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可以在印度采用的新想法会对你有所帮助。这就是为什么我回溯美国政府开始时的情况。在1775年1783年革命时期中，英国殖民地有十三个州，它们都有单独的主权，政府组织形式却各不相同。在战争继续期间，这些各自独立的主权州之间形成巨大的混乱，而且，只有两个纽带能使它们联系起来：一个是大陆会议（效力低而又权限不明的机构）；另外一个是由十三州维持得很差的大陆军队。1783年战争终结时，由于新制度正在实验之中，而对最后体制所作的任何努力都不免落空，所以，这十三个主权州虽各有其新的职责，显然还不能结合成为一个联邦。因此，十三个主权州根据《邦联条例》联合在一起，这种明显的临时性的政府继续行使权力，直到从经验、考验和错误中能形成一个永久性的联邦。从1783到1789年，各州的经验证明，缺乏联邦中央权力，它们就会各奔东西，形成分离的国家，在1787年召开一次立宪会议，仅有二三十人出席，代表全部的十三个州。他们的集会和国会不一样，而是少数真诚的爱国者一心一意为了建立一个联邦政府。讨论过的事件都记录了下来，但是会议进行中却没有旁观者参加。现在的美国宪法即由此产生，不久得到三分之二州的通过。
这不过只是我的一个想法，建议在印度也建立一个所谓“临时政府”，由少数代表领导，其中包括不同的阶级、职业、宗教和地区——这个领导的团体将被承认为临时自治领政府。它自然将要代表现存的英国各省政府以及王公会议，不过我的主要意思乃是责成这个团体为全国建立一个比较永久性的政府——考虑的时间可以延长到五年或者六年，或者至少在战争结束后的一年。我想这个代替新自治领的中央临时统治团体，在公共机构中应该拥有行政权和管理权，诸如金融、铁道、电报等和其他一些我们称之为公用事业的机构。
也许从1783到1789年间美国的问题和辛勤的努力中可以类推出一种方法，可以使印度具有一种新的看法，因而使那里的人民忘掉怨恨，对英帝国变得更加忠心，在强调和平变革比混乱的革命有利的同时，重视有遭受日本统治的危险。
这一种动议完全合乎半世纪以来世界的变化情况和一切对纳粹主义进行战斗国家的民主程序。我希望你，不管你打算怎样，动议当由伦敦方面提出，而且，要肯定在印度那儿没有不愿意的或被强迫的怨言产生。虽然我极愿相助，但是看在上天的份上，千万不要将我带进去。严格地说，这件事情与我毫不相干，无非因为它是你我正在进行着的成功的战斗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而已。
这份文件饶有趣味，因为它说明了在不同的时代和实际情况几乎完全不相同的背景之下进行比较的困难，以及对任何表面相似之处试图加以应用，对指导战争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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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8日，日本陆军进入仰光。我的绝大多数同事都认为，假如要组织有效的印度防卫，重要的是必需设法打破政治上的僵局。战时内阁经常讨论印度问题。英国政府对英——印政府建议的反应已体现在一项宣言草案之中，并且决定派克里普斯爵士去印度，在那里与印度各派领袖直接进行讨论。
首相致印度总督1942年3月10日
1．我同意你的观察，在没有弄清我们与印度政党异同点之前，莽撞地抛出我们的宣言，就会像你所正确地说的那样，自找失败，而且会在这个最危急的时刻引起一场涉及到每个人的激烈的争论。昨天我在看到你来电之前，我们就决定现在不公布任何宣言，但派出一位战时内阁大臣到那里看看，它是否能被接受，不然的话，就不必白费气力了。斯塔福德·克里普斯富有大公无私的精神，自愿担负这项吃力不讨好而又危险的任务。他将要立即启行。尽管我们在探讨问题的方法上有所不同，我对他不顾任何代价击败希特勒一伙的决心有着全部的信任。宣布他的派遣将使狂热的激动冷静下来，并且给以充分的时间，使问题得以冷静地解决，否则，也可以证明问题暂时是无法解决的。
2．经过同意的文件将代表我们统一的政策。它是根据印度的利益而制订的，如果印度各党派拒绝接受的话，那么，我们的诚意将公诸于世，必要时我们就在这个问题上坚持一起继续斗争下去。
