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伸延到突尼斯的长达五百哩的交通线，你就会发现，该地的法国人原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使我们蒙受重创，从而迫使我们迅速撤回到能从海上取得给养的那些港口去。吉罗很快就放弃了想给我们一些帮助的企图；多亏达尔朗之助，我们现在才得以在突尼斯，而不是在布奈附近甚至比布奈更往西的地方与德国鬼子作战。我们认为，布瓦松和达尔朗已经是无可挽回地效忠盟国了。……
总统所提到的“权宜之计”，使达尔朗深为苦恼，他开始感到自己已处于日益孤立的境地。他在这时给克拉克将军去了如下这封信：
将军阁下：
由各处获得的消息，都证实了这样一种看法，即我“仅是一只被美国人挤干后将要扔掉的柠檬”。
我并不计较个人的地位，否则我又何必在对事态不加过问、听其自然发展原是轻而易举之际，在对我个人极为不利的情况下，本着一个法国人的纯粹爱国心而采取这样的行动呢。
我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因为美国政府曾庄严地允诺，它将把法国主权的完整恢复到像1939年时那样；是因为轴心国家和法兰西所签的停战协定已因法国本土被全部占领而撕毁——贝当元帅对此已提出郑重的抗议。
我之所以这样做，并非是出于骄傲、野心或有什么打算，而是因为我在我的国家中忝居要职，我有责任这样做。
我一生都忠贞为国，我决意在法兰西的主权完整成为既成事实时——我希望这在最短期间即可实现——退职隐居，度此余生。
※ ※ ※
这位海军上将之所以继续任职，仅是因为他认为当时北非的盟军统帅部没有他就不行，而且他是掌握权要的人。11月22日，所谓克拉克—达尔朗协定签定，成立了一个管理这一地区的临时机构。两天以后，在达尔朗代表的游说下，布瓦松总督率领法属西非和达喀尔这一重要基地起义，归附盟国。
但是与达尔朗达成的协议在英国激起了公愤。我的一些友人义愤填膺，这些人曾对慕尼黑协定极为愤慨，在战前的那些紧急关头，我就是在他们的这种愤愤不平之情的激励下采取行动的。“原来我们打仗就是为了这个吗？”他们问道。许多和我最志同道合的人感到极为苦恼。那个戴高乐委员会和组织也在我们中间挑拨离间，煽风点火。报纸充分反应了这种情绪。这肯定是可以大作文章的好机会嘛。不仅是议会，就是全国同胞也很难相信“戴高乐遭到排斥，达尔朗受到扶植”这件事。但是，既不能公开说明事实，又不能公开辩论。
在我的思想里，我从未丝毫怀疑过（且不论这是对还是错），支持艾森豪威尔将军和拯救献身于这场战事的士兵们的生命乃是我的职责，但我对反面的论点却极为敏感，并且，尽管我藐视这种已被我放弃了的相反的信念，我却可以理解这种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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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9日，我把我的不安告知总统：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12月9日
最近几天，从北非方面接到的有关法属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局势的报告使我感到不安。这些来自各个不同的可靠来源的报告中所描述的，由于我们未能在目前情况下就内部行政管理问题对该地法国当局加以适当的控制而产生的后果，都是一致的。我深信，你一定已经充分了解这种情况，但我认为我有责任让你知道，我们自己所接到的报告中所显示的局势。
2这些报告表明，退伍军人团〔维希的一个退伍军人组织〕和与此类似的法西斯组织依然在为非作歹，迫害从前同情我们的法国人，其中有些人至今尚未从监狱中释放出来。这些组织对盟军登陆的头一个反应就是感到害怕，这是当然的，但是现在似乎他们已鼓起勇气，重新纠集起来，继续他们的活动。那些被撵走的出名的德国同情者现在又恢复原职。这样一来，不但助长了我们的敌人的威风，也使我们的朋友感到手足无措，意气沮丧。已经发生了若干法国士兵以逃亡罪而受处分的事，原因是他们在我们登陆时企图支持盟军。……
