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过去一样，德意双方的会晤缺少一个盟国联合参谋部的精心准备，整天只局限于磋商，他们各自隐瞒自己的意图，迟迟达不成协议。在这种情况下，指挥参谋部只有约德尔可以参加的会晤，其结果如同其基础一样，不会有任何指望，特别是双方各怀鬼胎，使会谈更是雪上加霜：意大利人将夺取马耳他看得重于一切，然而又不想单方作战或在某一段时间使用；而德国方面又意见不一。隆美尔不了解马耳他所处状况，急于再次发动对苏伊士运河的进攻，他认为英国可能会抢先发动攻势；而凯塞林认为，能够，而且必须在空袭行动中奇袭马耳他；希特勒最终认为，他不相信在马耳他的登陆能取得成功，因此更倾向干攻击埃及。也许是一时间举棋不定，也许是为了迷惑别人，希特勒后来同意了一种妥协办法，即隆美尔集团军到达利比亚——埃及边界后最迟于7 月中旬万不得已时到8 月中旬，做好对马耳他实施登陆的准备。
然而，10 天后，即5 月10 日，当凯塞林报告空军已摧毁了岛上的军事设施后，仍不想进攻马耳他的希特勒。命令戈林将第2 航空队的部分兵力调往东方，并声明说，如果西线和挪威一旦有风吹草动，还要继续从地中海抽调空军。希特勒在马耳他问题上对自己的决定这样的反复无常，致使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在与意大利达成协议后刚刚三周，便不得不急于向对方进行解释。而在此期间，德国已选派好配有相应武器装备的突击队在西西里岛集结。处于多次这种犹豫不决之中的希特勒，只是首先决定将担负此次军事行动的指挥官，即在伞兵作战中经受考验的施图登特航空兵上将召到东普鲁士大本营作口头汇报。施图登特在5 月21 日的汇报中，对此次行动的胜利深信不疑，而已，赢得了空军总参谋长耶顺内克的全力支持，尽管他们俩人知道戈林对此持反对态度。在罗马的德、意双方机构都急于向这一方向派遣海军，甚至罗马由双方代表参加的马耳他工作班子已着手工作。——这是战争期间双方第一次卓有成效的配合。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阻止希特勒，当着施图登特的面，断然将违背他意愿的观点，及其全部计划和协议，一股脑儿抛在一边。对于一直保持沉默的约德尔来说，已经来不及在其参谋部内，对赞成还是反对重新进行分析研究，更何况意大利人早在德国作出这个对他们地中海战场至关重要的决定之前，就已有耳闻。希特勒未经进一步研究，便又提出了新的论据：如果隆美尔重新到达利比亚一埃及边界，那么尔后对北非的供给，就可以越过马耳他向托布鲁克推进；因此德国根本不需要马耳他，在马耳他的登陆行动——这是对德大利人的一种欺骗，只需在“精神上进行准备”。这样，统帅部在德、意双方在贝希特斯加登达成协议之后，于5 月4 日下达的关于下一步在地中海作战命今后，仍暂时继续实施，但其目的仍是为了迷惑其盟友。
根据这一切迹象来看，到了1942 年春季，在北非和地中海东部地区奉行目标远大的进攻战略的前提条件，仍如去年夏季一样，极不可靠。这就需要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对国防军统帅部过去为其他战场所制定的作战计划和命令，根据世界形势的新发展进行详细研究。当时的情况是，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国防军被牵制于东线；另一方面，西方敌人的进攻准备正在加紧进行。与此同时，西班牙的观望态度日趋明显；希特勒又未与法国达成相互理解。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在4 月25 日的会商会上，人们对“英、美在法国、西班牙、摩洛哥以及伊比利亚半岛登陆的可能性”表示了极大的忧虑，但对于地中海西部地区来说，除了象1942 年5 月29 日国防军统帅部的第42 号指令中所指出的那样，要从以前的观点大大后退一步以外，别无其他选择。特别是由于德国不再考虑夺取直布罗陀，因此对于同盟国在北非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只能以占领法国内陆的其他领土作为反措施。然而这也只是一种应急措施，而且还要视西线总司令当时所拥用的兵力，以及意大利人是否参加法属地中海沿岸和科西嘉岛作战而定，人们认为，为对付英、美在西班牙或葡萄牙的登陆，西线总司令部有能力占领比利牛斯山的南缘地带，以及西班牙北部沿海港口。而实际上，对西线总司令部来说，这是一项几乎无法完成的任务，特别是它应当放弃与西牙牙进行接触的准备。
