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贾率军一进颍川,到处受到盛情的接待,行军打仗辛苦疲惫的将士们乐得海吃海喝。
到了郡治,也就是今天河南的禹州,老寇组织了热闹的欢迎仪式,表示热烈欢迎老贾率军到来,随即托病离开。
老贾回过神来,就要勒兵追赶老寇。
他看看手下的将士,哭笑不得,个个喝得醉醺醺的,东倒西歪,已经不能干活儿了。
老贾无可奈何,只好带兵过境而去。
躲过初一,很难再躲过十五。
老寇觉得躲避老贾,毕竟是个消极被动的办法,不是长久之计,就派谷崇专程赴京,向刘秀汇报这事。
刘秀听了,也觉得这事非同小可,立即诏令老寇火速进京。
老寇急忙进京,到朝廷觐见刘秀。
这一天,老寇来到刘秀的办公室,一眼就看到贾复也在,连忙要回避。
刘秀立即叫住老寇,对他和老贾说:“天下还没有完全安定,你们两虎怎能私斗?来吧,你们有什么问题,朕今天给你们分解。”
于是,刘秀放下架子,跟这哥俩儿并坐在一起,推心置腹地唠起了家常。
这是一次气氛极好的君臣会谈,不,就是哥仨儿谈天说地。
哥仨儿有说有笑,无话不谈,欢快异常。
结果,老贾跟老寇不仅怨嫌尽释,而且结成了很好的朋友。
哥俩儿表示,一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皇帝的周围,继续以帝国复兴大业为重,正确对待组织,正确对待同志,正确对待自己,竭尽忠诚,兢兢业业,在各自的岗位上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为了让刘秀放心,哥俩儿还共同乘坐一辆车子,告辞结伴而去。
第二,刘秀长于治军,努力打造一支纪律严明、作风严整的作战队伍。
如果说驭将是抓班子的话,那么,治军其实就是带队伍,二者密不可分,很难割裂开来说。
所以,刘秀“驭将”的做法,都被推广开来用之于整个部队自身建设。
刘秀起事之处,就非常注重手下队伍的仪容、作风和纪律建设,努力打造一支全新的军队。
更始王朝定都洛阳,就是派刘秀打前站先行整理环境的。
待更始人马进城,那戏剧性的一幕可能大家还没有忘记:更始的其他高级军政干部穿着举止就像叫花子、小偷一样,有的随便找块布把脑袋包一下,有的穿着抢来的女人的衣服,嘻嘻哈哈,完全是一派典型的乌合之众景象,围观的老百姓没有不发笑的。
而刘秀的手下,无论是部队官兵,还是府衙属僚,一个个服饰整洁,精神饱满,举止得体,老百姓看了都非常高兴。特别是一些怀念大汉的干部群众,激动得热泪盈眶,说没有想到今天还能够看到汉官威仪!
形象即人心。
作风是队伍整体素质水平的综合反映。
一个不自重的队伍是很难得到别人尊重的,连自己的作风都搞不好,何以搞天下?
一个爱惜自己、爱惜百姓的队伍是不孤独的,它克己修身,必能兼济天下!
登基之后,刘秀不仅没有放松,反而进一步加强了队伍风纪建设。
刚刚定都洛阳时,侍御史杜诗铁腕治理军纪的生猛劲,丝毫不亚于当年的祭遵。
当然,他们都得到刘秀的大力支持。
对于触犯法纪的高级将领,刘秀亲自给予谴责管束,以儆效尤。
建威大将军耿弇任职14年,屠城300座,平均每年屠城20多座,屠刀之下万骨枯。他是刘秀的超级粉丝、铁杆心腹,但其作风并不是刘秀赏识的。
打下天下不久,刘秀在首批剥夺军权的将领中,就想到了他。
大司马吴汉也是如此,他同样是刘秀的绝对忠诚者,是公认的刘秀可以托生死、寄国命的人物,但他也有刘秀非常反感的一个癖好:屠城。
在剿灭公孙述时,吴汉拿下成都,屠城三日,索命数万,后来被史家挞伐,当时也遭到刘秀的怒斥。
在刘秀心目中,最得自己治军理政真传的,是征西大将军冯异。
冯异领命进军关中之后,他率领这支威武之师、仁义之师步步深入,供给曾经一度断档,但他依然严格约束部队,无论发生什么状况,都绝不允许滋扰老百姓!