次日，即12月10日，在登陆一个月以后，我由于感到来自各界的压力愈来愈大，便企图以下院的秘密会议来摆脱困境。我当时发表那篇演说的唯一用意，便是要扭转在当时占上风的那种舆论，我小心翼翼地选择了我所要提出的论点。
我一开始便说了一些严厉而谨慎的话。
我们向我们自己提出的问题，不应是我们喜不喜欢正在发生的事件、而是我们打算怎样对待它的问题。在战时，一切事情的发展不可能总是完全称心如意的。在与盟国的合作上，有时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即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看法。自从1776年以来，我们就已再也不能决定美国的政策了。这是一场美国人的远征，因为在这次远征中，他们的地面部队最后将是我们的两倍或三倍，他们的空军最后将是我们的三倍。
这在当时说来是个实情，但我们将会看到，这种情况不久就被种种事实驳倒了。
在海上，我军所占的比重无疑远较美军为大，而且当然我们在各方面都进行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并进行协助。尽管如此，美国依然认为这次远征是在美国总统主要指挥下的一次美国军队的远征，美国认为西北非是由他们照看的战区，正如我们把东地中海当作是由我们负责的战场一样。我们由一开始起就承认了这种情况，而且现在也正在他们的指挥下作战。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很大的发言权，而且，我当然与总统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军事上或政治上直接控制着事态的发展。由于就美国的政策或英美关系进行公开辩论是极为有害的，因此英王陛下政府才请求下院召开这次秘密会议。只有在秘密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才不至于得罪我们伟大的盟邦，也不致使我们与法国人之间的关系复杂化，因为，不论这些法国人的既往如何，他们现在正在向德国人开火嘛。
我决非在为达尔朗海军上将辩护。和我一样，他也是希特勒先生和赖伐尔先生诽谤的对象。除此以外，我和他毫无共同之处。但是下院必须认识到，美国政府以及大部分美国人民对达尔朗的看法与我们并不相同。他没有出卖过他们。他没有撕毁过与他们签订的任何条约。他没有中伤过他们。他没有虐待过他们的任何公民。他们并不十分重视他，但是他们也并不像我们英国人这样憎恨他和藐视他。他们之间有许多人认为他们士兵的生命要比法国政治人物过去的履历重要。此外，美国人直到最后关头还和维希维持着一种极为密切的关系，而我认为这种关系对我们的整个利益说来是有好处的。无论如何，美国人在维希的地位，至少使我们有了一扇可以窥探那个院子动静的窗户，而这扇窗户原来是并不存在的。……
直到不久以前，李海海军上将还一直担任驻维希大使。他和贝当元帅过从甚密。他一直在运用他的影响，不让维希法国成为德国的盟国，或者，在我们不得不向驻在奥兰或达喀尔，在叙利亚或马达加斯加的维希部队开火的时候，不让维希政府向我们宣战。在上面谈到的这些场合，我都认为，法国不会向我们宣战，并且事先就说出了我这种看法，这是有案可查的；但是使我产生这种看法的原因之一，便是美国人对全体法国人的巨大影响，而在美国参战后，这种影响自然就变得更为巨大了。李海海军上将是罗斯福总统的密友，最近被任命为总统的私人参谋长。必须要从这样一个情况出发，来看待美国总统和国务院对维希和它的一切所作所为所抱的态度。……
我现在要详细地谈一谈法国人的一种特殊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其实是国破家亡的大多数法国人所共有的。我绝不是在替法国人的这种心理状态作辩护，更不是在赞扬它。但是如果不想了解别人心里所想的是什么，或是不想了解使他们所以作出反应的秘密动机，那将是极为愚蠢的。大智大慧的全能的上帝认为，绝不能把法国人捏成和英国人一个模样。
