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他们去那边根本行不通！他们完全不懂，那些敢死队员晃来晃去不是爱钱，也不是为了毒品和爱国。是根深蒂固的仇恨。那些阿拉伯人，没有一个是能被爱心感化的！你去和他们说清楚……他们太轻率了……他们恨不得和每一个人亲密无间地聊天，他们甚至能把巴勒斯坦警察叫过来提一打问题。我们受够了，我们叫停的频率就跟交通警察似的……他们不能渴着……他们每顿都要吃牛排或者汉堡……他们的口音真可怕……这帮美国人什么都不懂！我们到处无所顾忌，也无意收敛。”
我等着他们平静下来，等着他们自己闭嘴，可他们怒气未消。同伴们看着我，目光闪烁。我明白他们还有话没说出来。我问：
“还有什么？”
军衔最高的那个扫视了一圈，寻求到同伴的支持后，他重重地往前走了一步。有点迟疑。
“你知道吗，那个小队长安东，穿得很好的那个大头娃娃？”
“安东又怎么了？”
“下午回来的时候，我们带他们去参观了电脑房。你知道，这是日程上有安排的。”
“没错，我看过，由人领着参观‘情报处’。然后呢？”
“然后安东说，你的电脑是破烂狗屎，他用它什么也干不了。”
“他说什么？”
“你不是听见了嘛。”
我应该控制自己，我应该强迫自己正确对待，就像听刚才他们抱怨时一个样。我尽可能心平气和地说：
“是有点‘破烂’……怎么说也是旧了点……”
他们看着我，有点泄气。我想，我的外交礼仪已经表现得比较充分了。
“够了！这个穿着500美元衣服的家伙！他们的所作所为我忍无可忍了！”
副官像个孩子似的重新活跃起来，继续报告：“他说，‘瞧它发出来的这噪音和热气，这哪里是什么电脑，这是散热器呢’！”
“让他们见鬼去吧，和他们闪闪发亮的手表、衣服一起见鬼去吧！明天，我们把他们丢到巴勒斯坦人那边不管了。”
我们真这么干了。丢起来也不容易，他们太好识别了，那些勇敢的人——不管是以色列军人还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总是飞快地追上来，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带上“我们的朋友”一起走。在这点上倒是步调一致。傍晚的时候，趁他们专心致志听一个能说一口好英语的阿拉伯人历数1948年以来的悲惨处境时，我们终于逃之夭夭，自己回了总部。不用说，当天晚上我因为这不负责任的行为而被骂了一顿。我早料到了，这是该付的代价。
“你怎么敢？”指挥官说我几乎酿成外交风波，“把他们丢在巴勒斯坦人的地盘上，孤零零的周围都是满怀仇恨的阿拉伯人，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自然什么事情也没有，他们就在哨卡旁边。士兵都看着他们呢。大太阳的，他们不会看不见美国人身上‘材质特殊的衣服’。”
第十一章 蜷紧的小手（7）
例行公事地斥责了一通之后，指挥官向我宣布，我们被正式取消了余下的培训。离开办公室的时候，我转身对着他，心情有点复杂：
“晚上他们到底怎么从雷马拉回来的？”
他告诉我：“阿拉伯人不愿意留他们，开车把他们又送回到哨所。”
“两百米外那个吗？他们就不能自己找回去？”
“不管怎么着，他们都是由你负责的，”指挥官目光阴沉地提醒我，然后示意我马上出去，与此同时他耸耸肩，脸上闪过一丝暧昧的笑意。
几个月后，我们受到安东和他同伴寄来的一张贺卡。是寄给大家的，上面只有几句预先印好的套话，署上名。信封上，在打印的大写的收信人地址下面，能看到一行小写的字，用括弧括起来了，“不友好”。
这天早上，我被通知参加一个重要会议，有医生，大头儿们——乌里也在其中——还有小头头们，包括我的“顶头上司”指挥官。一如既往，他还是在我的Krav Maga训练问题上纠缠不清。
他声称：“我们应该重新考虑一下她的问题。特殊待遇已经让整个队伍很不安定。”
另外一个指挥官附和到：“是该换种处理方式了。”他担心影响自己带的小队。
有人建议：“如果我们给她一个‘职务’让她自己去干呢？”
