的红卫兵代表对陈毅提出了种种责难，说陈毅在外交系统“和稀泥”。周恩来耐心地劝导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说陈毅是“和稀泥”？其实他的目的是为了团结大家，是一肚好心肠嘛！就是有时说话“走火”。我们相处几十年，这个老同志的确为党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
红卫兵不依不饶，仍一味纠缠。认为陈毅说过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他的许多话压制了“左”派学生，没起到好作用。
周恩来不得不提高声调严肃地说：
你们对陈毅说过的话，就要求那么严？这样听起来，你们是对他有偏见，专抓“小辫子”。我今天没有时间专讲陈毅的问题，但我要告诉大家，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你们不能把他一时失言“走火”，都弄成“黑话”。对陈毅同志问题的认识，你们不能强加于我。
他说他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我也说过不理解嘛！
周恩来告诫这些红卫兵代表：
不能以任何理由冲击外交部，不能揪陈毅。你们要去，我势必出面劝阻。不只是外交部，国务院外办、公安部、国防部、中南海、钓鱼台、人民大会堂都不能冲。
见周恩来态度如此坚决，红卫兵这才稍稍收敛了一点。
但是，中央文革对陈毅的不满和揪斗陈毅之心依然不死。经江青等人煽风点火和撑腰打气，红卫兵顽固地认为外事口问题的关键在于以陈毅为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身上；外事口“文化大革命”的阻力来自陈毅，因此必须彻底批判陈毅，否则，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打不垮。
周恩来苦口婆心地劝说无知的红卫兵们。
当陈毅在“二月抗争”中拍案而起后，中央文革一伙人对他更是恨之入骨，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就在“大闹怀仁堂”的那天晚上，陈毅还在中南海外事会议室对20多名“归国留学生革命造反联络站”负责人和刚刚在外交部“夺权”的外交部“革命联络总站”的代表们怒吼道：
现在一斗就是祖宗三代，挖祖坟，动不动就“炮轰”、戴高帽子游街，把一场严肃的斗争当成儿戏，这不是瞎胡闹吗？现在有些人作风不正派，你要上去，你就上去嘛！不要踩着别人，不要拿别人的鲜血去染红自己的顶子！中央的事，现在动不动就捅出来，弄一些不懂事的娃娃在前面冲。
力保栋梁（6）
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主席、林副主席、总理、伯达、康生、江青是干净的？承蒙你们宽大，再加上我们5位副总理，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11个人是干净的？！如果这样，我陈毅宁可不要这个干净，把我揪出去示众好了。
周恩来太了解陈毅的这些心里话了。陈毅曾经说过：“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10年、20年不治！班子绝不能交给野心家、两面派。
陈毅这样的人，正是林彪、江青等人要整倒的对象！霎时间，“炮轰陈毅”、“打倒陈毅”、“陈毅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口号甚嚣尘上。
周恩来非常清楚，保护陈毅必须付出艰难的代价，因为陈毅对“文化大革命”的批评和对中央文革一伙人的回击毫不留情面。对陈毅这样的老同志的保护，是一场艰难的斗争。
批斗和打倒陈毅的阴谋，被周恩来一再阻挡。正是在这种阻挡中，周恩来亦被置于造反派的轮番围攻当中。
