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认定，必须恢复“多、快、好、省”的口号，但能不能恢复，能不能把反冒进的风向扭转过来，也许毛泽东心中也没底。所以他试探性地问了一句：“有没有可能？请大家研究一下。”
在总方针上，是“促进”还是“促退”，毛泽东的意见是不容置疑的。他对去年扫掉了“促进委员会”和“促进”性质的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很不满意，在讲话中他把这件事的严重性提得很高：
还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个“四十条”去年以来不吃香了，现在又“复辟”了。
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我曾经谈过，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各级党委会，还有国务院，各级人民委员会，总而言之，“会”多得很，其中主要是党委会，它的性质究竟是促进委员会，还是促退委员会？应当是促进委员会。
会上，从毛泽东反复说的话中，周恩来听出了党的最高领导人所带有的极大的情绪：
去年那股风扫掉的促进委员会，现在可不可以恢复？如果大家不赞成恢复，一定要组织促退委员会，你们那么多人促退，我也没有办法。
毛泽东又把这件事与反右派联系起来，说：
要促退我们的，是那个右派章罗同盟。……但是，我们总的方针，总是要促进的。
此言一出，谁还敢继续“促退”，谁还敢说“促进”是“冒进”？况且一些人以为，只要人有胆量、有意志，没有办不到的事情。就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召开期间，苏联成功地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宇宙都能探索，何况地球上的事？
毛泽东讲完话后，八届三中全会便闭幕了。人们陷入了沉思。而周恩来则陷入了苦闷——一种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深深苦闷。
从几十年的革命生涯来看，周恩来深知，毛泽东在许多时候都是高瞻远瞩的，其正确的一面远远多于错误的一面。他与毛泽东是多年密切合作的伙伴，是志同道合的同志和感情深厚的朋友。然而，自从反冒进以后，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上，周恩来总感到在一些方面自己与毛泽东的思路有一些距离，或者说跟不上毛泽东的节拍。
“跃进”年代（2）
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反冒进的呼声在党内已经基本上失去了市场，取而代之的是反“反冒进”。自会上通过仍然具有冒进色彩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即《农业四十条（修正草案）》后，高指标又重新摆到了人们的工作日程上。
会后，毛泽东于11月2日率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典，并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在莫斯科期间，毛泽东亲自审改、批发了两篇《人民日报》社论，论点直指反冒进。
在莫斯科期间，毛泽东听到赫鲁晓夫的豪言“我们15年后可以超过美国”后，也以同样豪迈的语言回应：“我们15年后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毛泽东的情绪又一次被调动了起来，他觉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可以进一步加快建设速度，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生产就会出现大跃进。他在从莫斯科打回北京的一个电话中说：1956年的“反冒进”是不对的，以后不要再提“反冒进”了。
毛泽东从莫斯科回到北京后，便进一步着手在全党遏制反冒进之风，掀起全民生产大跃进的高潮。
1958年1月1日，这天《人民日报》发表的元旦社论，从题目上就让人感到有些特别：《乘风破浪》。它的内容，完全是毛泽东的想法：
人们的思想常常落后于实际，对于客观形势发展之快估计不足。……
苏联两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议，在几十天中间，把整个世界的面貌改变了……
目前全国农业已经掀起了空前的生产高潮。各地党委必须积极地妥善地领导这个高潮，争取1958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和大丰收。……
让我们乘风前进！让我们乘压倒西风的东风前进！乘压倒右派、压倒官僚主义、压倒保守思想的共产主义风前进！
进入1958年，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像一艘迷航的巨轮，乘风破浪，势不可挡。
进入1958年，主持经济工作的周恩来，一度陷入被批评的境地，在一段时间里失去了经济工作的发言权。
1958年1月2日至4日，周恩来在杭州出席毛泽东召集的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借谈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修改问题，毛泽东对周恩来等主张反冒进的人的批评，是直截了当的：“你们那个时候，不仅脱离了各省，而且脱离了多数的部！”
随后，毛泽东在召集一系列更大范围的会议时，继续批评周恩来等人。
1月11日至22日，毛泽东在广西南宁主持召开了有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华东、中南等地区九省二市领导人参加的工作会议。
南宁会议开始的时候，周恩来仍在北京，可谓日理万机：1月11日，他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国务院《关于工人职员退休处理等问题的几个暂行规定（草案）》；1月12日，他接见了三批外宾：与印度驻华大使谈中英关系和尼赫鲁总理访华，与罗马尼亚驻华大使谈罗政府代表团访华，与柬埔寨经济代表团谈援柬项目……
正忙碌着的周恩来，开始并没有估计到南宁会议在批判反冒进方面火药味那么浓。
参加会议的代表都接到了会上分发的12份作为批评对象的材料，这些材料，都是反对冒进的，许多都与周恩来有关。
南宁会议一开始，与会者就更为清楚地感觉到毛泽东对反冒进的不满，他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想说的话还没有说完。
会议第一天的晚上，毛泽东单刀直入地说：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首先是没有把指头认清楚，10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疮，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学生），多花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当时不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吹掉了三条：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
毛泽东做事，不做则已，一做到底。在他看来，反冒进的思路必须打掉，“反冒进”这个词都是极不入耳的。12日上午，毛泽东进一步从“政治问题”上来清算反冒进问题：
“跃进”年代（3）
1955年夏季，北戴河会议“冒进”，想把钢搞到1500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1956年夏季北戴河开会“反冒进”。人心总是不齐。……
