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文辈抗ぷ�5 年之后向希特勒告别时，听到希特勒的唯一的也是最后的一句话，后来，他还收到了寄给他的为7 月20 日事件受伤者颁发的特别勋章。
造成瓦利篆特健康状况极度恶化的原因，估计除了爆炸时遭受震荡外，在最后那几个星期里精神上所受的沉重负担，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然而，在这个时候，大本营里那全部能使前线和盟邦保持不断联系，并促使德国战争机器运转的支柱，似乎都已瘫塌了。
这时的希特勒，显然已是个病人，虽然7 月20 日事件对他的伤害很少，但也可以看出，他所受的震惊似乎加深了他那本性所具有的全部凶暴和邪恶，且更加流露于外。他弓着身子，拖着脚步来到会议室。只有与他十分亲近的人，才能从他那呆滞的眼睛里寻到一丝问候的目光。他弯着腰，缩着脖子，坐在为他搬来的一把椅子里。一只颤抖的手撑在地图桌上。不知道因为一件什么微不足道的小事，就会使他突然大发雷霆，声嘶力竭地喊叫起来。寻衅“挑剌儿”。
希特勒没有一天不在对7 月20 日事件的肇事者和知情人发泄着愤恨。每天都会有一份新的嫌疑者名单。这些被怀疑的人有的是士兵，有的是年轻有为的总参谋部军官，等待着他们的几乎都是绞刑架。在形势讨论会上，人们私下纷纷议论着第一批被绞死人的惨象，作者也不想过多地向读存描述了。希特勒为了不使人对自己产生误解，将那些也许是没有被发现，或者根本就没有参与此事件的人，召集到大本营来，针对前线的全面溃败向他们不断发出警告：“如果有推和我不谈我们的胜利，只谈和平，那他就要掉脑袋。不管他是谁，不管他在什么地位上，都是如此。”然而，当人们还在按照他的话进行这种大搜捕时，他自己却把说过的关于战争失利的话完全抛在脑后了。尽管他在8 月底还刚刚与德军指挥官格斯腾贝格将军又一次谈到如果失去罗马尼亚油旧的问题。当时，希特勒竟厚着脸皮声称，7 月20 日是“天意”保护了他。当初，当敌国政治家们希望出现所谓“奇迹”的时候，希特勒曾把他们大大嘲笑了一番；如今，他自己也在期待着“奇迹”的出现，使战争发生新的转机。
在军事指挥上，尽管希特勒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并由于不断追究政治仇敌转移了注意力，然而，他独断专行的意志和决心不仅不减当年，而且胜似往昔。如果说，这种对“将军们”不断增长的不信任，对他起着决定性作用，那么人们就无法摆脱这样一种令人担忧的印象：他所任命的军事顾问们，不能以理智的军事目光来指挥战争，而只能任凭那种不断加码的效忠因素发挥作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便能得心应手地运用他的命令式法则来实现他那充满灾难的指挥，使所有指挥官，包括那些高级指挥官都无条件地执行他的命令。前沿阵地上的士官和士兵不能为一个命令的正确与否和结果如何而同连长争辩；同样，对于国防军最高司令的决定，集团军群或集团军司令们，也不能与国防军最高司令共同分担责任。当他们之间产生意见分歧时，国防军最高司令无论如何都不会承认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
充满凶狠专横目光的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元帅，在希特勒面前是唯唯诺诺，而在背后并不是都句句照办。然而，由于他的地位所迫，却显出异乎寻常的恭顺。他是从国防军中清除7 月20 日事件可疑份子的领导人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完全没有遭到反对的危险，但他仍准备将比利时——法国北部的军事管制改为由“省党部头目”进行行政管理。因为，希特勒正想以这种方式将他厌恶的冯·法尔肯豪森将军调离布鲁塞尔——法尔肯豪森男爵因同比刊时王室关系甚密而受到怀疑。9 月初，当希特勒递给凯特尔一封装备部长施佩尔写来的信时，凯特尔只是稍有震动。这封信的大致内容是说，由于火药和爆破器材工业受到无法弥补的损失和破坏，战争必须在短期内停止。凯特尔一言不发，他以一种介乎于恼怒而又隐而不发的表情一把这封信递给了坐在他身边的作者看。