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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德尔的同僚们在消化并进一步发展这一思想的同时，希特勒对这些建议——其中涉及到地中海问题——仍保持着谨慎的克制态度。经过长时间考虑后，他仍然将在英国登陆放在次要位置。1940 年9 月初，希特勒却命令对占领东大西洋群岛，即从马德拉群岛、卡纳里亚群岛、直至亚速尔群岛和弗得德角群岛的可行性进行研究，“情况允许时，也考虑。。占领。。葡萄牙”。他的这一战略远远背离了“海狮”计划。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对这些——部分是海军制定的——计划居然没有采取断然否定态度，反而让他的参谋部用这一新的方针对他们的方案作出回答。这样，长达一个月的时间，白白地耗费在这个无益的和毫无结果的问题上。
然而，在此期间，又出现了一件意外的情况，它比其他任何计划都更严重地危及到在英国的登陆，这就是希特勒突然要掉转方向对付苏联！这一可怕的决策颠倒了当时的各种关系，留下难以测度的后果，甚至时至今日。
希特勒在柏林作了短暂逗留，7 月19 日在国会发表演说，竭诚希望与英国和解，重归干好。此后，德国大本营分若干小组，再次在贝希特斯加登地域集中。国防处乘坐他们的特别列车“阿特拉斯”号由巴特赖兴哈尔车站出发。在这里，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在这次国会上被希特勒由少将越级提升为炮兵上将——在7 月29 日突然来到国防处，与处里的领导们磋商军情，这种难得的作法，使大家惊异作常。国防处的军官们，尽管贡献甚少，没有其他奢望，但这一极不寻常的访问，也算是西方战局胜利后，对他们的一种不一般的嘉奖。约德尔将四面门窗关死，坐在餐车的桌子旁，对四位参谋军官开门见山地说，希特勒已经决定，尽可能在早些时候即1941年5 月，对苏俄发动一次突然袭击，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危险，从世界上“彻底”铲除。
约德尔的活尤如晴天劈雷。更使他们感到迷惑不解的是：对英国的作战无论如何不会先于对俄作战结束，而恰恰相反，即在不能通过其他途径迫使英国和谈的情况下，取得对俄国这个最后的“大陆勇士”将是最好的手段。然而，约德尔的话音刚落，四名军官情绪激昂地异口同声表示反对：迄今得以幸免的两线作战，难道要由我们自己发动吗？尽管陆军主力能够调向东方。而空军又以什么来对付日益给德国城市带来沉重负担的空战呢？为什么与莫斯科缔结的“友好互不侵犯条约”几乎还不到1 年，迄今俄国一直按照条约，准时、充分地向德国提供武器装备时却突然调转矛头呢？约德尔对所有问题，都作了回答，但没有一个令人信服。记忆中，有一句话印象颇深：他说，希特勒认为——也许他自己也这样认为，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分歧是无法回避的；因此，对俄战局最好是己方军事实力处于鼎盛时期进行，这要比若干年后重新号召德国人民赴敌作战好得多。而且，德国空军在经受了东线作战的锻炼之后，可最迟于1941 年秋季，以强盛的战斗力重返英国战场。在经过约一个小时的激烈辩论之后，他要求我们起草一份命令。据此，陆、空军在波兰西部占领区的输送展开和宿营准备工作应即刻着手。这项命令是有关“进攻苏俄的最早文件，代号“东方建设”。
在所有计划突然转向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当时，即约德尔刚刚披露此事后，人们仅仅知道。根据希特勒的意愿，对俄战争本应早在1940 年晚夏就开始了。只是凯特尔与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一起向希特勒呈递了一份紧急进谏书，说明时间、空间、气候等因素均不利于对俄作战之后，似乎才说服希特勒罢手。国防军统帅部的首脑们的这一异议是应当赞扬的，但可以肯定地说，他们提出异议并不是为了取消这场战争，只不过是推迟而已。
为了使读者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作者想再列举几件战后才了解到的事情：
上面提及的希特勒的指示，是1940 年春季对他的亲信提出的；
英国政府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于1940 年7 月初，通过英国驻莫斯科大使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转交给斯大林一封信。信中建议俄国将矛头转向德国。几天后，苏联便将该信内容通告德国驻莫斯科大使：
陆军总参谋长的日记：1940 年7 月3 日与作战处长的谈话：“当前，摆在首位的是英国问题题。。和。。。东方问题。对后者必须重点考虑，即给俄国以军事打击，迫使它承认德国在欧洲的统治地位；”
1940 年7 月13 日，在听了希特勒的一次报告之后：“元首最关心的问题是，英国为什么不愿求和。。。对这个问题，他似乎与我们找到的答案不谋而合，即英国对俄国还抱有希望；”1940 年7 月22 日，陆军总司令对他前一天与希特勒进行的一次谈话的印象是：“俄国问题应着手解决。要做好思想准备；”
