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自有主见、坚韧内敛的心理素质，和多谋善断、慎思敏行的性格素质，使他走得很快，少走弯路，一般人还撵不上；使他走得很有水平，脚步时隐时现，一般人看不出门道，他就走到前面去了；使他走得很远，一般人达不到那个境界。
刘秀离开长安回到家乡南阳郡蔡阳县乡下，再次成为回乡知识青年，继续拾掇他的庄稼。
王莽如果是个优秀的皇帝，他的新朝如果能打造一种政治清明、老百姓安居乐业的社会局面，可能没有谁对他的一哥位子有想法。或者说，即使谁有想法也没有机会。
这样，刘秀很可能安于在家乡，通过辛勤耕作和诚实经营，成为像他外祖父樊重那样的富翁，最后终老乡间。以他的品质和能力，他也有可能像他父辈那样走上仕途，做个地、县级干部。
同时，他可能做梦都不会想到，自己将来能当皇帝。
然而，时势造英雄。
即便是做粮食贩子，刘秀依然很成功
王莽乱政激发了全国的反抗浪潮，为刘秀这样的帝王之才提供了放飞梦想的广阔舞台和施展手脚的最好时机。
这时的乡下，很不太平，除了人祸，还有天灾。大旱，蝗灾，这两个庄稼人最怕的灾难一起来了。
不过，刘秀读书是个优秀的太学生，种庄稼也是行家里手。经过精心打理，别人的庄稼收成不好，他的地里照常丰收。
蛟龙本是海中之物，在浅池里照样能翻出漂亮的水花儿。所谓的牛人，不是做某一行当很厉害，而是做任何事情都很厉害。刘秀就是这样的牛人。
由于到处兵荒马乱，加之连年饥饿，不少人干起了打家劫舍的勾当。有一次，刘秀的大哥刘縯的一位朋友抢劫，被官府通缉，也株连到刘秀。为了避风头，刘秀迫不得已跑到新野县，在二姐夫邓晨家里躲躲。史家称刘秀在新野躲风的这一段经历为“避吏新野”。
刘秀在二姐家的生活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他不上学了，地又种得好，二姐夫邓晨也本来出身仕宦之家。但是，待在这儿吃闲饭，也不是刘秀的作风。于是，他就做起了贩卖粮食的生意，在南阳郡治宛城（今河南南阳市）与新野之间往来。粮食是战略物资，特别是闹饥荒的时候，这生意能赚大钱。
这时的刘秀，已经20多岁了。像他这个年龄的农村青年，多数已经娶妻生子了。而他，至今还是孤身一人。现在，他又是寄人篱下。
其实，在家乡一带，无论比什么，刘秀的条件都是不错的，娶个邻里乡亲认为不错的媳妇，生儿育女，建立个小家庭，过小康的日子，他还是能做到的。只是，他有自己的想法。面对天下乱象和自己的处境，刘秀在努力保持着平静的心态。
很多人看来，这位刘家的三公子温文尔雅，聪明能干，仗义疏财，是个很值得信赖的小伙子。只有他自己明白，他内心深处，早已储满了火山的熔岩！这是一种温度极高、可以融化万物，而又悄然涌动的岩浆！
还有一个人也知道他内心的想法：他的二姐夫邓晨。
有一次，刘秀与大哥刘縯、邓晨一块儿来到宛城办事，与朋友穰（今河南邓县）人蔡少公喝酒闲谈。这时，社会上各种各样的谶纬和符命盛行。他们谈的正是这些迷信活动。
谶纬和符命都是秦汉时期流行的迷信，刘秀生活在谶纬和符命泛滥的时代，他本人也很重视这个，后来还把它作为十分重要的思想武器运用自如。
谶是用一些隐语或预言，多假托神仙的预言来预示将要发生的事情；纬则是儒生们用灾异变化、神仙鬼怪来解释演绎儒家的经典著作。谶纬作为一种迷信，在老百姓中很有市场。
符命与它类似，就是借助一些刻字的石头等物件，讲一些事情的先兆，说是从中可以预见将要发生的事。老百姓对此也很感兴趣。
秦汉时期的野心家、政治家常常把它拿来当做一种有力的现实斗争工具。
比如，早在秦始皇时期，有个名叫卢生的方士传播“亡秦者胡也”的谶语，就差点儿把大秦帝国给忽悠散了。
陈胜、吴广发动大家起来造反，鱼腹藏书“大楚兴，陈胜王”，则是一种符命。
王莽这么生猛，在一步步篡汉时，也是安排心腹爪牙制作大量的谶纬符命，作为思想舆论工具。
玩谶纬符命是很时髦的。
这原因嘛，一是野心家需要，用来忽悠人既理直气壮，振振有词，又通俗易懂，方便实用；二是老百姓相信，连神仙和有学问的人都这样说，我们相信；三是投入产出比大，稍微摆弄一下就有奇效，如无赖哀章。
