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5日，利用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主要负责人的机会，周恩来进行了反击。他说：有人说我9月15日的讲话是“大毒草”。这是不对的。这个讲话是经过中央研究的，毛主席看过的。“抓革命，促生产”，有人说提得太早了，我说不早。尖端项目，不抓怎么能行？农村三秋到了，不抓怎么能行？
现在运输量因学生串联大大超过了，而货运量却大大减少了。再这样下去，就要影响国家的建设了。工人、农民总不能因为文化大革命而不搞生产了吧，否则，我们吃什么、用什么！工人不能放假不搞生产。到外地串联要停止。资本家是不能拉出来游行的，还有他们的头面人物，你们也不要去抄他们的家。
周恩来的话，实实在在，没有人能够当面说这样的话不正确。但这些话却引起了林彪、江青等人更大的不满。
对此周恩来的回答是：“在运动中要有两个不怕：一是要挺身而出，敢于和师生见面；二是遇有违反政策的要敢于指出，敢于解释党的政策。”
正在周恩来抓住一切机会耐心反复地向广大师生和红卫兵解释党的政策，劝说他们不要影响生产业务部门的正常工作时，江青并没有放过对周恩来的攻击，她不断指责周恩来只要生产，不要革命。
所谓“革命”（9）
在一次中央碰头会上，江青先是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撒泼说：“用生产压革命，真是岂有此理。你们下文件，发社论，叫农村、工矿不要革命。把以前的文件都收回来。”
虽然江青有着特殊的地位——毛泽东夫人，也有合法的职务——直属中央常委会的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代组长，但陶铸正义在手，又有周恩来等人支持，便也不客气地顶她道：“那是中央的决定，我个人没有这个权力。”
江青听后更是暴跳如雷，改向周恩来嚷道：“总理，你可要说话，这是什么态度。你现在就说，那些文件收不收？”
对毫无组织纪律观念，只知野心膨胀的江青，周恩来忍无可忍，他回敬道：“生产搞乱了，我们去喝西北风吗？”
见周恩来也不买她的账，江青转而怒目说：“你总是生产、生产，你只要生产，不要革命。”
周恩来真理在握，毫不退让：“不搞生产，不搞建设，人民吃什么、用什么？”
江青自知在道理上争不过周恩来等人，她起身拂袖而去。但对周恩来和陶铸等人的怒气，她迟早是要找机会发泄和报复的。
到了1966年秋冬季节，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授意、策划下，红卫兵中开始出现了打倒刘少奇、打倒陶铸的口号。
自10月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执行的是“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以后，红卫兵揪刘、揪邓之风，揪一大批老干部之风，越演越盛；中央文革把“文化大革命”的祸害之火，越烧越旺。
面对这种形势，忧心忡忡而又力量有限的周恩来，只能巧妙地顶风，策略地扑火。
11月8日，周恩来接见北京大专院校三个红卫兵司令部的代表，针对他们所说的“不要怕乱，全国也要大乱一下”的话，严肃地责问他们：“是不是像你们包围中南海这样的乱法？”
他不客气地批评这些无法无天的红卫兵小将：
你们把中南海的两个西大门都包围了，还贴了大字标语，说陶铸“青云直上”。这是封建主义的思想。陶铸同志是很老的同志，是中央委员，为什么不能来中央工作？还说“把第四号人物揪出来”，这是什么口号？你们是怎样看待毛主席的学生和战友的？你们这样写，我不同意。
陶铸讲卫生部党委不是“黑帮”，这句话并没有错误，你们为什么还抓住不放？大民主也有限度，有民主，还要有集中。陶铸是十一中全会新选举的中央常委。难道毛主席亲自领导主持的十一中全会也不对吗？
在一次接见红卫兵代表的大会上，正当周恩来讲话时，会场的一个角落忽然响起一声：“打倒刘少奇！”接着又有几个人与之呼应。会场里人头浮动起来。周恩来脸色骤然严峻起来，为表明他对这种口号的不满，他毅然转过身去，背向会场。正要发狂的红卫兵见总理对此如此反感，总算稍稍收敛了一点。周恩来的举动使险些混乱起来的会场平静了下来。
12月26日，吴德就北京市委以何种态度对待将于次日召开的首都大专院校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大会的问题，请示周恩来。周恩来毫不犹豫地批示：“可不去！”
两天以后，周恩来又嘱秘书打电话告诉曾经主管农业的副总理邓子恢：今天农业口的批判大会可以称病不去参加。