但出自难以启齿的原因，他没有使用在这种场合下他经常使用的一句话：“瓦利蒙特将军先生，您看呢？”。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约德尔以他的学识和素质，完全能够预见到这场战争的最后失败，或者起码可以用他的建议和行动促成战争的结束，可是他没有这样做。在形势讨论会上，他反而以一种并不亚于希特勒的威胁口吻在希特勒面前慷慨陈词道：“现在好了，盟军提出的无条件投降的要求给所有‘胆小鬼’铺平了条寻找政治出路的道路。”然而，他并没有预料到，将来签署投降书的或许就是他。对于陆军总参谋部新任参谋长提出的对全部陆军总参谋部军官进行统一监督的建议，约德尔给予回绝，同时还答复说：“总参谋部已等于解散。”这表明约德尔对陆军总参谋部象过去对待他自己的指挥参谋部一样，采取蔑视的态度。
自7 月20 日后，古德里安大将接任了陆军总参谋长这一职务，他多年的雄心也以此得到了满足。不过按照官方的说法，对他只是“业务性委任”，因为希特勒本来想让布勒将军接替蔡茨勒的，只是因为布勒将军在爆炸中受伤，何时能够赴任还不得而知，因此这份官职才落到古德里安的头上。作者曾从凯特尔那里听说，对于古德里安的任命，希特勒曾举棋不定，其原因大概是希特勒想起了古德里安过去曾努力试图改组国防军的“领率机构”；甚至希特勒也许会记起他在1943 年11 月那次走访约德尔时听到的事——约德尔说，古德里安曾鼓动他去说服希特勒，让他放弃最高统帅权，但约德尔不动声色，并干净利索地加以拒绝。
古德里安同国防平指挥参谋部不和，并非始于此时。早在一年前，他曾同戈培尔进行过一次长谈。在戈培尔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他（古德里安）对国防军统帅部的惰性很不满，说在那里找不到一个象样的领导人物。”这位新任陆军总参谋长也以非同寻常的坦率表示，他极不赞成希特勒严禁任何一个高级参谋部的军官到前线一展本领的作法。7 月20 日后不久，当豪辛格的接班人从拉斯滕堡战地医院出院，被盖世太保逮捕后，古德里安委任了在总参谋部和在装甲部队中久经考验的文克将军，以及冯·博宁上校为他的助手。
尽管帝国的国界随着东线西线不断溃败而缩小，身为陆军总参谋长的古德里安，仍不过是希特勒在东线战场上的参谋。他在最困难的形势下，以其充沛的精力，开始了他的新的工作，但他并不象当初蔡茨勒那样，努力为陆军总参谋部争取其他战场的权力。另一方面，也许是由于他的任务所致，他认为，其他战场同东线战场相比是次要的。在大本营的形势讨论会上，他经常以激烈的言词来表达他的这一观点。而这种观点与私人矛盾是联系在一起的。不久，人们就清楚地看出，在严峻的战争形势压力下，虽然更换了陆军总参谋长都改变不了处在国防军最上层的两个参谋部之间的关系。这样，在直接参与指挥的高级军官内，在反对继续进行已失去的战争的问题上，就缺少一个组成共同战线或反对派的思想基础。
海军和空军仍在各种战役问题上各行其是。虽然这两个军种已不能对战争进程起什么决定性影响——尽管也有个别辉煌战例，并在努力研制新型潜艇和歼击敌机——但是他们还在徒劳地搞什么统一指挥。比如，尽管希特勒在7 月29 日，即正当诺曼底作战处于最紧张的时候说过：必须“将空军、海军和经济部门每一辆现代化车辆——指载重汽车——调拨给（陆军）运输队”。但就在第二天，海军总司令仍对国防军统帅部颁发的命令施加了有限的影响。两个月后，古德里安便忙于从空军调拨车辆，以补充装甲部队，以至于希特勒不得不出面过向此事，于是便发生了1944 年9 月1 日在形势讨论会上的一场争论。这场争论与当时战争形势极不协调，希特勒和凯特尔的言之无物，故弄玄虚，给人们留下一个荒唐可笑的印象。
古德里安：只需要得到帝国元帅的批准。
元首：我马上批准。可是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帝国防御总参谋部。
还有一个其他国家都嫉妒我们的机构——国防军统帅部。这些都只因为总参谋部不愿意面向历史，而没有为众人所知。凯特尔：（以惯用的一种提高的腔调）：我们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元首：（接受了凯特尔的观点）：我们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当我们为了建立这个机构进行了多年的斗争之后。。