由于谶纬符命很有市场，既怪诞又神秘，可以随心所欲地制作出来，谁都无从查考，所以能够有效地为当权者服务。一些儒生乃至社会闲杂人员对此趋之若鹜。
无法考证是前汉的哪一年了，谶纬竟然成了一门学问。
纵观两汉时期，暴虐如王莽，君子如刘秀，在迷恋谶纬之学上惊人地相似，也难怪这门学问那么受人追捧。
现在坐着品酒的蔡少公，就是这方面的专家。
他平时喜欢结交朋友，也喜欢运用他的专业知识给人解读时下流行的谶语民谣。
他郑重其事地对刘秀弟兄几个说起眼下最流行的一个谶语：“刘秀应当做天子！”
这句话很简洁，也很露骨。
古语常说：“功高高不过救主，罪大大不过谋反。”这要是在秦始皇、汉武帝时期，或者哪怕任何一个平静年代，别说制作这个谶语的人要杀头，在跟前听的人也难逃罪责。
可是现在不一样，天下正乱，要骂要打王莽的人多的是，这样说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大家叽咕了一会儿，有人问道：“这人是不是当朝的国师、嘉新公刘秀（即刘歆）呢？”
刘歆是前汉成帝时光禄大夫刘向的儿子，王莽登基时被封为国师、嘉新公，是新莽王朝硕果仅存的刘氏宗室。
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先秦古籍惨遭灭顶之灾。为了发展文化事业，“文景之治”后，前汉王朝开始大力整理古籍。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先秦古籍，全拜托汉朝专家的整理之功。
惠帝时废除挟书之令，武帝时制定优惠政策，设置专门岗位让人撰写著作，整理古籍。成帝则安排专人面向全国征集古籍，并下诏要求刘向等人集中精力进行整理。
刘向工作很努力，刘歆继承父业也不甘落后。他们父子俩先后编纂的《别录》《七略》，既是先秦文化的集大成，又是我国目录学的萌芽和奠基之作。不仅如此，刘歆在帮助父亲校书时，还发现了古文本的《春秋左氏传》，建议朝廷把古文经列为官学教材。
所以，刘歆还是第一个为古文经呐喊的人和古文经学的奠基人。
也就是说，先秦文化是我国民族文化的源头，刘家这爷俩儿在整理和传承先秦文化上的贡献无人能及。
刘歆到底哪一天把自己的名字改作刘秀了，已无法查考，只知道那是在王莽登基封他为国师后不久。
至于他是在看到这个谶语之后改的，还是改名后才出现这个谶语，则永远是一个谜。
由于他太有学问，刘歆、刘秀这两个名字他一人都用着。
而回乡知青、粮食贩子刘秀，则还是个草民，现在还基本上没有打开知名度。
眼下座中人都知道，此时全国人民都认为，刘歆身为国师，更容易成为皇帝，要是他来当皇帝，大家也不会这么烦。所以，大家认为，这个发问的人，是明知故问。
但是，谁也没料到，刘秀这时候突然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发问道：“怎么知道这说的不是我呢？”
大家一听，哄堂大笑。
一个正在土里刨食、寄人篱下的农村青年，竟然想当皇帝，你逗人玩吧！也难怪，这时就连大哥刘縯，也认为刘秀对种庄稼那么有兴趣，出息不到哪儿去。邓晨却不这么看，他深知自己这个内弟的修养和抱负，心里暗自为他螅恕Ｓ兄鞠虻娜瞬换嵋槐沧佣贾值兀�
险些饿死在牢中
其实，邓晨早就看好刘秀了。
在邓晨眼里，刘秀不仅有学问，很勤劳，而且有胆识，有抱负，适应能力强，待人处事不卑不亢，刚柔相济，是个完全可以信赖，能够干成大事的人。
有一次，邓晨与刘秀一道乘车外出，在路上遇到朝廷的使者。按照时下的交通规矩，他俩应该下车，回避让路。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碰巧，这个使者很在意这个，见状十分恼火，咆哮着辱骂呵斥他俩。
刘秀灵机一动，辩称自己是临近江夏郡的干部，邓晨是一位侯国丞，正忙着有紧急公务要办。
哪知使者偏偏当真，认为二人是冒充国家干部，要带走他俩治罪。
正在这个关头，时任新野县宰来了。他本来认识邓晨，就替二人求情，才使他俩免去一场灾难。