12月30日，周恩来就国家经委“造反派”将前往广州揪薄一波到北京一事批示：电告广东注意。应由军区派队伍按护送彭德怀的三条，乘火车护送来京。随后，又就广州军区护送薄来京一事嘱告总参作战部：路上要注意，防止发生意外事故。
12月31日，周恩来同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等谈话。针对有人提出刘少奇是属于敌我矛盾一事，他表明了态度：我不这样看，不能把你们的看法强加于我。你们不要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贴到天安门去。
所谓“革命”（10）
……
斗争越来越尖锐，一些野心家利用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试图打倒一大批党和国家的栋梁之才，达到篡党夺权的险恶目的。周恩来在极为痛心的同时，高度地警惕着林彪、江青等人的黑手。
为维系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周恩来呕心沥血；为对付林彪、江青一伙，周恩来绞尽脑汁；为说服无法无天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周恩来苦口婆心，口干舌燥……
进入“文化大革命”时期，周恩来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艰难而心碎！
乱中求治（1）
乱中求治，苦撑危局，与无政府状态展开艰难的对抗
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整个中国如同受到了蝗虫席卷一般，几乎没有哪一寸土地能够幸免。一切人类的劣根性在阴谋家、野心家的策动下统统地暴露无遗——残暴、凶恶、妒嫉、争权夺利、自私自利、窝里斗……
许多人原先为之终身奋斗的理想、信念，随着社会的扭曲一时间也变得模糊不清，面目全非。有的人，昨天还是人，却一夜之间变成了“鬼”；而有的人，昨天还是“鬼”，也不知怎么的，一夜之间却换了一副人的模样。人鬼不分，人妖颠倒。充斥着社会的是串联、造反、夺权、批斗……还有更可怕的打、砸、抢……
这场所谓的“革命”来得如此之凶猛，是周恩来始料不及的。
一个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社会，一个经过革命先烈前赴后继、流血牺牲换来的新中国，却被一伙上窜下跳、胡喊乱叫的野心家和被他们利用的红卫兵搅得混乱无序。
在“文化大革命”的无政府状态下，政府总理周恩来的工作极度困难。然而，他必须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以党和政府的权威来对付无政府的胡闹。
一场政府权威与无政府状态的艰难对抗开始了。
自从全国的红卫兵开始“北上、南下、西进、东征”的大串联后，本来就不堪重负的交通运输工具在红卫兵大串联的热情中仿佛得到了赖以运行的热源，在艰难地运行着。然而，它的背后却潜伏着极大的危机。其中，铁路交通运输受到的冲击更是前所未有的。几乎任何一辆列车上，都挤满了蜂拥而上的人群。客运量的猛增，严重的超载，使铁路运输设施遭到极大的破坏。
周恩来忧心如焚。
至1966年11月下旬，毛泽东已经先后八次接见了外地来京串联的师生和红卫兵，仅受到最高领袖接见的外地师生和红卫兵人数就达1100多万。
如此巨大的人员流动潮，潜伏着重大的事故隐患。这是周恩来早就预料到的。为使铁路交通命脉不至于中断，周恩来亲自坐镇指挥铁路运输。他每天都要亲自看《铁路运输简报》，早晚都要找有关负责人开会，了解全国铁路运输情况，研究对策。无论哪个地方交通中断，他都要亲自打电话追问，苦口婆心、语重心长地劝说、教育或批评造反派。他的工作，不分昼夜。
当时的铁道部部长吕正操对总理直接管铁路一事记忆太深刻了，他后来回忆：
八次红卫兵串联，都是最困难的时候。那时，总理几乎是每天一到人民大会堂，就把我找去了，甚至饭都没吃，到那里临时吃点饭。我也没吃，到那与总理一起吃点面条。总理问我运输的情况后，就指示哪个列车可以出去，哪个列车可以进来。我就按他的指示来办。按总理的指示来办，这个车才能行动。
所以，总理有时候跟红卫兵讲，也当着我的面说：吕正操，你这个铁道部长，我替你当了。总理说过这个话。我说，我也没办法，你不说话，他们是哪一个都不听，只有总理说的话，还可以听一听。
但是以后，我走了以后，恐怕总理说话别人也不那么听了。
果然如吕正操所说，在混乱的情况下，“总理说话别人也不那么听了”。
10月下旬，周恩来在约谢富治、杨成武、吕正操等人多次谈如何维护铁路运输秩序和如何接待学生的问题后，领导起草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维护铁路运输秩序的紧急通知》，通知指出：