1967年5月11日，在外事口的一些造反派和红卫兵组织相继冲击外交部，并在首都主要街道举行游行示威，公然打出“打倒陈毅”的标语后，周恩来于当天晚上至次日凌晨，在国务院会议室接见了外事口造反派组织的代表。在5个小时的谈话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造反派：根据揭发材料，陈毅是外交部和外事口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自1月24日大会“检查”之后，他至今没有到群众中来，这是有意逃避群众的揭发批判，我们要求陈毅马上到群众中来。
周恩来：本来五一节前，我已有安排，准备让陈毅再作检查，但五一节耽搁了一下，没安排上。今天，你们带头搞这样一个游行示威，还称要把陈毅抓走！我不能答应你们，也无法担这个风险。我希望你们冷静地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造反派：总理，你刚才说联络站游行效果不好，请你说清楚些。
周恩来：你们要揪陈毅同志，中央不能同意。他现在没有被罢官，他还参加外事活动嘛！揪外交部长，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对陈毅同志的问题，你们可以提出意见，中央也还要讨论，但不能群众大会一通过，中央就批准。这不是必须服从的命令。你们用游行的办法压中央，这又像什么样子！
造反派：你不主张陈毅到群众中去？
周恩来：我们要制造环境，现在你们把人揪去，群众一哄，“喷气式”一坐，怎么行？批判错误可以，揪人不行。即使批判，也还要继续创造条件。
造反派：什么条件？
周恩来：要研究具体的方式方法，商量好了，我陪陈毅同志到会，你们不要在这里给我施加压力。
尽管造反派胡搅蛮缠，给周恩来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周恩来在气愤之余还是以强硬的语气坚决地说：
你们下定决心，也不能强加于我，我已经把底交给你们了，中央不同意采取揪斗的方式，主席思想也不同意这样做。不光是陈毅，还有几位副总理，我都要一个一个地保。否则无法向主席交代。我现在不过讲了几句冷静的话，你们就这样围攻、起哄，向我施加压力，那陈毅同志还怎么来！
有中央文革的支持，北京外语学院的造反派无政府到了极点，他们根本没把周恩来的劝阻放在眼里。几天以后，他们强行冲入外交部“揪”陈毅。
周恩来更愤怒了，他在15日凌晨紧急约见外语学院的红卫兵代表时，严厉地警告他们：
你们首先要承认错误。我把政策交代了，你们不听，要走向反面。你们要打倒陈毅，陈毅同志就倒了？没这么简单。我马上下命令让部队加强对外交部的保卫，以后谁也不许去，谁去扣留谁。搞全面材料也行，向我提抗议，刷大字报也行，我不怕打倒，干了几十年还怕这个？
周恩来多次说过，在“文革”的极度混乱中，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他不怕被打倒。他曾经表白过：“不倒、不走、不死”。
力保栋梁（7）
为保护党和国家的栋梁之才，周恩来豁出去了。
1967年8月，在中央文革的急先锋王力等人煽动造反派批斗陈毅，夺了外交部的大权后，周恩来利用他高超的斗争艺术，取得毛泽东同意，决定把王力、关锋、戚本禹抓起来。就在决策抓“王、关、戚”的时候，周恩来在与林彪、江青一伙的斗争中也心力交瘁。
8月27日晨5时，已是十几个小时没有合眼的周恩来仍然受着外事口造反派的围攻。造反派在批斗陈毅的问题上无休止地与周恩来纠缠，致使周恩来心脏病复发。周恩来又一次愤怒地说：
“你们完全是在向我施加压力，是在整我了！从昨天中午到现在，整整18个钟头，我没有休息一分钟。我的身体不能再忍受了。”
在场的保健医生知道，周恩来不到身体极度受损是不会说这样的话的。最后，保健医生只好搀扶着周恩来离开会场。就在这个时候，狂妄的造反派仍不甘休，他们对着周恩来声称：“我们就是要拦陈毅的汽车”，“还要再冲会场”。
走到门口的周恩来转身怒斥道：
“你们谁要拦截陈毅同志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谁要冲击会场，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的身上踏过去！”
在场的红卫兵惊呆了：总理舍命保陈毅，这可非同儿戏！
第二天，周恩来病倒，竟一天半无法工作……
周恩来对贺龙元帅的保护，更为曲折和艰难。
