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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除上述情况以外，我们正竭力研究在挪威北部进行一次战役的可能性，如果不能在挪威北部，那么就在挪威的另外一处地方。由于以海岸为基地的飞机对我方船只的袭击，困难将是很大的。关于向俄国派出船队的问题，我们正遇到各种巨大的困难，但是更需要的是设法排除障碍，与俄国保持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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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牵涉到指挥官的人选问题，我又向总统发去两封电报：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1942年7月8日
我们已经深入地考虑过最大规模的“波利乐”计划〔大军跨越英吉利海峡〕的指挥问题。如果马歇尔将军能在1943年担任这项崇高任务的话，我们将感到快慰。我们对于他将支持到底。
2．战时内阁授权我向你通知上述意见。
1942年7月8日
总统先生，我希望，你为1943年“波利乐”计划委任一位美国指挥官时，一定不要影响随后进行的作战行动，例如“体育家”。
还有一件事，就是整理有关作战计划的代号。在事态经常变动的情况下，说明各种计划的代号已严重地呈现混乱或过时的状态。这些代号惟有进行重订才能实用和有效。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1942年7月6日
我们需要清理密码代号。在我们英国人看来，“波利乐”计划指的是1942年和1943年两年中对大陆进行作战行动所必需的巨大安排。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正依据这个基础进行着工作。它们不是作战的行动，而纯粹是后勤措施。你们在谈话中所称的“三分之一的波利尔”，我们却一直称它为“痛击”作战计划。“围歼”的名称是指1943年的作战行动。
我并不喜爱这个名称，因为它不是被认为过分自信，就是被认为过分悲惨，可是它已经使用开了。请告诉我，你对这种代号有些什么意见？你我所说的“体育家”作战计划，我认为就是你们参谋们所说的“半体育家”的简称。我也用“丘比特”的名称来指极北地区的一次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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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仍然对“丘比特”战役抱有希望。但是，关于它的具体计划，却几乎没有什么进展。我认为这次作战行动会给加拿大陆军一个光荣的机会；加拿大陆军两年以来一直在英国焦急不安地准备迎战侵略者。我因此在契克斯的公园中和麦克诺顿将军作了一次长谈；我很器重他，他对于加拿大政府有很大的影响。我从各方面给他讲述了整个形势，并且问他是否要亲自审查方案，订个计划。我们的技术部门将会帮助他制订这个计划。他同意参加这次战役，答应尽最大的努力。
首相致帝国总参谋长和参谋长委员会1942年7月8日
应当将对“丘比特”作战计划的初步研究和筹划工作委托给麦克诺顿将军，参谋长所属机构应给予一切必要的援助。
从气候条件看，应由加拿大陆军担任此项任务，如果这项任务是可行的话。至于这项计划是否应该采纳，容后再作决定。
过了很久，我一直没有听到麦克诺顿将军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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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密码代号，罗斯福总统作了回答。他的答复在某种意义上显示出他明白而深切地了解与此有关的各种问题。他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1．“波利乐”一词用来表示美军调往欧洲战场的准备和行动，在那里接待美军的各种准备工作，以及支援美军对欧陆作战所必需的装备和供应品的生产、装配、运输、接收和储藏等等。
2．“痛击”一词用来表示英美军队在1942年对欧洲大陆的一次攻势行动；在德军内部崩溃时，或者在俄军危急因而需要发动一次紧急攻势以迫使德军调离俄国战线时，应当进行这一战役。