目前铁路运输秩序比较混乱，为保证革命师生、旅客和国家物资的正常运输，中央决定各省、市、自治区要认真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通知的精神，有计划地组织学生来京串联，适当控制人数。从11月1日到5日，各地串联学生暂缓来京。
革命师生要遵守铁路规章制度，维护铁路运输秩序，严禁拦截和阻止列车运行。铁路部门要迅速恢复正常运输秩序，保证客货运输畅通无阻。
乱中求治（2）
该通知于10月31日发出。没想到，通知刚发出去便遇到困难。
1966年11月，在就毛泽东第八次接见外地来京串联的红卫兵这个月，上海发生了集体卧轨事件。周恩来的话被人置于脑后。
11月9日，以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成立。中共上海市委根据“十六条”精神和中共中央关于不要成立跨行业组织的规定，决定对“工总司”采取“不赞成、不支持、不参加”的态度。
造反起家的王洪文哪肯罢休。10日凌晨，王洪文等人煽动、裹胁一部分人以去北京向毛主席“告状”为名，在上海近郊的安亭火车站卧轨拦车，致使沪宁线铁路交通中断30多个小时。
消息很快传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火了。铁路大动脉中断，国家的损失将无法估计，社会的混乱也会愈演越烈。他立即让陈伯达电告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韩哲一，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顶住”，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的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的行动。
同时，周恩来致电在安亭的上海工人，一方面细心地做他们的工作，另一方面指出他们这次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周恩来要求工人“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
哪知道，“中央文革小组”对周恩来的意见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态度，他们派张春桥赴上海解决此事。张春桥到上海后，背着中央和上海市委，擅自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称“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动。更使周恩来为难的是，张春桥的处理意见后来却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
安亭事件虽然平息了，但铁路交通却更混乱了。在北京的周恩来极为焦虑。他打电话给正在挨斗的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丕显同志，你一定要保证铁路运输正常，不要让他们把铁路运输搞乱了。”
在国务院，周恩来把余秋里和谷牧两人调来，协助自己抓工业，并对他们说：“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
周恩来还给“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康生和江青等人写信，明确地重申自己的观点：“全国交通命脉，绝不能中断。”
信是写出去了，意思也表达清楚了。但周恩来心里非常清楚，“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伙人对这个话不一定听得进去，他还必须采取其他办法来达到保证全国交通命脉不中断的目的。
进入1967年的第一个凌晨，还在工作的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受到冲击的陈丕显：“丕显同志，中央决定要你出来工作，首先要整顿铁路秩序，上海一定不能乱，南北铁路交通绝不能中断。上海市委是革命的，不是‘黑帮’。”
1967年的第二个凌晨，周恩来又召集全国铁路系统20余个单位在京的代表谈话，严肃地指出：铁路绝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