当时天下饥荒,关中尤甚,大家都饿得易子而食或者对啃。粮价飞涨,达到一斤黄金才能换来黄豆五升,还常常有价无市。
这个价格水平,有可能是史上最高的了!
这时,冯异大军又赶上道路不通,给养输送中断,形势万分危急。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冯异也要求将士以树皮、果实为食,绝不能向老百姓伸手。
总的来说,刘秀麾下的武装集团是刚柔相济的,武可以攻城拔寨,纵横疆场,文可以安定地方,爱惜百姓,他本人满意,老百姓也是拥护的。
第三,加强供应,构筑一个综合性、全方位、坚实的保障系统。
这个军事保障系统,包含了政治的、人事的、舆论的、社会的方方面面,前面陆陆续续地说了一些,现在重点说说给养。
应该说,刘秀的青少年时代,特别是在29岁起兵之前,他基本上是衣食无忧的。即便他的老爸去世、叔叔离职、外公辞世,家里的经济状况明显受到影响,但也没有闹过饥荒。
他上太学时出租牲口可以搞点收入,回乡种地旱涝保收,贩卖粮食效益可观,经常家里有余粮,兜里有零钱,不为吃饭穿衣发愁。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按照一般的标准,这是一种小康生活。
刘秀真正体会到衣食、给养的极端重要性,是在他起兵以后。
打仗就是打后勤,打给养。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举凡上过战场的人,对此都会有切肤之感。
扯旗造反,刘秀真的想干事才知道钱紧。
骑牛打仗,刘秀才觉得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是多么辛苦!
在河北那些无比艰辛的岁月,他带着少数徒弟、粉丝,左冲右突,武攻武卫,无时无处不感到自己手头太紧。
为了吃饭睡觉,他带着大家讨过饭,也到宾馆揩过油。当然了,实在没办法,他们就只有饿着冻着。
在逃命的过程中,大家沐风栉雨,穿着破旧的湿衣裳,饿着肚子,狼狈至极。
冯异搞来的豆粥、麦饭之所以让他终身难忘,是因为他当时已经走投无路而痛入骨髓!
在讨伐王郎的时候,为了招兵买马,甚至有人给他出主意,说是可以采取允许打仗时随便抢掠老百姓的办法,作为将士们的薪酬和奖励,这遭到他的果断拒绝,但也反映了他的后勤供给的窘状。
举行登基大典时,刘秀连起码的条件都没有,在河边上堆起来一堆土用来站人,烧一堆柴火用来祭天,算是把大事儿办了。
不能解决衣食住行,没有人会长期跟着你干,老百姓也不会拥护你!刘秀的体会越来越深刻。
在别人身上,刘秀也看到很多反例。
王莽就是一个黑色幽默。
起初,在镇压各地风起云涌的起义时,他是不惜血本的,反正钱财是公家的,是民脂民膏。
昆阳血战时,他派出的部队达数十万之众,投入的军需物资数量庞大,车马运输起来蜿蜒绵延数十上百公里不绝。
待刘秀大胜,缴获的军需物资竟然既搬不完也烧不完!
要是供给不方便,王莽也有自己的办法:抢老百姓的。
史上从来没有一个靠抢老百姓能够老打胜仗的部队,更没有一个靠抢老百姓能够维持生存的政权。
王莽的这种流氓政治很快造成一种局面:外患未除,边境打成一锅粥;内乱又起,各地纷纷竖义旗。
在万人喊打、国家机器崩溃、眼看自己的王朝就要玩完的时候,王莽觉得再掏钱找人打仗就要动自己的腰包了,心里一万个舍不得,每掏出一个子儿都剜心般地难受。
在保脑袋还是保钱袋子之间犹豫了一阵子,王莽错失了不少战机。
当他硬着头皮召集几个敢死的汉子来帮助自己作最后的顽抗时,竟然连茶钱也不想给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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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不是万能的,但没有供给万事不成。
一分钱能够难倒英雄汉,刘秀有切肤之感。
自从来河北单干,刘秀在不断壮大队伍扩大地盘的同时,就非常注重恢复重建地方政权,建立并且不断完善税收制度。
每拿下一个地方,他都以老百姓的支持拥护为群众基础,以地方政府为依托和平台,以税赋体系为操作工具,建立起庞大而且坚实的后勤供应机制。
无论要拿下的地方多么重要,无论要扁倒的敌人多么讨厌,无论接下来的战斗多么严酷,刘秀都要严肃而严格地交代自己的徒弟和粉丝们,一定要在砍人的同时打好组合拳,无论发生什么事都绝不能骚扰老百姓,要打下一方就稳定一方发展一方,建设好政权和税赋体系。
所以,当别人靠骗和抢出来混的时候,刘秀让人耳目一新,扁倒了很多对手,还深受老百姓拥戴。
集中兵权,独掌刀柄——刀只有放在自己手里才安心
跟其他措施比起来,刘秀的这招就更加直接,更加露骨了。
他是马上君主,天下主要是从马上得来的,对军队重要性的体会极其深刻:对一哥来说,这是一把双刃剑,可以用来威震群雄,安定天下,但把握不好也会刺伤自己。当然,要是别人,甚至不少人都有这样的剑,那就更危险了!