古德里安：第3 航空队有很多载重汽车。
托马勒（运输部队监察官）：应该调出来。
克赖佩（空军总参谋长）：我们的车辆因为支援陆军而失去很多。。（拒绝抽调）
元首：然而我深信，空军尽管有自己的运载任务，但在载重汽车方面，相对来说比起陆军要好得多，这是毫无疑问的。
现在我们谈的决不是这些——我们无须进行这种无谓的争论，而是。。（未作任何决定）。
1944 年春，适当合并和精减国防军机构的新的尝试，仍没有收到什么成效。此时，希特勒仍然不敢向海、空军下达违反其总司令们意志的命令；而对于凯特尔来说，只要照希特勒的态度行事，而不暴露自己更好的见解，只要能逃避自己应尽的义务，他就心满意足了。
各条战线和联盟的崩溃
在这种情况下，大本营已名存实亡。受伤和疾病，沉默与失职，尔虞我诈，相互猜疑，更多的是希特勒的复仇私欲，使大本营几乎成为死水一潭，无生无气。
日本早已不值得一提了。8 月初，土耳其同帝国断绝了外交关系。在东线，自8 月20 日以来，当法莱斯的包围圈越收越紧的时候，在黑海和喀乐巴阡山之间的南乌克兰集团军群的两个德国集团军和两个罗马尼亚集团军，在占明显优势的俄军猛烈攻击下，几乎全军覆灭。在俄国大举进攻下，罗马尼业免去了安东内斯库元帅的职务，公开表示脱离德国，并在希特勒反措施的刺激下，于8 月25 日对德宣战。随着布加勒斯特的丢失，德国也丧失了普洛耶什蒂油田。同时，德国国内的燃料工业也被盟军的空军一一摧毁。8 月24日，保加利亚开始与盟军举行停战谈判。并要求撤走德国军事代表团及其全部德国部队，保加利业的背离已近在眼前。匈牙利迫于德国的压力，还继续站在德国一方。斯洛伐克不断爆发起义。9 月初，芬兰宜布解除同德国的军事同盟，并准备单方面同苏联媾和。
在意大利，很晚才占领的亚平宁阵地，由于左翼被突破，陷人全线被突破的危险。撤离地中海沿海地域的第18 集团军和西线其他部队，在敌军装甲部队的不断冲击下，已处于混乱状态。希特勒下达的关于坚守塞纳河前方阵地，重新占领巴黎的命令。以及在法国中部开辟战场的企图，均随着战场形势的急转直下而成为泡影，或者干脆被莫德尔抛在一边。8 月25 日，盟军进入巴黎。安特卫普城和港口——斯凯尔德河河口除外——于9 月4 日完好无损地落入英国人的手中。在海战中，尽管潜艇损失惨重，但战果微乎其微。恐怖性的空袭，使越来越多的德国城市沦为瓦砾。军事工业的生产尽管到1944 年底，还保持在很高水平上，但已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交通近瘫痪。
德国领率机构的指挥已经失控。国防军指挥参谋部试图利用形势的压力，促成一系列决议的出笼；而希特勒却似乎还认为可以挖掘潜力，用战术措施补救败局。此时，他已失去理智，梦想着无法实现的目标，顽固地死守着他的原则不放，谁也不能说服他自动放弃战争，或者放弃眼前的计划。也许是个别战场的战果遮住了他的眼睛。
7 月31 日夜里，希特勒在同即将启程前往诺曼底的作者谈话时，对东南欧的形势作了如下阐述：
“最使我担心的当然是巴尔干。我敢说，如果土耳其能象芬兰人那样坚信我们能够控制局势，他们就会袖手旁观。所有这些人只有一个担心，就是担心两个凳子都扑空而坐在地板上。这是他们所担心的。如果我们真能进行一次关键性的抗击，其至打一胜仗，使他们重新相信我们可以坚持下去，现在的撤退只不过是缩短战线而已——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相信，使土耳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一种观望态度。。土耳其人不会由于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在同布尔什维克俄国的较量中败下阵来而高兴，也不会由于英国佬的插手捣乱而幸灾乐祸。
很明显，他们自然会逐渐从保加利亚身上想到：如果德国真的完蛋了，将来怎么办“那样大的国家都办不到的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