近40年前，贺龙是在革命处于最低潮的时候扯起“跟共产党走”这面大旗的，并在周恩来的引导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自领导南昌起义，共同创建人民军队以来，周恩来与贺龙情同手足、生死相依。对贺龙元帅的了解，周恩来就仿佛像了解自己一样。
然而，林彪一伙为了达到篡党篡军的目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把“打倒”的目标瞄准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元帅。
为打倒贺龙，他们各显神通、机关算尽，找了很多莫须有的“罪名”：
1966年夏天，康生造谣说：“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在北京郊区修了碉堡”。
1966年8月中旬，林彪在听取吴法宪汇报空军党委一次全会的情况时，劈头就定调：“你们这次会议贺龙插手了。贺龙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又说：“空军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贺龙派人要“夺你的权”，“你要警惕和防备”。
在林彪的授意下，吴法宪和李作鹏分别亲笔写信，诬陷贺龙在军队搞所谓“地下活动”、“罢官夺权”。
整贺龙材料的专案组很快就成立了。到了1968年4月，康生又进一步信口雌黄地对专案组说：“体委是贺龙现行反革命活动的重要地点。他给体委发了枪、炮，炮安在什刹海，炮口对准中南海。……”
这样的罪名何其严重？在他们眼中，贺龙“十恶不赦”。一时间，“造反派”把矛头对准了贺龙，“打倒贺龙”的口号充斥于耳，贺龙的家也被抄了。
1966年12月24日，周恩来找贺龙谈话，鉴于国家体委造反派对贺龙纠缠不休，提议他暂停工作去休息一段时间。
随后，为保证贺龙不出事，周恩来指示身边工作人员将贺龙和他的夫人薛明安排接到安全一点的地方居住。
12月25日，贺龙一家刚被安排在钓鱼台里住下，第二天又接到总理办公室的电话，让他们赶快搬家。原来康生、江青等中央文革的人也住在钓鱼台，为避开他们，周恩来把贺龙转移到了北京西郊一个叫“新六所”的地方居住。
有中央文革通风报信，造反派的嗅觉很灵敏，他们很快又知道了贺龙在新六所的住处，便跟踪到新六所，整天闹着要揪斗贺龙。与此同时，造反派还进驻了贺龙在东交民巷的家。
气愤的贺龙对家人说：“群众还不知道我呀，我也了解群众。我不怕，我要回去一趟。”
力保栋梁（8）
薛明主张：“是总理安排我们住在这里的，要回去，还是告诉一下总理好。”
1967年1月9日，贺龙到西花厅，向周恩来讲明情况。
得知情况愤怒了的周恩来安慰贺龙：“你不要去，我顶着。”随即拿起桌上的电话，接通贺龙在东交民巷的家，严厉地对正在那里的造反派说：
“找你们的头头，我是周恩来。……我是总理。你们到贺龙家里去，呆在那里，这不好吧？这不像样子嘛！你们赶快搬出来！有什么事跟我说，今晚7点钟，我在大会堂接见你们！”
造反派在周恩来的命令下很快就撤走了。周恩来又对贺龙交代：“你不要去，不管他，不要接他们的电话。”
贺龙的妻子薛明说起这件事时曾感慨道：“当时的天下要没有总理支撑真还不知道会成什么样子呢！”
在上海“一月夺权”风暴的冲击下，周恩来对贺龙的安全更是放心不下。1月11日凌晨，他又亲自安排贺龙和薛明搬进了中南海西花厅的前厅，住进了自己的家中。
薛明后来回忆起在西花厅居住的日子时说：
在西花厅住时，我和贺总亲眼见到了总理日夜操劳的情景，他天天夜间出去工作。我和贺总都睡不着。每天黎明前我和贺总都趴在窗台前，盼着总理早点回来。当时正值隆冬，分外严寒，每天天快亮时，才看见总理的汽车缓缓地从外边开回来。总理太疲乏了！太劳累了！
看到这些，我和贺总心里难受极了。林彪、“四人帮”一伙对老帅们采取冷攻，对总理是搞热攻，车轮战，使他不得休息。
贺总住在西花厅，心情很不安。总觉得总理天天为国家操劳，他却躲在西花厅休息，很不是滋味。总理工作这么紧张、劳累，有时还抽时间到我们的住处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