为了加强西线的防御，在经过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进行实地考察以后，指挥参谋部参谋长认为，将荷兰沿岸纳入西线总司令的防御体系就足够了。但到6 月中旬，希特勒开始对同盟国在大西洋沿岸的“登陆表示极大的忧虑”，并预料敌人将“大量使用伞兵部队”。出于这种猜测，他指示在西线必须保持有足够的陆军和空军兵力，准备一支“潜艇预备队”。6 月26日，据有关情报称，敌方“小型舰只正在英国南海岸集结”，希特勒便立即调整防御力量，甚至打算在东线攻势即将开始之际，将其“近卫队”，甚至一个党卫队装甲师调来。
在挪威，希特勒也用整个冬季时间，紧急加强那里的防御，甚至从东线调来上万人，由于缺少兵力，以及土耳其日渐增长的不合作态度，巴尔干已不象去年那样，被看作通向中东的跳板。当时，在那里开始进行一系列的“剿匪行动”，以便在那里的沿岸防御提到议事日程之前，首先恢复那里的安定。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于4、5 月之间到叛乱的部分地区进行了视察，为国防军指挥参谋部获取了第一手材料，并为针对这一地区进一步颁布命令，奠定了极其重要的基础。
由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于6 月6 日签署的一份关于“1942 年的国防力量”的文件，对于当时处于“再次行动”时期的指挥参谋部的工作和态度，是一份极富启发性和总结性的文件。文件除了提到若干进步外，还开诚布公地指出了不足，以及德国国防军在人员和武器装备上所遭受的无法弥补的损失。在第三个战争年头快要结束之时，这份文件对于一个能认真思考
的领导的下一步行动无疑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但是，人们怀疑，国防军最高司令是否看到了这份分析全面的文件？因为，约德尔对此类事历来兴趣不大，而凯特尔没有胆量将这个文件拿出来，而希特勒让铁的事实服从于他“狂热”的意志的种种行动，就更足以说明这一点。
第四章面临更大危机 开端
1942 年6 月下旬，在东线实施的先于夏季攻势的作战行动，几乎占领了整个克里木半岛，为发动新的攻势，大量歼灭敌人兵力，获取了哈尔科夫——伊久姆附近的重要跳板。此外，隆美尔还取得了占领托布鲁克、消灭英国第8 集团军的辉煌胜利。这些战果却成了希特勒为其下半年继续采取更大行动进行辩护的佐证。
在北非战场，德国最高司令希特勒毫不费力地将蓄谋已久的关于反对在马耳他登陆的决定，强加给了墨索里尼。他在给墨索里尼的一封信里，为他的决定辩解说，常胜的统帅如果在胜利的时刻不能坚持到底，那么“历史的时刻”和“战争幸运女神。“将”永远不会再现”。罗马统帅部和凯塞林共同提出的告诫，完全被希特勒的这种自鸣得意所掩盖。约德尔根据由他的参谋部起草的一份关于夺取马耳他的“各种赞成和反对理由”的备忘录，再次提起了仅两个月前与意大利共同制订的计划，但也被希特勒寥寥数语应付过去，此外，在攻取托布鲁克后晋升为元帅的隆美尔，不再坐等命令，而是自作主张，准备追击溃败之敌，向开罗和苏伊士运河推进。完全出乎隆美尔以及德国大本营的意料之外——而意大利却不甚震惊——在7 月上旬，在阿拉曼的顶盛时期尚未到来之前，就出现了危机的端倪，最终将北非断送。
在东线，希特勒看到克里木和哈尔科夫——伊久姆所取得的巨大胜利，匆促得出结论认为，与去年相比，俄军的抵抗已大大削弱了。依据这种估计，他认为夏季攻势会“轻易、迅速”地达到其预期目的，不必投入预先准备的全部装甲部队；而且还计划恢复“对莫斯科的后期作战”。在国防军统帅部和陆军总利令部里，尽管人们对尚未被征服的德国进攻力量，在经过艰难的冬季后又恢复原气表示满意，但对未卜的前途仍信心不足。人们不禁首先要问，6 月底即在东线夏季攻势开始之前，西线是否就肯定没有作好准备的希望？希特勒是否对这种战略的内在联系有足够认识？布尔什维克的战争是否日渐威胁着自身的战争目的？在形势报告会上偶尔所反映出的观点，与戈培尔1942年3月日记里所记载的大致相似，这是他在大本营里听到有人列举“高加索，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等进攻目标后写下的：
