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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德尔是否以及以何种方式采用他的参谋部的建议，作者已回忆不起来了。陆军总司令向希特勒转呈了他的作战处的“备忘录”，并派其起草者到“狼穴”向约德尔当面陈述。在8 月20 日的谈话中，出现了一些有利于缓和大本营“气氛”的转机。约德尔除谈了众所周知的那些反对的和赞成的客观理由之外，还说：
“此外，他——希特勒——本能地担心重蹈拿破仑的覆辙。提起莫斯科他总有些毛骨悚然之感。他担心在那里与布尔什维克展开一场生死搏斗”
豪辛格接着指出：“正因为如此，我们才选择了这一方向。我们必须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其余的一切就取决于我们自己了。”
约德尔继续说：“您说得是。但我想告诉您，元首是这样回答的：眼下有一个很好的歼灭俄国有生力量的机会。这个强大集群正位于基辅东面”。。
豪辛格还指出，冬天将首先在北部和中部地区开始，南部稍迟，他请求约德尔支持他的“备忘录”。约德尔终于作出让步，并说：
“凡是我能做的，我将尽力去做。但是，您也必须允许我考虑元首提出的理由，不能简单地将其弃之一边了之。。不能强迫他违背他内心的信念去做某事。他的直觉往往是正确的。人们不能否定这一点！”
豪辛格在他的描述中，最后写道，“很遗憾，并非总是如此！我对敦刻尔克还记忆犹新。我们担心，这次又要错过一个关键时刻。”
有迹象表明，陆军军总司令部的“备忘录”，希特勒早在同凯特尔和约德尔谈话时就加以驳斥了。8 月21 日，国防军统帅部的这两位将军来到安格堡哈尔德的军营里，企图说服哈尔德接受希特勒的观点，至少是想缓和对立情绪。在这次谈话中，约德尔被哈尔德逼入窘境，不得不象与豪辛格谈话时一样，承认他无法对陆军的立场提出实质性的异议，“但是，元首有第六感官”。显然，这是同一理由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是过去让人们无条件相信“元首天才”时所多次使用过的。哈尔德只是干巴巴地说，对这个理由“在逻辑上提出相反的观点是无济于事的。”。
当大傍晚，约德尔出于无奈，不得不将希特勒新的，也是最后的命令，纳入一份给陆军总司令部的书面指示中。文件开头写道：“陆军于8 月18日提出的关于下一步东线作战的建议，与我的观点不相符”。文件接着重复了希特勒的论断：在冬季到来之前必须达到的最重要目标不是莫斯科，而是南方的克里木，顿涅茨地区的“切断高加索地区的俄国输油线”；在北部，严密包围列宁格勒，与芬兰建立联系。另外，提出新的要求是，利用“少有的战役上的有利态势。。刻不容缓地集中南方和中央集团军群两翼兵力”向基辅地区的苏第5 集团军发起突击，被陆军总司令部视为进攻莫斯科方向的主力的博克集团军群，应以其所留置的部队继续实施防御，直至“第34 号指令的补充指令”所指出的向莫斯科发起进攻的全部先决条件成熟之时，总之“从中央实施的诱人的作战行动”，成了整个东线作战的主导思想！
第二天，当哈尔德到达他的安格堡军营后，冲动地写道：这个“元首指令”对于此次战局的成败起着决定性作用。”就在当天，希特勒亲自撰写了一份“文件”，作为对“备忘录”的答复，送给陆军总司令及其总参谋长，
使他们苦不堪言。在文件中，希特勒教训陆军首脑们说，在进行了几乎两年作战之后，“快速部队”必须象空军一样，成为“最高指挥手中的战役武器”。接着，他又借用一种明确不合理的对比，说帝国元帅对于这一基本原则在空军已“坚定不移、毫无保留加以执行”，而在陆军却似乎未将这一原则加以“全面理解和贯彻执行”。对此“文件”，哈尔德在他8 月22 日的日记里，清楚而有力地作出了反应：
“我对于因元首的干预而摆在陆军总司令部面前的事态难以忍受。既要认真贯彻元首那一个个朝令夕改的命令，又要不沾污已取得的四次战局胜利的陆军总司令部的美名，陆军总司令的这种作法真是前所未闻。因此，我向陆军总司令申请辞职，井同时提交我的辞呈”
哈尔德同时补充写道：
“陆军总司令拒绝我的辞呈。他认为，事实上还没有到放弃职位的地步；也就是说，一切将照旧”。
