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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底，北非政局迅速恶化，不仅在达尔朗、诺盖、布瓦松以及其他这些最近起义的人们中间，为了反对吉罗和争权夺势以及博得青睐而产生了剧烈的倾轧，而且在那些在11月8日协助盟军登陆的人们中间，还有那群人数不多但却十分活跃的热烈拥护戴高乐的人们中间，不满情绪也溢于言表。
此外，还有人提倡把此刻隐居在丹吉尔的巴黎伯爵抬出来，让他出任一个与维希对立的北非临时战时政府的首脑。达尔朗之得以成为民政首脑和吉罗之得以成为驻北非的法国武装部队司令，是根据那份拼凑而成的协议，现在这份协议已摇摇欲坠了。
12月19日，戴高乐的第一名使者，弗朗索瓦·达斯蒂埃·德拉维热里将军以私人身份抵达阿尔及尔，为他的领袖来了解情况。他是在11月8日阿尔及尔起义中是个首要人物的亨利的兄弟，亨利这时已参与了企图使巴黎伯爵执政的保皇党阴谋。这位戴高乐分子的访问是试探性的。他在12月20日和21日这两天与吉罗和艾森豪威尔进行了会谈，他正式向他们提出，自由法国部队愿意和他们进行军事上的合作，但并未作出任何决定。达斯蒂埃·德拉维热里将军的访问实际上只起了促使戴高乐分子更加反对达尔朗的作用。就在这些会谈进行期间，在阿尔及尔的保皇党分子决定迫使达尔朗退位，并把政权交给一个清一色由保皇党人组成的政府。直到如今，我们还不清楚他们当时究竟得到多少人的支持。
12月24日下午，达尔朗由他的别墅驱车前往设在夏宫的办公室。他在办公室门口遭到了一个名叫博尼埃·德拉夏佩尔的年方二十的青年的狙击。这位海军上将不到一小时便死在附近一家医院的手术台上。据某些传说，这个年轻的刺客与亨利·达斯蒂埃有关系，经人百般怂恿，他才立下雄心大志，决意要从万恶不赦的领导手中把法兰西拯救出来。除了拥护达斯蒂埃的一小伙他的密友以外，在阿尔及尔没有任何人公开支持这一行动。根据吉罗将军的命令，他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而且，大大出乎他意料之外，在12月26日拂晓后不久就被行刑队枪决了。
在听到达尔朗被刺的消息之后，艾森豪威尔将军立即由突尼斯前线赶回阿尔及尔。在当时的情况下，除了任命吉罗将军来补缺以外别无他法。我们绝不能让后方的民政发生混乱，因此美方当局间接但断然地施加了压力，以便使吉罗得以被任命为北非政权最高的但是是暂时的首脑。
不论达尔朗被暗杀这件事是多么罪大恶极，它却使盟国不必再因为与他合作而感到为难，同时，它又使盟国得以坐享在盟军登陆的紧要关头他所能给他们的所有方便。他的职权顺利地转交给在11和12两月里按照美方当局的意向所成立的那个组织。吉罗补了达尔朗的缺。这样一来，障碍便告扫除，使当时集结在北非和西北非的法军，和戴高乐所领导的自由法国运动得以携手合作，从而使不在德国统治下的世界各地的所有法国人得告团结一致。戴高乐在接获达尔朗被刺的消息后，便首先主动提出这样的建议。当这消息传到伦敦时，他正要启程前往华盛顿，与总统进行拖延已久的首次会晤。他当时立即起草了一封电报，通过盟国转致吉罗。我认为，推迟访问华盛顿，以期能团结法国的抗战力量，乃是明智之举。因此我便打电报给总统，说明情况，并将戴高乐致吉罗的原电副本附上。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12月27日
我已请求驻伦敦的美军总部将戴高乐所乘的飞机推迟四十八小时起飞，以便静观“火炬”作战计划地区形势发展如何，这事我已告诉过哈里了。我认为我们首先应当力图把他们团结在一起，组织某种坚强而团结的法国核心，以便能与之合作。我今天将和戴高乐会晤，余情容再电告。
2．我深信不能因为“象征”计划［我们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之故而暂不解决北非问题。我们获悉，该地的法国知名人士已一致推选“要人”为高级专员兼总司令。我已告知艾森豪威尔说，我方完全赞同这一解决方案。
