棠、李鸿章、刘坤一、曾国荃、郭嵩焘、彭玉麟等人，个个饱读诗书，满腹经纶，都是建功立业的人物。而下层湘军，则完全为另一个世界，那里是哥老会的天下，奉行的是“十款十要”的帮规会律，由龙头、香长、刑堂、护剑、插花、巡风等各级头目层层严密把持，在营就是官军，出营就是盗贼。即使曾文正公也奈何不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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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第一章王朝的叛徒（4）
哥老会及结拜兄弟等，在湘军中悬为厉禁，违者立斩，但这并不能防止无孔不入的哥老会。以致军中官弁勇丁，几乎全是会党，下级见上级，均以大哥称呼。由于会党势力太大，长官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为了控制下属，只好自己也加入哥老会，做个小头目，以致“楚师千万，无一人不有结盟拜兄弟之事。”李榕《湘潭县梅震荣到任批》，《十三峰书屋批牍》卷一。引自谭松林主编《中国秘密社会》（第四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熟读圣贤之书的曾国藩，不仅未能把哥老会从湘军中清除出去，相反，哥老会迅速壮大，几乎成了湘军的地下统帅。士兵们白天听长官的，晚上听龙头大哥的。湘军就有这样的记载：“其（哥老会）头目或当散勇，而营官、百长之资格有转出其下者。昼则拜跪营官、百长之前”，到了晚上，帮会头目升座，“营官、百长反从而跪拜之，予杖则杖，予罚则罚，无敢哗者”。刘蓉《复李筱泉制军书》，《养晦堂文集》卷八。引自谭松林主编《中国秘密社会》（第四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后来的研究者亦认为，哥老会“使湘军内同时存在两套组织系统”。谭松林主编《中国秘密社会》（第四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白天湘军是朝廷的军队，到晚上就成哥老会的军队了。
曾国藩无可奈何地指出，士兵之所以热衷入会，原因有二，“一曰在营会聚之时，打仗则互相救援，有事则免受人欺；二曰出营离散之后，贫困而遇同会，可周衣食，孤行而遇同会，可免抢劫。因此，同心入会。”《曾文正公全集》批牍，卷三。既然禁而不止，曾国藩只好改为“只问匪与不匪，不问会与不会”，换言之，只要不犯事，结会树党也“虽实不坐”了。
湘军实质上是一支以哥老会为骨干的军队。此为人所共知的事实。太平天囯与其说被朝廷所打败，不如说是被哥老会打败的。太平天囯的兴亡史，背后竟是一部江湖帮会、教门的大混战史。
拜上帝的太平天囯虽然以拒绝天地会开始，却以和拜无生老母的白莲教、捻党合流而告终。可见桐油埕始终是装桐油的。上帝的子民与信奉五祖、关圣的哥老会打了十几年仗，把整个江湖搅得翻天覆地。太平军所到之处，会党群雄并起，直如漫天蝗虫一般。有的以组织团练，保卫桑梓为名，开山设堂；有的趁火打劫，落草为寇，占山为王；有的索性率众投奔太平军。太平天囯运动，实际上是一次江湖帮会势力的大检阅。
中国黑社会之多，堪称世界奇景，纵观五大洲，绝无第二个国家、民族可与比肩。太平天囯和捻军动乱平息之后，全国人口几乎死掉了十分之一，而秘密会社却以几何级数暴增。会党繁兴，教门盛行，破产农民要入会焉，没破产的农民也要入会焉；小商小贩、船夫纤夫、木匠铁匠、教书先生、军官士兵，甚至官吏乡绅，都想入会焉。
太平天囯本身并没有多大的进步意义。如果没有了洪仁摹蹲收卤唷罚教靽氩还钦沤恰⒒瞥病⒗钭猿傻姆娑眩谥泄缁嶙褪飞希拮愠频馈Ｖ氐坝刑锿蟹雇裕幸峦星埂敝辔谕邪罾系鞯摹短斐锬吨贫取罚宋扌乱猓劣谀切拔袷固煜鹿蚕硖旄干现骰噬系鄞蟾！钡陌萆系劾砺郏蚋拿恢狄惶崃恕�
太平天囯最大的历史作用，在于削弱了朝廷控制南方的能力，从而使一批南方汉族官员——曾国藩、李鸿章、刘坤一等人，得以脱颖而出，登上舞台，成为领导洋务新政的中坚力量，为中国的现代工业奠定基础，创造了一个“同治中兴”的局面；在后来的义和团之乱中，如果不是他们的“东南互保”，中国很可能陷入全面的对外战争中，结局必然更加惨烈。如果没有他们的扶持，中国的绅商阶层，将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迅速崛起，形成一股新的政治力量。没有绅商这股政治力量，也就没有清末新政和立宪运动。