为促使希特勒改变主意，哈尔德作为最后一着试图鼓动古德里安将军出面。这次会见是于8 月23 日，在大本营“狼穴”举行的。但是，不管进行怎样的谈话，都丝毫改变不了希特勒的意志。相反，在取得“基辅会战”这一有名的战术上的巨大胜利的前一个星期，即8 月30 日，希特勒和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之间进行了单独谈话，就希特勒的“文件、一事达成“谅解”。毫无疑问，希特勒将这一结局看作是他与陆军的角逐中取得的又一新的胜利——其间与其说他骑士派头十足，倒不如说他道义上的虚伪和软弱。
随着对下一步东方战局的看法上的对立观点的暂时结束，把德国作战计划和前景，放在战略高度重新进行审查，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1941 年7月19 日发布的第33 号指令，已就当时的态势指出，“在西方和北方。。必须注意防御英国对海峡群岛和挪威海岸的进攻”；而现在，必须首先将几个月前制定的“巴巴罗萨行动之后”实施的长远进攻计划，与东方态势的发展相适应。同时陆军总司令部在7 月底与上述计划同时提出的建议——即将由叙利亚和昔兰尼加出发，对埃及实施两面进攻的日期推迟到1942 年春，而坚持在1941 年秋夺取直布罗陀——在此期间已经过时。
基于这种认识以及约德尔从与希特勒每日谈话中，所摘引出来的方针，于1941 年8 月底，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国防处里，产生了“经元首批准的国防军统帅部关于1941 年晚夏战略态势的备忘录”。“备忘录”’指出，尽管“在被迫投入其他战线多余兵力”的情况下，俄国的崩溃也可能要延长，但“降服英国，迫其媾和”这一既定目标仍然不变。备忘录将这一原则作为战略里程脾，接着指出，即便在最顺利的情况下，“陆军和空军也几乎无力于1942 年春季前，在地中海、大西洋和西班牙本土，进行一场决定性的作战”鉴于此种态势，已无法再象过去考虑的那样，置中立国的意愿于不顾，让德军通过土耳其领土；同时，也要看到英国的话动日益频繁。据称，英国军队已驻进伊朗南部，并不断扩建苏伊士运河两岸的重要军事设施。如此种种征兆表明，英国的目标是，尽可能与美国一起，彻底改变德国在地中海的地位。即使不足如此，也由于海上运输损失的不断增加。以及夺取托布鲁克行动的被迫延迟使“轴心国”在北非的处境早已日益恶化。
对于地中海地区，“备忘录”还对一些尽管尚不充分的改进意见提出了警告。而将被视为与大英帝国进行最后决战的前奏的击溃苏俄的行动，成了希特勒盲目推行的德军压倒一切的任务。
——第三阶段
“基辅会战”于8 月底开始，它被德国大本营视为1941 年东方战局的第二阶段的开始。在这一段时间里，由于德军在俄国各个战场上又取得。一系列新的胜利，特别是冬季前攻占莫斯科的热望，在领导层内出现的短时的一致，使希特勒未再对作战进行重大干预。譬如，国防军统帅部在这个时期对东线下达的唯一指令——第35 号指令在其前言中，使用了与陆军总司令的报告相一致的措辞。
尽管如此，陆军总司令部怕错过对莫斯科实施决定性突击的大好时机的担心，依然没有消除。在陆军总司令部——同样在大本营第Ⅱ号宿营地里很少有人赞成在“维亚济马和布良斯克两个会战”之后便大功告成的说法而希特勒却宣布：“东方军事胜利己成定局，俄国已经完蛋”。实际上，中央集团军群在经历了“沼泽、地阶段”之后，到11 月中旬，才在进攻莫斯科的道路上迈出了富有希望的几步，只有到这时，人们对态势的乐观判断才压倒了对部队所承担的巨大负荷的担忧。使人难以忘怀的一件事是，在那些天，陆军总参谋部的第1 军需官、当时的保卢斯中将来到国防处的临时办公棚，与国防处长和洛斯贝格上校探讨夺取莫斯科之后的方针。当时，他们所谈论的目标已远远超过了俄国的首都。他们谈到，只让最必要的部队留在“前线地带”过冬，陆军大部及其高级指挥机构应撤回，整个东线的指挥权由一个集团军群司令部接受。