在法国这个经历过许多巨大变迁——君主制、国民议会制、督政制、执政制、帝国制、君主制、帝国制，最后是共和制——的国家里，已经产生了一种以法治（droitadministratif）为基础的原则，许多法国军官和官员在革命和变革时期所采取的行动，无疑都是遵循着这项原则的。它是一种极端守法的思想习惯，它是从民族自卫，以免陷于绝对无政府状态的危险这样一种潜在的意识产生出来的。例如，任何军官，只要他是服从他的合法上司或他认为是他的合法上司的命令而行事的，他以后就绝不会因此而受到处分。因此，在法国军官们的思想里，问题主要是看是否有一个直接的、不间断的合法的指挥体系，有许多法国人把这看得比道义、国家或国际关系等方面需要考虑的问题还要重要。因此，有许多法国人虽然钦佩戴高乐将军并且羡慕他目前的地位，但依然认为他是对法兰西国家政权进行反叛的人；而这些战败的人们却认为，代表这个国家的就是他们的那位凡尔登的英雄和法兰西唯一的希望，那位英名远扬、年高德重的贝当元帅——一个老朽的失败主义者。
不错，在我们看来这一切也许都很滑稽。但是在这件事上有一点对我们说来是很重要，那就是，正是遵照贝当元帅所发布的或者据称是他所发布的命令和指示，驻在西北非的法军才不再继续对英军和美军射击，而调转枪口向德军和意军开枪。我很抱歉，不得不提到这点，但是对一个士兵说来，一个人是对他还是对他的敌人开枪，却是非同小可；就连这位士兵的妻子或父亲想必也抱有同感。……
这一切都是以这位元帅的神圣的名义来做的，当这位元帅在电话里有气无力地发布与此相反的命令或者褫夺达尔朗的国籍时，那位海军上将却心安理得地认为——且不论这是事实还是虚构——这位元帅是在入侵的德国鬼子的压力下才这样做的，而他，达尔朗，依然是在实现这位元帅的真正意愿。说实话，要是达尔朗海军上将不得不枪毙贝当元帅的话，他一定也是以贝当元帅的名义来枪毙他的。……
但是，我不得不说，我个人认为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艾森豪威尔将军所做的是正确的；即使他所做的并不十分正确的话，我也极不愿在有那么多生命和那么重大的问题取决于此的时候，去阻挡或制止他。我绝不用美国人或任何人来作我的挡箭牌。
我所感受的压力，使我在演说的最后说了几句愤愤不平的话。
说实话，我认为，如果有人在非洲这么大的事件里（不论是西非的还是东非的），除了艾森豪威尔将军与达尔朗海军上将所达成的协议以外，竟找不到任何其他能引起他的兴趣的事情的话，那么此人就是一个具有偏见和不知该对谁效忠才好的可怜虫。争夺突尼斯顶端地带的战事现在已进入了高潮，大战即将来临。在昔兰尼加边境上，不久也将要有另一次较量。这两回战事差不多都将完全由我国的士兵来进行。英国的第一集团军和第八集团军将全力以赴。我念念不忘这些将士们和他们的胜负，我希望下院也和我抱有同感。……
我要求下院给予那些怀有恶意、力图散播这种既可耻又没有根据的怀疑的少数的心怀叵测的好事之徒以应有的斥责，从而使我们大家团结一心，坚决而顺利地克服困难。
我生平作过好几百次演说，但从没有像这次演说这样，感到听众的意见转变得这么明显了。这回演说并非是为了博得掌声，而仅是为了要获得结果。下院被说服了，在这次秘密会议以后议会再也不反对了，因而使得敌对的报纸哑口无言，也使全国放了心。同时，因为在充满了失望或失败的好几个月以后打了一次胜仗，所以也使人们越发感到欢欣鼓舞。
艾森豪威尔将军在他战后所写的那本书中，从他本人的角度，实事求是地以军人的风度证实了我前面所说的情况：
法国陆军的军官们为什么不喜欢戴高乐，这原是可理解的。当法国在1940年投降的时候，法国陆军的在职军官接受了法国政府的意见和命令，放下了武器。在他们看来，倘若戴高乐所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话，那么所有服从法国政府命令的军官们就都是贪生怕死之徒了。倘若戴高乐算是一个忠贞的法国人的话，那他们就必然得自认为懦夫。这些军官们自然不愿意自认是懦夫；与此相反，他们自认为是执行一个文官政府所发出命令的忠贞的法国人，因此他们必然要公开和私下里把戴高乐看成是一个逃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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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底，北非政局迅速恶化，不仅在达尔朗、诺盖、布瓦松以及其他这些最近起义的人们中间，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