3．战时内阁对任命麦克米伦和他到达〔阿尔及尔〕极为重视。我们深以在该地没有我们的代表为苦，但是该地又与我们的命运息息相关，而且我们正尽力为你们的事业作出实际贡献，墨菲的任命既已宣布，我希望你也能同意我发表麦克米伦的任命。我深信他将会发挥作用。他充满了对美国最友好的感情，而他母亲是肯塔基州人。
电文后附有戴高乐通过伦敦美国大使馆转致吉罗的电报：
1942年12月27日
在阿尔及尔所发生的暗杀是一种标志和警告：它标志着法兰西的悲剧使法国人的思想和灵魂慷慨激昂到何种程度；
它警告由于在我国历史上空前的一次国难中，缺少一个全国性的当局所必然产生的种种后果。建立这样一个当局乃是当务之急。亲爱的将军，我谨建议你和我应当尽快在法国领土上相晤，或是在阿尔及利亚，或是在乍得，以便探讨将国内外和法国所有领土上一切能为解放和拯救法兰西而斗争的力量团结在一个临时中央当局下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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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达尔朗海军上将那样，由于判断错误和性格上的缺点而付出了那么惨重代价的人诚属不多。他是一个职业军人，个性坚强。他一生致力于重建法国海军的工作，从而使法国海军的地位提高到法国历代王朝以来从未有过的地位。不仅是海军的军官团，而且全体海军官兵都矢忠于他。在1940年，他原应按照他所再三允诺过的那样，命令法国舰队驶到英国、美国或非洲的港口去，不论何处，只要是德国人鞭长莫及的地方即可。除了他自愿作出的保证以外，没有任何条约或义务迫使他这样做。但是，等到他在1940年6月20日这个不吉利的日子，从贝当元帅手里接受了海军部长的职位时，他的这种决心就改变了。从那时候起，大概是由于身为部长之故，他便失忠于贝当元帅的政府。由于从一个海军军人摇身一变成为政治家，他便由一门他对之有着渊博知识的业务转而从事另一门工作，在这门工作里，指导他行动的主要就是他的反英偏见，我已经说过了，这种偏见始自特拉法加之役，因为他的曾祖父便是在那次战役中阵亡的。
在这种新情况下，他表现得既有魄力而又果断，但并不完全了解他所做的大部分事情的道义上的意义。野心促使他犯了种种错误。在他当海军上将时，他的眼界只局限在他的海军上，而在他当海军部长时，他的眼界也只局限在当前的局部或个人利益上。一年半以来，他一直是支离破碎的法国的强有力的人物。当我们在北非登陆的时候，他无疑是那位年事已高的元帅的继承者。就在此时，他遇到了一连串的惊人的事件。由于他儿子生病的偶然机会使他来到了阿尔及尔，因而他就成为英美权力支配下的人物了。
我们在前面已经叙述过他所经受的种种痛苦。整个法属北非和西非都寄望于他。希特勒侵占维希法国一事，使他有权作出新的抉择，也许这种权力是无可厚非的。他为英美盟军带来了一种正是他们所求之不得的东西，那就是，一个能使全体法国官兵在这个目前陷入战火之中的辽阔的战场上听从召唤的法国声音。他为我们尽了他最后的努力，因此，由于他投奔我方而获益非浅的人不应在他死后辱骂他。一位严酷而公正的法官也许会说，他原应拒绝和他曾经中伤过的盟国谈判，而藐视它们的严厉惩罚。我们也许都愿意他另作选择。这种抉择使他丧了命，但是即使他不死，他的生命也没有多大意义了。显然，他在1940年6月没有把法国舰队驶到盟国或中立国的港口去是错误的；但是他的第二次的惊人的抉择却是正确的。恐怕他最引以为憾的便是他未能把土伦舰队争取到我们这边来，因为他始终宣称绝不让它落到德国人手里。在这件事情上他并没有失败，历史可作他的见证人。愿他安眠，愿我们大家都感谢上苍，我们从来没有必要面临使他身败名裂的那种种考验。
第三十六章 胜利带来的种种问题