3．“围歼”一词或任何其他你所乐意使用的名称，表示在1943年或晚些时候，英美联军对德国在欧洲的占领区进行的一次攻势行动。
因此我对三军参谋长发去下列的备忘录：
首相致霍利斯准将1942年7月15日
我恐怕“围歼”这一名称若有改变，会使美军误认为目标上的改变。因此，我们必须保持这个夸张的、选择不当的名称，但愿它不致给我们带来恶运。
我认为我们最好不改变总统所用的字眼。我们现在并非处理政策问题，而只是清理密码代号。
先照此拟订方案，待取得美方同意后再行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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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取重大决策的前夕，我把我的主要意见写成电报发给总统。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7月14日
我极盼你了解我现在的处境。我已发现，没有人认为“痛击”计划是可行的。我很希望你们尽快实行“体育家”计划，还希望我们能与俄国人一起实行“丘比特”计划。同时应该全力进行1943年“围歼”计划的一切准备工作，这样才能在英格兰对岸牵制住最大数量的敌军。所有这一切，在我看来都是极其明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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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为这些作战行动作出最后决定，还得一段时间。美国指挥作战的最高领导人之间关系很紧张。马歇尔将军和金海军上将之间关于欧洲方面与太平洋方面的意见很不一致。
他们二人都无意进行北非的冒险行动。在这种僵局中，总统对于北非战役的兴趣却日益强烈。迪尔陆军元帅的德才使他获得了所有反对派的信任，而他的机智也受到他们的称赞。我同他的通信，详尽地说明了工作的进展情况。
首相致迪尔陆军元帅（在华盛顿）1942年7月12日
我已把总参谋部文件的全文经由航空寄上。请你对蒙巴顿的意见特加注意；它指出“痛击”计划会使“围歼”计划受到致命的损伤。即使完全不谈这一点，“痛击”计划本身的各种问题也无人能够解决得了。
2．“体育家”计划是美军能于1942年打击希特勒的唯一方法。如果“体育家”获得胜利，我们对意大利的威胁就会使德国空军的重要力量调离俄国战场。“体育家”计划并不防碍此时在这里进行的“围歼”计划的大规模准备和训练工作，只是意味着调回六个不参加“围歼”战役的美国师。它们必然会由新的美国师来代替。这些新的美国师将在运输计划完成以前准备就绪。
3．然而，如果总统决定不采取“体育家”计划，那就算了。因为这次战役只能由打着美国旗号的军队进行。这次机会显然就要失去了。1942年两国将按兵不动，一切力量集中在1943年进行“围歼”战役吧。
4．在这种情形下，美国要想把力量转移〔到太平洋〕找不到什么理由，而且，我认为这种做法是很难得到通过的。
在白宫参加会议的人都认为，如要对这些问题作出决定，唯有访问英国才有望取得一致的意见。我听说，总统已建议派他最信任的朋友和军官来访问我们。
迪尔陆军元帅致首相 1942年7月15日
马歇尔同霍普金斯和金将于明晚离美赴英。
概括说来，反对“体育家”计划的原因是：
（1）它一定要使美国海军，特别是航空母舰调离太平洋；
你业已知道，美国目前在那里作战是急需这些军舰的。
（2）它需要在海上开辟新的交通线；美军为维持这一新航线和承担其他任务颇有困难。
（3）在卡萨布兰卡登陆并不容易，那里也缺乏维持的设备。而且只在卡萨布兰卡一处发动进攻也不会使敌军从俄国战场撤出什么；如果袭击地中海内部一些地方，比如说，袭击阿尔及尔，甚至比塞大，就太危险了，特别是考虑到轴心国军队可能轻而易举地切断直布罗陀海峡的交通。
（4）“体育家”计划将会承担很大的任务，以致打消1943年“围歼”计划的任何可能性。
太平洋方面一些粗略的作战计划已提交总统。……
所有这些行动将要占用现在预定用于“波利乐”计划的全部船只，并会使调往英国的美国空军减少三分之二左右。
……十分明显，在太平洋上的冒险，不能直接减轻俄国的压力，而且将会推迟任何对日作战的决定性胜利的到来。