3．因此我希望你等待掌玺大臣到达之后再和他讨论全部问题。他当然是会受宣言草案约束的。宣言草案是我们最高的准则。此外，他将十分重视目前印度的军事和行政情况。
4．由于不幸的谣言、宣传和美国一般的看法，势必不可能站在纯粹否定的立场。克里普斯的访问对于让世人知道我们的诚意，以及争取时间以取得必要的协议，都是必不可少的。
5．我的意见是，除了作为全面胜利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印度防务必须成功而不能动摇以外，其他任何事情都无所谓。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对此亦具同感。
第二天，我将这些决议公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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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于3月22日到达德里。在他主持下，以英国内阁批准的宣言草案为基础，进行了一次冗长的讨论。英国建议的重点乃是，假如战后由立宪会议提出要求，英国政府将庄严地保证授予印度完全的独立。因篇幅有限，不能将全部谈判过程刊载在这里。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的一些来电将很好地说明谈判的结果。
掌玺大臣（在德里）致首相 1942年4月11日
1．今晚我接到来自国大党主席的长信，表示国大党不能接受我们的建议。拒绝的范围极广，不单只是针对防卫方针，虽然信中指出国大党同意总司令应有指挥战争的自由控制权，以及作为总司令与军事委员的有关活动的自由处理权，可是所提出的方案却使国防委员的职务遭受到过多的限制。不过，拒绝的主要理由是，依据国大党的观点，必须立即成立国民政府，在不改变宪法的原则之下，“在协议中明确地保证并指出新政府将照一个自由政府一般地行使职权，它的成员将作为一个立宪政府中的内阁阁员。”信中并且指出，目前提出的协定的前景与旧局面并无大异。“当他们看到这种旧局面重现时，我们所设想的目标——就是，在人民的心理上产生一种新的影响，使他们感觉到自己的民族自由已经到来，而且，他们正在保卫新赢得的自由——就会完全成为画饼，这样的事情，国大党是不能参与的。”
2．显然没有达成协议的希望，我将在星期天启程回国。
同一天又来的电文如下：
你将会听到国大党一种几乎全新的拒绝理由，但困难情况在电文中无法解释。
此地情况虽然如此，但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我想，你不必从士气或民意的观点出发，认为我的访问使情况变得更坏而担心。我认为最近几天以来，公众的情绪变得好些了。
就我看来，尽管失败了，但是四周的情况的确有了某些改善。
尼赫鲁终于出场，发表一篇文辞美妙的声明，表示赞成抵抗日本的总体战。真纳向我保证穆斯林毫不动摇的支持；一般来说，锡克人和其他的少数民族也将会随之缓和，我希望能在某种程度上有进一步的保证。实际的困难在于国大党本身的内部情绪；因此，它们表现出漫长的讨论而在决策上有举棋不定的现象。
如果我们能够明智地处理局势，而不要互相指责，那么4月21日的全印国大党委员会可能会有所改变。这个委员会的代表性远较工作委员会为强。
虽然结果令人悲痛，我们却不灰心。现在我们必须着手进行防卫印度的工作。关于这一点，回来时我将与你面谈。祝好。再见。
在日复一日的紧张的求生存的斗争中，而且还有四万万无依无助的人民需要保卫，以免遭受日本征服的灾难，我经受得住这个消息；其实从开始的时候，我就从哲学推理上想到可能发生这一类事情。我知道斯塔福德·克里普斯会因为使命的失败而非常悲痛，因此我设法安慰他。
首相致掌玺大臣 1942年4月11日
你已竭尽人力之所能。你所表现出的坚韧精神和机智，证明英国对取得协议的愿望是多么强烈！你千万不要为结局而感到灰心和失望。在全英国和美国所产生的影响，都极为有利。实际上，破裂发生在最广泛的问题上，而不在扯不清楚的防卫方针上，这也是有利的。我很高兴你立即返国，一个盛大的欢迎合正等待着你。虽然你没有全部实现你的愿望，你却已为共同的事业做出极重要的贡献，为印度人民未来的进步奠定了基础。