参谋人员计划扩大“火炬”作战计划的战果——我在1942年11月9日所写的备忘录——我于同年11月8日所写的备忘录——我依然希望能在1943年横渡英吉利海峡作战——来自华盛顿的一封令人不知所措的电报——我于11月24日致罗斯福总统的电报——误会的消释——总统于11月26日给我的电报——我于11月25日致参谋长委员会的备忘录——主张先进攻西西里岛——我于12月3日致参谋长委员会的另一份备忘录——俄国的无比出色的抗战——它对西战场的影响——重新全面考虑的必要——我依然希望在1943年进行“围歼”计划。
美国军界人士，不仅只是最高级人士，都认为既经决定进行“火炬”作战计划，就绝不可能在1943年进行大规模的横渡英吉利海峡直捣法国沦陷区的战役。我还不能同意这种看法。我仍旧希望在经过短短几个月的战斗后，我们就能占领法属西北非，包括突尼斯顶端地带在内。那样的话，我们还是可以在1943年7月或8月，从英国大举进攻法国沦陷837区。因此我很想在进行“火炬”作战计划期间，在我方船舶许可的条件下，着手在英国建立一支空前强大的美军部队。既可以用我们的右手打击敌人，又可以用我们的左手打击敌人这种办法，和敌人必须准备两边挨揍这件事，似乎是最合乎战争的节约原则的。至于我们是横渡英吉利海峡进攻，还是在地中海趁胜猛攻甚或两者同时并进，则需视事态的发展而定。对整个战局，特别是对援助俄国来说，英美联军在来年从西方或从东方攻入欧洲，似乎是极为必要的。
但是当时却存在一种危险，那就是可能这两件事我们哪一件也不做。即使我们在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所进行的战役迅速胜利结束，我们也可能以占领撒丁岛或西西里岛甚或同时占领这两个岛为满足，而把横渡英吉利海峡一事推到1944年再进行。对西方盟国说来，这将意味着虚度一年，其结果固然不至于危及我们的存亡，但却可能使一次决定性的胜利化为泡影。我们每月要损失五六十万吨船舶，不能让这种状况继续下去。德国人最求之不得的正是双方相持不下。
当我们还没有知道阿拉曼战役或“火炬”作战计划的结局，以及高加索的那场惊天动地的大战胜负尚未见分晓的时候，英国的参谋长委员会正在考虑这些问题。在他们领导下的作战计划委员会也在忙碌着。我认为他们的报告过分消极，因此在11月9日，当北非登陆尚在进行之际，我对三军参谋长们表示了我对这些报告的意见。
如果在1943年，在“火炬”作战计划和阿拉曼战役胜利结束后，我们只乘胜占领西西里岛和撒丁岛的话，那未免太可惜了。我们已经与美方约定，在1943年进行“围歼”作战计划，这是一次最大规模的作战行动。绝不能以目前插入“火炬”作战计划一事作为借口，在1943年仅仅满足于进攻西西里岛和撒丁岛或一些像迪埃普（它实在不足效法）之类的零星作战，而无所作为。1943年的作战努力显然应是不断准备进攻欧洲大陆，以便用强大兵力将敌人牵制在法国北部和低地国家，并且断然进攻意大利，如能进攻法国南部则更好，再进行一些不致损失过多船只的军事行动和施加其他形式的压力，以便使土耳其和我们并肩作战，从而使我们能和俄国人一起由陆路攻入巴尔干。
如果用法属北非作为借口，而将强大的兵力按住不动，采取守势，并且称此为“义务”的话，当初还不如不进攻这块地方。当希特勒正在准备在1943年对俄国人发动第三次攻势时，难道我们以为俄国人会满足于我们在这年一直按兵不动吗？我们必须力图在1943年踏上欧洲大陆与敌人作战，不论这种前景有多么骇人。
在18日，我又表示意见如下：
……根据我方与马歇尔将军所达成的有关“围歼”和“波利乐”计划的协议，到1943年4月1日，我们将共有二十七个美国师和二十一个英国师，还有所有必需的登陆艇等等，作好了进攻欧洲大陆的战斗准备。这一工作已在正式进行中，并且已经完成了很大一部分。……后来现们就进行“火炬”作战计划的准备工作，这一作战计划现在正在进行中。
但是“火炬”作战计划一共只使用了十三个师兵力，而我们原来是准备在1943年使用四十八个师来进攻敌人的。因此我们就把原定用于进攻敌人的兵力减至三十五个师。诚然，由此间到“火炬”作战计划中的战场的距离要比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距离要长，这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