把别人的剑给废了,只保留自己手中的这把,好好地把玩,才是最安全的选项。
所以,刘秀登基称了一哥才几年,天下刚刚初步坐稳,他就迫不及待地要动手了:撤除地方军队和军权,保留和加强中央军队建设,指挥调度权统归帝国一哥,也就是他自己。
史称刘秀的这个行为为“罢郡国兵”。
刘秀是打着承继西汉、复兴汉室的旗号征服天下的,加之时间仓促,他建立的新的帝国基本上沿袭了西汉的政权架构,包括军事体制。
简单地说,这个时期的军事制度有三个特点,即中央集权,分级管理,容易忽悠。
所谓“中央集权”,就是全国军队的最高指挥权归属中央,皇帝是军队的最高统帅,是全国军队的法人代表和首席执行官。
当然,皇帝太忙,手下还设有最高军事长官协助工作,秦称国尉,汉称太尉、大司马,其实是皇帝的军事幕僚。
军队为利器,无论军队多么强大,或者多么懦弱,只有皇帝才有调动它的权力。举凡调动五十人以上的官兵,都必须皇帝亲自下令,并且要有严格而明确的书面字据和玺、符、节等作为凭证。
对于军队的重大活动,皇帝也介入得很多,很具体。不少重要的战役他都要亲自参加,亲临前线。
大概除了军事,没有哪项工作皇帝参与这么多:重要干部亲自任免,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要活动亲自参加。
有意思的是,能不能对军事工作参与这么多,还是帝国稳定与否,皇帝是否成其为皇帝的一个条件和标志!
所谓“分级管理”,情况就复杂了。
帝国的武装力量主要分为中央部队和地方部队,管理上也就分为中央(朝廷)、郡国、县这三个层级。
秦时的中央部队是围绕着首都——重点是皇帝的安全——来建设和布防的,大体分为皇帝警卫部队和首都卫戍部队。其中,前者又分为由郎中令率领的全部由军官组成的贴身侍卫,和由卫尉率领的保卫皇宫内外的亲军。后者,则由中尉统帅,驻扎在京城以及周边的战略要点,负责京城的安全以及重要目标的守卫,同时担负国家战略机动部队的任务,看哪些该扁的目标随时去扁。
西汉和东汉早期的中央部队主体是皇帝的禁卫军。
西汉时中央部队有两支,一支屯驻在京城长安南边,司令部设在未央宫,俗称“南军”,担任宫廷内外的警卫和皇帝的扈从;另一支驻扎在长安城北,负责长安以及周边地区的防务。这两支中央部队互不隶属,但在执行任务时互相配合,人数很多,素质较高,装备精良,来源可靠,又占据京城等战略要地,在稳定形势中发挥着巨大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刘秀定都洛阳后,在中央部队建设上一开始沿袭西汉的南北军旧制,不久就作了重大的改革。
这样,这个时期的中央部队无论怎么称呼,都是人数不断扩大,职能不断细分,大家既互相配合,也互相牵制,共同听命于帝国一哥。
而这个时期的地方部队,则更加复杂和微妙了。
地方部队分布在郡、诸侯国、县,其指挥者在郡是太守、都尉,在诸侯国是国相、中尉,在县是县令长、县尉。
这些地方部队的主要职责是维护地方治安,同时坚持日常训练,为中央部队提供兵源,在朝廷大规模用兵时听从统一调遣。
不过,上述地方大员甚至诸侯王都不能随意动用部队,要想用兵必须得到皇帝的许可,以书面授权和符节印信为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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