接下来，就是要给我带的小队一个名字，以和其他小队区分开来。问题是我的队员都没练过Krav Maga。我试着告诉他们，说安排起来并不难，但头头们不想开此先例。
至于我的教官多夫，他倒是从我最后一次出任务之后就改变了看法。眼下他就极力为Krav Maga说好话，只是立场过于温和。不应该放弃耐力训练“因为她非常需要这个”。他建议多练习。
那位医生呢——纯粹出于科学上的好奇和担心，他曾在一次Krav训练课后为我做过非常认真的检查——他一点也不含糊：这种训练有助于我康复。他证实，心理效果不错这是无可质疑的。他总结说：“从概念上来讲，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甚至可以谈谈‘精神’训练的问题。”他的报告帮了我忙。
第一次，我采取了非常文明的陈述方式。我写了一份报告呈交上面，说明我的立场。既然保下一条命在他们看来还不够有说服力，我便换了一个角度，说得头头是道：任务往往艰巨，我需要学会先摆脱困境，再想办法达到目的。在规范训练里目前这类需要还没有受到重视，这使得我停滞不前，妨碍了我在钝性方面更进一步。为了达到“被动力量”之效果，我必须加强积极反应的能力，而把它用在最后关头。一旦我真的掌握了这种本事，保持钝性就没有问题了。我保证。
讨论了差不多半个小时他们还在原地打圈，因为没人愿意接受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给我完全的自由。这一主要议题还没有结论，他们开始转向什么“战略分析”，以及如何用我最为合适的问题。
讨论再次卡壳，还是乌里以大头儿的身份出场，画了个句号：“暂时就随她吧。”
这么多年里我只有一个愿望：“我就不能得到五分钟的安宁吗？”而我从来没像现在这样胜利在望。乌里的约法三章简单得很，也还显得可信：我可以按自己的想法去训练，但必须无条件地接受任何任务，哪怕是很古怪的任务。他盯着我的两眼，最后下了个结论：“至于你解决问题的方法，被动也好，不被动也好，前提是不要惹出麻烦。”
对他们告一段落，对我也告一段落。大家都满意了。
2000年10月12日：两个以色列预备役军人在雷马拉的警察局里，被野蛮地以私刑处死。
一次大范围的“整顿”。一帮“管理干部和高级军官”跑来巡查队伍、营地、装备和训练情况。目的在于让我们忘记那些众所周知的挫折，鼓舞士气，让我们觉得自己颇受重视。
他们在同一时刻就布满了各个岗位，满脸笑容地站在我们背后，让我们没办法交头接耳。我们行军和跑操的时候，也会和他们不期而遇。
第十一章 蜷紧的小手（8）
有个为我们准备“年度总结”的可笑家伙实在让我难以忍受。他和我聊什么耐力和计算机，和翻译聊语法和句式，和射手聊弹道学和瞄准。他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无所不能。他甚至打听Krav的训练问题……趁我不在的时候。他知道我那会儿不在。什么东西。
我保持耐心，第三千次倾听那永远的经典名句，“以色列是一个强敌环伺的小国家，它曾经不得不现在依然不得不，为自己的生存而战斗……”，我心想，三四十年来这段话利用
了多少人，又有多少失去的生命和被毁掉的家庭该由它来负责。
“你为什么这样看我？”
“我在想多少生命被毁了……”
“今天晚上我可以在上帝面前说：谁也不会无来由地受苦。”
谁也不会无来由地受苦，谁也不会无来由地受苦。可笑之极！他有什么资格来评判？在他眼里，什么是“东西”，什么又是“人”和“什么也不是” ？在他看来我又是什么？一件东西？什么也不是？反正不是人。
从他们死去或者被毁掉的那一刻起，他们就不可能“什么也不是”。这是明摆着的。所以这个家伙说的全是一派胡言。他们是为了某样东西才受苦受难。但那又是什么呢？国籍？理想？一份能够拯救一个人或者一百个人的情报？这值不值得呢？没有人可以评判。我更倾向于相信，正是上面的人，把他手下人的命运指向了痛苦和死亡。