同样地，如果没有太平天囯，就不会有湘军，也就不会出现战后由于遣散湘军，会党如水银泻地一般，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尤其是渗入到新军中的情形。南方会党势力，在清末极度膨胀，与此不无关系。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因为有了太平天囯，有了湘军的哥老会，所以才有后来以会党为主力的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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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第一章王朝的叛徒（5）
由于科举废除，大批知识分子仕途无望，转而加入军队。会党与知识分子，这两股截然不同的力量，居然在新军中“会师”了。在知识分子的改造下，会党得以向更高的境界开拓与伸展，其后成为辛亥革命的主力之一。江湖终于与庙堂合流。呜呼，虽曰人事，岂非天意哉！
【贰】孙文的政治理想是驱除鞑虏，成立“合众政府”。但他所依靠的力量，却是“忠心一点扶明主，个个封侯列国公”的洪门天地会、三合会一类江湖组织。
自从南方出了一个洪秀全以后，郑观应、容闳、康有为、梁启超、孙文、黄兴、宋教仁接踵而起，历时近一个世纪的南北对抗，把中国带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里，中国人头一次听说天地间有一样东西叫“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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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称“政治革命运动”的YOUNG CHINA PARTY在中国崛起，乃是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当时有人把它译作“少年中国党”，有人把它译作“兴中会”。两个名字的异同，无人考究。但从字面上看，前者有政党色彩，后者则仍未脱秘密帮会的窠臼——也许，这更符合创始者孙文等人的初衷。
最后名垂青史的，是兴中会，而非少年中国党。这虽然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几乎无人在意，历史学家也没有觉察二者的区别，但中国的悲剧，由此可见端倪。
青年孙文
1894年，孙文在檀香山组织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政治目标。在286名兴中会会员中，有271个广东人。冯自由《革命逸史》（第四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当时华侨对孙文的主张，反应冷淡，“劝者谆谆，听者终归藐藐，其欢迎革命主义者，每埠不过数人或数十人而已。”孙文《革命原起》。《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读医出身的孙文，还没学会“革命”二字，他只是说“作反”而已。华侨们一听“作反”，马上关门上闩，掩耳掉头而走。
在国内，孙文的“合众政府”理想，同样处处碰壁，几被视为毒蛇猛兽。他也只能凭借桃园义气、瓦岗威风的江湖势力。离开了会党，寸步难行。因此，兴中会成员几乎个个都是天地会红花亭的座上客，或者本身就已经是入了圈，滴过血的会党分子。孙文在香港设立专门招待会党的机关，并派人到长江流域联系会党。“于是乃有长江会党及两广、福建会党并合于兴中会之事也。”孙文《革命原起》。《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
清代广东珠三角、肇庆、韶州地区是天地会、添弟会、三合会、隆兴会、卧龙会的天下，惠州、潮州地区是合义会、天地会、牛头会、添弟会、三点会、双刀会的地盘，共计有21路英雄好汉。1899年，兴中会、哥老会和三合会首领在香港成立兴汉会，孙文被推为总会长。