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50米，慌起来了，什么“今不如昔”，“冒进的损失比保守的损失大”。政治局要研究为什么写反冒进的那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那是管我的，所以我不看。那篇东西，格子没有划好，一个指头有毛病，九与一之比，不弄清楚这个比例关系，就是资产阶级的方法论……
攻击一点，不及其余。
毛泽东讲这番话的时候，周恩来不在场。周是13日飞抵南宁出席会议的，但毛泽东的话很快就传到了他的耳中。本已万事缠身神经高度紧张的周恩来，一到南宁，精神顿时更为紧张起来。
毛泽东没有因周恩来的到来而对他有所客气，毛并不想降低批评反冒进的调子。
毛泽东指责：1956年的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的错误。
16日上午，毛泽东公开地在会上点了周恩来的名，他拿着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写的一篇鼓动大跃进的文章——《乘风破浪，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严肃地对周恩来说：“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
在毛泽东的直接迫问下，周恩来只好答复：“我写不出来。”
毛泽东继续往下说：“老柯这篇文章把我们都比下去了。上海有100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工业总产值占全国五分之一，资本主义从上海产生，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一篇文章。”
毛泽东以扬柯庆施来贬周恩来，其中的意思，敏感的周恩来已经察觉。
与毛泽东相呼应，康生、柯庆施等人在会上也大批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
参加会议的薄一波后来这样回忆：
这次会议，毛主席对总理批评得很厉害。毛主席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会上，康生是得彩的，柯庆施、李井泉是很积极了，对总理的批评其态度很是使人难堪的。
会议整整开了十几天，大会小会，非常紧张。
既然是“方针性错误”，是与右派“只剩了50米”的错误，周恩来只得当面向毛泽东和中央工作会议的代表们作检讨。为准备检讨，周恩来从到达南宁的那天起，几乎天天约请参加会议的有关人员谈话。
薄一波看出来，周恩来的思想并没有真正转过弯来，但组织原则驱使他不得不作检讨。薄一波后来回忆：
周总理不得不在这次会议上自我检讨，我说这个检讨呢，叫做不得不检讨，应该打上括号。
1月19日晚上，心情沉重的周恩来在会议上开始作检讨性的发言。
在他的检讨中，总的精神是不得不认错，把毛泽东所说的反冒进这个“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的责任全都揽到自己身上。
周恩来认为：这个“错误”的产生，是由于没有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生产关系变革后将要有“跃进”的发展，因而在放手发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现出畏缩，常常只看见物看不见人，尤其是把许多个别现象夸大成为一般现象或者主要现象。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
一些主张反冒进的同志从周恩来的许多话中，听出了违心的成分。周恩来说：
反冒进的结果损害了三个东西：促进委员会、四十条、多快好省，使1957年的工农业生产受到了一些影响，基本建设也减少了一些项目。
这个方针，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
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他们理解，在会议的紧张气氛下，周恩来除了这样做以外，还能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呢。顾全大局，相忍为党，主动承担责任，是他的一贯作风。
在南宁会议上，周恩来能不能进一步抗争呢？应该说，抗争是有可能的，但却不是最好的办法。因为在方针性的问题上，公开暴露他和毛泽东之间的分歧，甚至在毛泽东思路明朗化的情况下，与毛泽东顶着干，效果肯定会适得其反。
“跃进”年代（4）
周恩来也不是不清楚，如果迁就毛泽东的思路，必然会助长南宁会议的反“反冒进”之风，以至促进党内急躁冒进思想的进一步膨胀。但是，由于党处在特殊的环境中，组织生活又不健全，他只能如此。
1月23日，周恩来返回北京。但换了个环境却并没有减少他心中的郁闷。
南宁会议以后，党内反冒进的呼声被压了下去，实事求是、积极稳妥地搞建设的思路被搁置起来，取而代之的，是全局性的“左”倾思路，是“大跃进”的建设方针。
当然，在艰难的处境中，周恩来也不是任凭事态的发展而无事可做。
在审改李先念将于2月初向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作的《关于1957年国家决算执行情况和1958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草稿）》时，周恩来在原稿“为了在15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一句中的“15年”之后，增写了“或者更多的一点时间”9个字；还在“为了在今后10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句中，删去了“或者更短的时间内”8个字。一增一删，表明了周恩来建设思路中固有的实事求是精神。
南宁会议后，为掀起“大跃进”的高潮，毛泽东并没有放松对反冒进的批评。
2月23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反冒进又一次成为会议的主题。按毛泽东的说法，谁要是再反冒进，谁就会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1958年3月，刚刚60岁的周恩来在考察完长江三峡后，来到成都出席3月8日至26日由毛泽东召集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当着与会的中央有关部门领导人和西南、西北、东北地区各省、市委书记的面，毛泽东再一次直截了当地批评周恩来。
毛泽东把周恩来1956年11月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发言的基本观点概括成两句话：“成绩是有的，肯定是冒了。”
由此毛泽东给冒进和反冒进问题定了性：其实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究竟采取哪种？我看应该是“冒进”。我们没有预料到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它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今后还要注意有人要反冒进。
在成都会议上，周恩来有三次大会发言的机会，一是19日作关于外交问题的报告，二是23日作关于三峡枢纽工程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报告，三是25日谈反冒进的经验教训。
25日的讲话，周恩来再一次对反冒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