我漫不经心地听着，就像在尽一个痛苦的义务，忍无可忍。他自以为是地认为，如果我们做不到向不同的战略伙伴都证明其安全保障，这个地区就不会有所改变。照他这么说，给人安全感的唯一有效办法，就是故意让对方置身险境，找出危险，然后欢呼自己的胜利。我们的头头们想出这种一眼就能看穿的诡计，还自以为聪明绝顶吧？“谁也不会想到，有人会自愿被人当白痴看……”他觉得有必要向我进一步阐述。饶了我吧……
开完这“通气会议”往外走的时候，我转身对着一个也有些反感的同伴，说：
“对这种小把戏……”
“这不是什么把戏。”他生硬地打断我。
我不怀好意地讥讽了他一句：“你以为他们会知道你说什么吗？”
他可能还有那么一点怀疑，没有答腔，面无表情。
2000年11月2日：耶路撒冷Mahane…Yehuda市场附近遭遇炸弹攻击。两死十伤。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声称对此负责。
我们都在看指挥官用电脑玩扑克接龙游戏。一个磕巴也没打，我们都被他的表演给迷住了：手手牌都一气呵成，没任何间隔。我鼓足勇气，向他提了一个憋了好久的问题：
“你怎么做到出牌的时候想都不用想呢？”
“我不加考虑的时候才能赢，尤其是不能意识到自己在赢。”
“为什么？”
“一旦意识到赢了，我就会开始判断，就会输。”他简单地解释了两句。
原来这就是他的杀手锏。该把这叫做直觉呢，还是鲁莽？想到他很可能像玩牌这样对待他的部下，我觉得非常反感。我被强烈的报复念头包围了。我起身往外走。走到平台上的时候，回过身对着他大喊一声：
“你正在大获全胜。”
立竿见影。他一犹豫，节奏乱了，出了一张臭牌。他气疯了，把鼠标往桌上一丢，冲着我：
“你给我滚！”
没错，我早滚了。
2000年11月20日：负责接送Kfar…Darom村孩子们的一辆校车被炸。两人身亡，九人受伤，其中有五个小学生。
黎巴嫩和叙利亚之间的关系恶化。抓了很多人。我说很多，已是成百上千。黎巴嫩和叙利亚各自的境内都在高压之下，我们好几个联络员变得束手无策。急需找到解决办法，并且取消我过于频繁的往来穿梭。即便是那些最老实的黎巴嫩人，也开始对叙利亚人的占领进行反击。以色列人已经撤军，他们不再有被人视为“亲犹”叛徒的危险。可是一年的时间，不可能抹掉人们二十五年来所承受的恐怖，还有无所不在的告密。
第十一章 蜷紧的小手（9）
叙利亚人得到消息了，正在寻找明确的某个目标？或者不过是杯弓蛇影，仅仅是某些勤勉的官员的额外工作？我不清楚，也等不及事态平息。我动身了，去尽快把那边的工作做个了断。
抵达贝鲁特机场之后，我上了一辆出租，直奔市里的商业区，然后搭乘公共汽车去了另一个坐落在小山岗上的居民区。一个联络员接到我，给我说了说最新的情况，然后把我送上
去城郊的汽车。在那边，另一个接头人把我带上他的破卡车。我们一起横穿黎巴嫩，过了边境线，在到达“工作点”之前又跑了六百多公里。这是我第二次深入这个国家的内地。我有一种警觉，更准确的说，是一种预感。
司机是个四十来岁的男人，五个孩子的父亲。我对他所知甚少。可是，一种从未有过的焦虑总缠着我。内心里有个微弱的声音一直在说：“看啊，看看，好好看看！你什么也没看见吗？你应该能看到的，在视线之外还有些东西，你应该能察觉的，在感觉之外还有些感觉！”我把眼睛瞪得大大的，耳朵，心，胃，还有一切能够开动起来的器官我都全力以赴了，还是什么也没看到，我很恼火。
“你家里有人知道你来接我了吗？”
“没有，不过我父亲有点多疑。他不让我开自己家的卡车来，所以只好借了一个朋友的车。”
毫无疑问，这就是我要找的原因。
“你在第一个公共汽车站停下，我自己接着走。”
“你疯了？坐公共汽车，你得花上两天时间，而且至少倒六次车。”
“这无关紧要。按我说的做，然后你直接回家。”
他服从了，把我放到车站几百米开外的地方，自己开车走了。还比较运气，只等了四十来分钟，车就来了。在第一个关卡，我看到那个接头人已经被捕。消息很快就在车上这些等着重新开拔的旅客中间传开了。他们互相打听，还向路过的士兵打听，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