我立即将克里普斯4月11日的第一封电报和我的复电转给罗斯福总统。会谈的破裂使他感到沮丧。他要我暂缓克里普斯的行期，希望再进行最后的努力。
罗斯福总统致哈里·霍普金斯（在伦敦）1942年4月12日
请将下列电文立即转与前海军人员。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避免破裂。
我最恳切地希望你能够将克里普斯离开印度的日期推迟，直到再一次努力终于能避免谈判破裂时为止。
我很遗憾地说，你在给我的电文中所阐述的观点，说美国舆论认为，谈判是在最广泛的问题上破裂的，这种观点我不能同意。美国的普遍印象恰恰与你所说的相反。这儿几乎普遍一致地感到，尽管印度人心甘情愿地把陆海军防卫的控制特权委托给当权的英国当局，可是，英国政府却不愿把自治权交给印度人，僵局因此而产生。美国舆论不可能了解，如果英国政府情愿在战后准许印度的某些组成部分退出大英帝国，为什么就不能准许印度人在战争期间享有同等的自治权呢。
我感到我不得不非常坦率地向你提出这个问题，想来你也会谅解我这样做的理由。要是由于像美国人所见到的那种问题而听任当前的谈判破裂，要是在此之后日本得以成功地侵入印度，以及随之而来的我方陆海军的严重失利，那么，美国舆论中不平的反应就势将难于估计。是否可能由你出面叫克里普斯暂缓启程，并亲自给他指示，作最后的努力以寻求共同谅解的基础？依照我的判断，上星期四晚上就很可能达成协议。如果你能批准他宣称是你亲自授权与他在那一个问题上重开谈判，并且以双方能作些小的让步为条件，我认为协议还是有可能达成的。
如我在早先的电文中向你说过的那样，我仍然认为，如果现在能给予印度各个组成部分建立一个国民政府的机会，而这个政府实质上又与我们根据《邦联条例》所建立的政府相同，并且约定在一段试行时期终止时，印度人可以自行决定他们的宪政形式，而且可以像你早先答应的那样，决定他们与大英帝国的未来关系，那么，也许就可能找到解决的方法了。如果你已竭尽全力，而克里普斯仍然达不成协议，那么，至少在这个问题上你会得到美国舆论的同情，认为英国政府已经向印度人民提供了公平而真诚的建议，这样一来，失败的责任显然不在于英国政府，而在于印度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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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谢事态的演变使这种狂热的做法没有能够实现。没有理想主义，人类就不能进步；但是，牺牲别人的利益，并且，不顾将为千百万无辜家庭带来毁灭和屠杀的后果，这种理想主义将不能被视为最高尚的了。总统的思想回到美国独立战争年代，将印度事件视为十八世纪末十三个殖民地与乔治三世作战一般。相反，我对印度大陆却有维持和平与安全的责任，保卫着几乎五分之一的世界人口。我们的资源有限而且非常紧张。我们的陆军部队在凶猛的日军攻击下败退或者投降了。我们的海军已被赶出孟加拉湾，实际上已被赶出大部分印度洋了。我们在空中，明显地也处于劣势。但是挽回局势的机会与希望仍然存在，因此，我们不能不负责任，让我们统治近二百年之久的广大而古老的印度遭到可怕的野蛮的毁灭。没有完整的军政权力和管制战区的权力，希望与机会都会变成泡影。没有时间作一次立宪实验，来个决定英印“未来关系”的“试行时期”。能够使美国舆论得到满足的那个问题并不是主要的决定因素。我们不能够放弃责任，背叛印度人民，听任他们走向无政府状态或者被征服的道路。虽然这也是一个政策，但却是耻辱的政策。如果那样的话，我们不但将背弃印度人民，而且也背弃了我们自己的士兵，让他们的作战基地以及共同作战的英勇印度陆军，在饶舌的政治和血腥的灭亡的混乱中崩溃瓦解。对印度的防务送去所有可能的援助，才是我们的本分职责。
幸而，在研究有关印度的问题以后，我主要的同事们全都与我的意见一致。若不是这样的话，我将会毫不犹豫地辞去我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