由南方集团军群占领8 天之久的罗斯托夫，在俄军的攻击下，被迫于11月29 日撤离；该集团军群司令龙德施泰特元帅随即被免职。这是在当时态势下，对人们情绪上的第一次沉重打击。一份给希特勒的电报中，龙德施泰特要求，要么“撤消”关于部队再次在米努斯地段前方集结的命令，“要么，委派他人指挥该集团军群”。2 小时后，于深夜豪辛格打电话询问约德尔，是否撤消命令。约德尔回答：“绝对不能，元首的命令不容更改。龙德施泰特已被解职，赖歇瑙担任集团军司令。”豪辛格重复地喊道，“使不得！绝对使不得！”但约德尔已把电话放下了。
在“国防军统帅部战场”上，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代替陆军总参谋长和陆军作战处长的角色而担负的特殊任务，在1941 年夏季的芬兰北部，主要是由两个德国军和一个芬兰军来完成。他们的指挥官，冯·法尔肯霍斯特大将，象陆、海、空三军总司令一样，逐步直接接受统帅部的指令。这样，法尔肯霍斯特比起陆军集团军司令们来，就具有更大的独立行动的自由。但另一方面，没过多久，就暴露了它的弊端，即由于将陆军总司令部排斥在外，国防军统帅部对部队实施的战役和战术指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缺少了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根据这一经验，国防军统帅部便试图在对北芬兰指挥官所下达的指令中，增补一些具体的实施规定，但它无法替代陆军总司令部这个中间环节在东方战局期间，国防军统帅部第1 号战场早就移到了挪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变动。在希特勒的眼睛里，登陆始终在威胁着挪威。因此，他一直在想方设法给这一地区以加强。为此，占用了大量的指挥力量，牵制了相当的兵力。
希特勒对这一特别指挥机构的明显弊病既不加理会，也对来自各方的异议视而不见，却从1941 年初夏起，利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充当他除东线战场之外的全部德国战场上，与当地指挥官进行直接联系的指挥机构。在巴尔干、爱琴海的克里特岛邻近的广大地区，直至达尔马提亚，“国防军东南方司令”就是通过这种渠道接收希特勒关于镇压不久后到处爆发的暴动，以及后来对陆地和海岛沿岸实施防御的命令；而“东南方司令”则将其镇压暴动的具体计划呈报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批准，正因为这样国防处长与保加利亚保持着一种特别密切的联系。尽管保加利亚仅有少量几个守备师积极参加了马其顿和色雷斯岛的战争，但在索非亚却始终感觉潜伏在欧洲战争舞台边缘的危险。因此，一再向国防军指挥参谋部请求支持和援助。德国大本营还与阿格拉姆保持着频繁的联系。驻在那里的“德国全权将军”、奥地利人格莱泽·冯·堆尔斯特瑙，想尽一切办法帮助这个秩序混乱、支离破碎的国家恢复安定；并在军书上为德国服务。但是，与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却没有取得联系，而这些地方又是东方战局的重要活动场所，因此与这些地方取得联系成了陆军总司令部的主要事情。
自1941 年秋季起，地中海地区也成了统帅部战场。在这里，意大利人名义上掌握着最高指挥权。在北非，隆美尔的崇高威望占据主导地位，加上与国内联系的困难，使希特勒一直在寻求对北非施加影响。为此，希特勒并没能命令将陆军总司令部对北非的指挥权力交给统帅部，而是直接交给了国防军指挥参谋部。
正如8 月底的“备忘录”所阐述的那样，在地中海地域，“轴心国”的危险处境早已显露出来。由于将陆军和空军全部力量都集中用来对付俄国，海军也不想从北大西洋主要航道抽出一艘潜艇。希特勒在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取得一致的情况下，终于在每天关于重型舰艇和登陆部队遭严重损失的报告的影响下，准备采取进一步的辅助措施。直到9 月13 日，希特勒才最后下定决心，命令海军总部，”以最快速度“在地中海部署6 艘潜艇，并紧接着再增派15 艘。同时，命令空军第10 军将保卫德国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