这件事给邓晨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认为刘秀终非池中之物，只要和他在一起，即使有天大的麻烦，也总能逢凶化吉。
眼前，刘秀在邓晨这儿躲了一阵子，龙游浅滩遭虾戏的事儿发生了。
这时天下虽然乱了，有的地方干部还是讲究守土有责的。这些有责任心的干部认为江山姓什么那是朝廷的事，而无论江山姓什么，自己为官一任的首要职责就是保境安民。
新野县宰就是这么想的。
当然，他也这么做了：下令把抢劫案关系人刘縯的弟弟刘秀铐拿入狱！
新野与蔡阳同属一郡，刘秀如果真想躲避，是可以跑得更远一些的。也许他心里没鬼吧，跑到新野也没有闲着，不光公开做生意，还大摇大摆地在各种场合露面。他这样，似乎有点儿欺负官府无人。
由于眼下治安太差，所谓“寇盗蜂起”，地方当局迫于压力，不得不加大力度维护治安，严办案件。拘捕刘秀，目的是为了查办刘縯。
刘縯早就心怀光复汉室之志，此时已是南阳豪强的领军人物，也是一些新莽干部的眼中钉。他仗义疏财，好侠养士，宾客朋友中免不了有人干些“小盗”的勾当。看到三弟蒙难，刘縯一面想方设法营救，一面迅速在家乡加快筹备举兵的步伐。
邓晨也很着急，动用一切力量营救内弟。
刘秀在狱中很是吃了一些苦头。
新野县宰想来个枪打出头鸟，拿刘秀兄弟开刀，看能不能挖出几个大案来，安排下去：一定要好好折磨刘秀。那时的多数衙门就是这个德行：打官司的有理没钱也不行，进大狱的不论青红皂白先让你脱一层皮再说。
刘秀在狱中受尽百般折磨，还经常饿得头昏眼花。
这时，新野县衙的一个机关干部（市吏）名叫樊晔，在关键时候帮了他一把。樊晔是新野本地人，在县衙上班，在县尉手下办案。他办案公正，严谨，在县里是出了名的。他与刘秀素不相识，但对刘縯兄弟为人处事的名望多有耳闻，很是钦佩。现在，樊干部看县里为了一起抢劫案拿刘秀这个不相干的人开刀，心里颇不以为然。
有一天，狱中正是樊晔值班。
在狭窄、潮湿、昏暗的牢房里，刘秀饿得奄奄一息。他瘫在地上，望着天花板发愣。
“我曾经无忧无虑，曾经秉烛苦读，曾经土里刨食，曾经奔走四方。我曾经心怀天下，曾经指点江山，曾经韬光养晦，曾经豪情万丈！今天，我的人生画卷刚刚展开，我的宏图大业尚未开始，我决不能倒下！现在，我饿，我想吃饭。”
这时，樊晔走了过来，瞅瞅近处没有人，偷偷地将一块饼儿送给刘秀。
俗语说：“饿了给一口，强过饱了给一斗。”有的史家说这块饼救了刘秀一命。因为，刘秀确实快要饿死了。如此大恩，刘秀没齿难忘。
多年后，刘秀打下了江山登基称帝，仍然念念不忘樊晔的一饼之恩。
为了报答樊晔，刘秀先后封他做侍御史、河东（今山西夏县西北）郡都尉，后又提拔重用他做扬州（治今安徽和县）牧、天水（治今甘肃甘谷东）太守，成为封疆大吏。
侍御史秩禄六百石，都尉比二千石，州牧、太守则二千石，眼看樊晔在步步高升。
有一天，刘秀在南宫云台宴请樊晔。
刘秀经历了那么多风雨沧桑之变，见到自己的救命恩人，仍然十分激动，问寒问暖，还赏赐他一些皇宫中的宝物。
席间，刘秀给樊干部开玩笑，问道：“一块饼换个都尉，你感觉如何？”
事实证明，刘秀并没有用错樊晔。
樊晔本来就为人诚恳厚道，办事公正严谨，认识刘秀之后，又深得刘秀做人为官的真传。
他治理地方时，把朝廷的决策部署与当地的实际情况紧密结合起来，整肃吏治，让官员都为老百姓办事；发展经济，手把手地教老百姓耕田种树，治家理财；维护治安，严厉打击豪强恶人，接受讼告善恶立断。
他在扬州工作，扬州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对他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称赞声不绝于耳；他在天水工作，史载天水路不拾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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