1900年7月，北方大乱，义和团围攻各国使馆，联军进攻北京，首都旦夕不保。孙文认为时机至矣，策划在粤东举义，他在台湾说服日本总督支持。日本的向背，似乎成了革命成败的关键所在。孙文后来承认：“本人之事业系于日本，日本既不能主动占居主导地位，则本人之事业即将无可作为。”《福冈县知事深野一三致外务大臣青木周藏的报告》，高秘字第1131号，1900年11月15日发。引自杨天石《从帝制走向共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负责在粤东召集人马的是一位南洋的江湖大老，他一声令下，六百多名会党分子（以新安县的绿林好汉为主，还有一部分是来自嘉应的三合会会员），便应声而来，在三洲田扯旗举事。当时南方遍地伏莽，来者千千，去者万万，无不蠢蠢欲动。兴中会在香港的西文报纸上发表公告，与义和团划清界线，革命党的目标是“誓灭满洲，以兴中国”。呼吁英、美、日各国助成革命义举，否则置身局外，以示两不偏袒之意。这便是知识分子介入江湖后，为江湖带来的一种新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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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第一章王朝的叛徒（6）
草莽英雄的文化水平虽低，但其社会动员能力、组织能力，却一点也不低。起事仅一月有余，出平山墟，过佛祖坳，飞越淡水，直逼汕尾，攻城略地，如入无人之境，队伍扩大到两万多人，闽、粤两省震动。
会党连战皆捷，孙文闻报兴奋莫名，他给在上海的李鸿章幕僚刘学询写信，希望李鸿章出面支持成立新政府，并打算请李鸿章或刘学询出任新政府主政：“先立一暂时政府，以权理政务。政府之格式，先以五人足矣，主政一人，或称总统，或称帝王，弟决奉足下当之，故称谓由足下裁决。”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
为了争取官僚集团的支持，甚至开出让他们当皇帝的支票，这种策略，本身就带有很浓的江湖味。尽管由于信使的耽误，信件未能及时送达刘学询手里，但可以肯定，即使送到了，也不会起任何作用，老于官场世故的李鸿章，怎么可能被一个民间医生许诺的“帝王”徽号所打动呢？
义军推进虽然神速，但原来答应提供帮助的台湾日本总督，却因为国内政局的变化，临时转舵，不让孙文入境。负责购买军械的日本人也卷款而逃。义军最后弹尽援绝，只好就地解散，各自回家。
孙文面对失败，仍气壮山河：“如果我有洋铳万杆，野炮十门，则取广州省城如反掌之易。广州既得，则长江以南就是我们的囊中物了！”孙文致犬养毅函。《国父全集》补编。台湾，国民党中央党史会，1973年版。孙文深信靠几个冒险家，可以在一夜之间，扭转乾坤。他的这种性格，后来一再使中国历史发生戏剧性的突变，也使他得了一个“孙大炮”的绰号——粤语“车大炮”为吹牛之意也。
1903年，兴中会的几位冒险家又在策划另一次暴动。这次是由兴中会首领谢缵泰和太平天囯的瑛王洪全福主持。洪全福是洪秀全的从侄，当年转战桂湘鄂皖苏浙各省的左天将。谢缵泰从小就是洪门成员。他们在香港中环德忌笠街设立总机关，又在广州城内设立秘密机关，贮存军火、军服、旗帜等物。然后飞檄江湖，传令北江、东江各路绿林人马，同时响应。洪全福自号兴汉大将军。可惜事机不密，还没有发动，就被官府侦破，香港的机关也被港英当局破坏，好几名党人被捕，起义又复流产。
兴中会的暴动，几经受挫，再而衰三而竭，大家的元气都泄了。谢缵泰黯然退出革命，埋头办报纸去了，但孙文却是一位具有豪杰性情与胸襟的人物，他认定了一个目标，便义无反顾，虽千万人吾往矣。哪怕只是一出独角戏，也要一演到底。因此，在江湖上，出现“革命党消，革命领袖兴”的情形，兴中会衰败下去了，但孙文的名字，反而冒了起来，愈叫愈响，简直如雷贯耳。
汤武革命，顺乎天应乎人。革命党的出现，一开始赢得留学生的热烈支持，然后渐渐得到国内开明士绅和新军人的附和，但真正的推波助澜者，却是三山五岳的黑社会大哥。
孙文为了争取华侨的支持，决定加入海外洪门。1903年他第二次到檀香山时，在洪门大老黄三德的介绍下，填了红单，进了香堂，“孙文亲在五祖像前发三十六誓，愿遵守洪门二十一条例，十条禁，于是洪门封以红棍之职，孙文欣然接受之。”黄三德《洪门革命史》。1936年版。加入洪门以后，情形果有天渊之别。筹款由洪门出面，人们踊跃捐输，事半功倍。在洪门资助下，孙文得以游历美洲、欧洲各埠，到处演讲革命，华侨也不再给他闭门羹吃了。
洪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崇祯皇帝在北京煤山上吊，清军入关之后，大批忠于明朝的士大夫、明室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