马歇尔无疑希望执行他最初属意的计划，但是，他相信，在欧洲计划的后面并没有真正的力量。会议复会议，讨论再讨论，大好时光就这样消磨过去了。德国将不会再像今天这样在东方忙得不可开交。假如我们不利用德国忙于东方的机会，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自己在西方面临的德国是如此强大，以致我们向欧洲大陆进攻就成为不可能的了。到那时我们虽然还能和敌军继续进行空战，但决定胜利的可能性已经消失。我相信，马歇尔一定认为，如果一个大商人遇上一笔不是大发其财就是行将破产的买卖，他肯定会千方百计地力求致富，而且他很可能会获得成功。
金的注意力是放在对日作战上。
我有一种感觉（其根据无非是美国人的想法，即太平洋可能代替“波利乐”，以及美国建立一支七百万人陆军的强烈愿望）：有些地位高的美国人认为不可能出现比与德国人僵持下去更好的局面。
我可否向你提出如下建议：你要使你的访问者相信，你是决心战胜德军的，即使规模有限，你也将尽早在欧洲大陆打击德军；同时你还要使他们相信，任何违反这种主要精神的行动是完全得不到你的支持的。马歇尔认为，你最属意的是“体育家”计划，正如他最属意的是“波利乐”计划一样；
而且，你常常会由于微不足道的细故就又想到执行“体育家”计划。除非你能使他相信，你对于“波利乐”计划抱有坚定的态度，否则我们目前所同意的战略将会抛弃一空，美国将撤回去从事自己在太平洋的战争，只留给我们以有限的援助，要我们自己尽最大努力来抵抗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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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总统也意识到，反对“痛击”计划的论点是有力的。假如他在给我们的来电中首先提到这个计划，那就等于使马歇尔将军相信，实行这个计划的机会多得很。但是，如果无人提到它，那么会怎样呢？美国总参谋部意见的趋向是，“倘使在欧洲今年不能有所作为，就让我们集中力量来对付日本，这样就会使美国陆海军的意见统一起来，使马歇尔和金海军上将步调取得一致。”7月15日，下议院辩论不信任投票那天，正是奥金莱克保卫开罗之战处于千钧一发之际，那天也是“白宫很紧张的一天”。我们听说，“美国三军各参谋长怀有‘二者必择其一’的情绪”，又据说，总统说，这简直等于“各随自己的爱好”。这些朴素语言的意义，当然是指：
“假若英国不愿或不能在1942年实行‘痛击’作战计划，我们就离开欧洲战场，集中力量打日本。”总统说，这在实际上等于放弃欧洲的战争。至于马歇尔将军和金海军上将是否抱有这样的思想，还无证据。但是，有权力的美国第二流的参谋人员中却涌现着这样一种强烈的情绪。总统抵制并且排除了这类危险的思想倾向。
他的第二种信念是美国陆军必须于1942年对德军作战。
那么除了在法属北非，又能在什么地方作战呢？史汀生先生说，“这是战争形势使他暗自得出的结论。”议论的要点和总统的意向终于归到这样的结论上来，这实在是无情的。三周以前，我访问华盛顿的目的就是要获得这样一个决定。但是托卜鲁克的陷落，国内政治的喧闹，以及我所代表的这个国家威望由于这次灾难而无疑丧失，使我不能获得满意的结果。
虽然如此，一些严重的问题依然必须解决。我那时确信，我们意见的澄清和统一，肯定是会得到良好结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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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即7月18日，我们的美国客人在普雷斯特韦奇上岸，再乘火车到伦敦。他们立刻和驻在首都的美国三军长官：艾森豪威尔、克拉克、斯塔克和斯帕茨进行会商。关于“痛击”计划的辩论又恢复了。美国领导人的意见仍然强烈主张进行这项作战行动。只有总统本人似乎被我的论点所动。他为代表团草拟了我所见到的出自他手笔的最有力最精练的关于战争政策文件。①
①罗伯特·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603—605页。
为尊敬的霍普金斯、马歇尔将军和金海军上将写的备忘录关于1942年7月伦敦会议的指示 1942年7月16日
你们即将以我私人代表的身份前往伦敦，以便和英国适当的当局商谈如何进行战争的问题。
2．自丘吉尔先生访问华盛顿以来，陆海军战略的改变如此重大，以致英国和我们需要根据下列两项方针对于共同作战计划立即订立协定：
（1）适用于1942年其余时期的明确计划。
（2）适用于1943年的试行计划。这种计划由于1942年发生事件的影响当然会有所变动，但现在应即在1942年着手为1943年的行动计划作准备的各项工作。
3．（1）联合国家的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