“如果我们实现了这些目标，那么，希特勒就将于10 月初不顾一切地做出决定，及时进入冬季营地。也许他打算构筑一道规模宏大的防线，尔后东线战局便依靠它来进行。。也许他要进行一场百年战争。。象英国对印度那样。”
撇开这些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都行不通的空想不谈，总参谋部的人们对希特勒的决定也并不乐观，因为他们最终将不得不在自己设置的两条战线上作战。同样，他们越来越难以继续与希特勒的充满风险的作战计划保持一致。但是，由于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两位将军领导下，他们的这种疑虑和内部意见纷争从未向外透露过。约德尔和希特勒的亲信们却反而摆出一付信心十足的面孔。这样，对于他们的下级来说，要么被迫承认希特勒的下一步打算是正确的，要么对其进行必要的修正和限制，虽然人们没有想到，沿着希特勒的战争道路走下去，德军很可能再度陷入比1941 年冬季更大的危机之中，但事实上，希特勒自接任陆军总司令之时起，就以更加盛气凌人的自傲和顽固不化的固执，将1942 年末至1943 年初的俄国第二个冬季作战引入严重的危机之中。
1942 年夏季
1942 年6 月28 日再次发起的大规模夏季攻势，使希特勒第一次作为陆军总司令，在这样一场异常大胆的进攻作战中，指挥百万大军。国防军的一些人士，以及当时的一些历史学家，对“作战可能性的看法”和“在战略问题上的直觉”，现在都远远不够了。对这些“专来”来说，现在的问题是，必须将那些浮想联翩的思想，与实际情况尤其是双方的兵力，以及空间和时间上的诸因素统一起来，希特勒是否意识到了这一区别，还是很可疑的。按常规，他的目标远大的作战计划，应在实施前，由陆军总司令部通过司令部演习和图上作业进行审查和详细准备，而希特勒却根本未加理睬。也许他认为，进行一次简单的会商，谈谈他的指导思想就足够了。这样，他没有带总参谋长，自己于6 月1 日来到南方集团军群视察。指挥形式。情报工作、形势报告和命令方式，都一如既往，仍沿袭那一套习惯程序和例行公事。
希特勒自以为，他在以直接的责任感，与东线陆军共亨甘苦，然而他在“山间别墅”。一呆就是数月，却一次也没有请当时就在东普鲁士的陆军总参谋长及其全班人马去到他那里汇报。只是当东线出现危机时，他才频繁地将前线指挥官召来，整日整日地进行口头会商。
如果这一切还不能说明希特勒是有意识地贻误陆军指挥任务——从他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上也可证明——那么他与一个将其终身奉献于戎马生涯的军事指挥官相比，就没有什么天然差别了。希特勒——暂且不谈他在指挥原则上的一窍不通，仅从他身兼数职，特别是他的性格素质，他根本不可能认识任务的全部内容。他只接受对手的奉承，逆耳之言一概拒之门外。空间和时间对他来说是个模糊不清的概念，要为他的意志让路。他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士兵自居，自以为在判断部队作战能力方面胜过他的任务一位高参。因此这成了他反复议论的话题，有时长达数小时之久。然而最后不是全盘否定，就是言而无信。在关键地点，以已方大量兵力构成重点这一原则不仅过去在战略方面，而且现在在战役战术方面，都未取得成功，处处都暴露出希特勒在这方面的致命弱点。然而，还是这个人——过去总以突然作出的冒险决定，迫使世界长时间处于紧张状态——现在面对出人意料之外的战争态势，也无力作出及时、紧迫的决定了。但另一方面，希特勒又越来越多地通过下达长远的指示，限制高级指挥官们在整体上的自主行动权。在他的大本营里，更缺少实施军事领导的最基本的先决条件，即对人格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