1940 年7 月30 日，与陆军总司令一起对总态势作的部分判断：“如果不能迫使英国就范，并出现英俄结盟的危险，那么是不是要首先对付俄国，从而实施两线作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保持与俄国的友谊更为适宜”。
1940 年7 月31 日，希特勒终于在山间别墅指示：“。。俄国将主要赌注压在英国身上。。但俄国一旦被摧毁，英国的最后希望也将破灭。德国便将成为欧洲和巴尔干的主人。
决心：在一系列冲突中，必须将俄国除掉。时间：1941 年春。
仅从这简短的引语中，就能十分清楚地看出，希特勒的反俄决心早就是无条件的，用他自己常用的表达方式叫作“无法更改”的。此外，还可以看出，他的这一决心无疑是建筑在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根深蒂固和从未泯灭的深仇大恨之上。这一思想大约是在1940 年7 月中旬形成的。也就是在同一时间里，希特勒又由于受军队方面的催迫，下达了在英国登陆的命令。
由此可以看出，这两个决定的份量差别，一目了然。1940 年夏季，参预者中能认识到这一点的已大有人在。然而，这种打破德国战略僵局的方式，并没有结束战争，相反却意味着一场新的战争的开始。
新旧矛盾在国防处内外，凡知道希特勒这一新的企图的人，再次提出这个急迫的问题：如何对付希特勒的新企图；怎么才能避免这场在时间和空间上也许是没有止境的新的战争。虽然未作深入研究，但他们确信，“与俄国保持友好关系是上策”。进攻俄国将给人民和国家带来可怕的威胁。在这种形势下，人们希望能够在国防军首脑人物中找到一位军人。人们信赖他，理解他，他能以无法辩驳的军事论据，加上自己在军队中的威望，与独裁者及其基于政治和世界观而作出的决定相对抗。然而。这只足徒劳空想。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希特勒已及时地排除了这种可能性，他已亲自站在了国防军统帅的职位上，同时也将国防军参谋部——它的参谋长却为此欢心鼓舞——作为他的“工作班子”为其服务。
国防处所能物色到的对象超不出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然而也就是他，目前在这个问题上，已无法指望发挥重要的政治和战略影响。至于凯特尔就更不足挂齿，他越来越依赖约德尔，毫无主见。尽管如此，国防处第一海军总参谋部军官仍于8 月初，前往贝希特斯加登，向约德尔陈述从长远看矛头转向俄国后，英国及其海军对德国处境势必带来的后果。这一进谏看来相当必要，因为海军总司令丝毫不知道希特勒的计划。然而，这次拜访却证实了这样一件事：希特勒之所以认为要打败这个岛国，必须要走首先除掉俄国这样一条“迂回道路”，是因为希特勒对英国海军力量估计过高。而对自己的装备估计不足。
这种新的设想，同过去的一样，缺少说服力，然而它却促使网防处下定决心，全力以赴，为“海狮”行动铺平道路。依靠这一途径似乎还有避免冒俄国风险的可能性。据战后传言，希特勒长时间为渡海登陆作准备，唯一目的是为了威胁和恫吓英国。这一说法是不能成立的。他在此问题上的反复强调，更多地是为了说明他还是赞同登陆计划的，只是德国还没有赢得能确保排除来自英海、空军巨大威胁的空中优势。他的这一观点作者似乎在他的言谈中亲耳聆听过。他说，如果德国士兵不得不为德国而捐躯，他是可以忍受的：但他绝不会为成千上万人无谓地葬身于海底而承担责任。
毫无疑问，其结果是，他越是关心俄国问题，气候越是不利于空战的实施，他就越会将登陆计划置于次等地位。事实上早在1940 年晚夏，希特勒已经将登陆准备仅仅当作恫吓和威胁英国的手段。到1940 年10 月12 日，情况终于迫使他向国防军的首脑们公开亮出自己的观点；所谓暂时废止登陆计划。这里顺便提一句，1941 年春季，为了迷惑敌人，希特勒又重操“海狮”计划。与此同时，他还命令各情报单位广为散播一种说法，即向俄国进军是为了转移人们对在英国登陆的注意力。
空军和海军对放弃在英国登陆一事轻易妥协了。因为，海军从一开始就没考虑过此事；而空军则认为无力取得海峡上空的绝对制空权。只是陆军总司令部和国防处对此事坚定不移。他们尽管处于被分隔状态，但仍想方设法企图迫使空军通过不断改善装备和战术，以足够的优势，实施登陆。
1940 年11 月12 日第18 号，便是国防处锲而不舍的努力和在其有限的范围内所产生影响的证据。这份指令综合了国防军统帅部对尔后德国战争计划的基本要点。国防处长在这份指令的初稿里，——将“海狮”行动放在头等位置上——尽管到1941 年春季才实施；然而，第二天，约德尔向他指出，
这种强调问题的方式也许符合陆军总司令部的观点。但却不合希特勒的胃口。瓦利蒙特反驳说，他之所以坚持在英国登陆的观点，是因为它是决定战争成败的重大问题。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也许同意了瓦利蒙特的观点，但是。他还是指出——显然他对希特勒的意图理解颇深——必须将“海狮”这段文字从指令的第一段移至最后一段。同时，他还大笔一挥，划掉了瓦利蒙特对这一条文所加的加重号。。
这样，遍体鳞伤的“海狮”又挨了“致命一刀”，而这一刀本来是应落在不列颠列岛身上的。随着未来大规模作战行动可能性的逐渐消失，德国大本营再次化整为零，以小组为单位活动。8 月29 日，希特勒在英国皇家空军第一次空袭柏林的轰炸声中回到德国首都，如从前一样，与他的亲信住在总理府。而国防处野战队，鉴于其有较大的机动性，因此仍暂留在停于格吕讷瓦尔德车站的特别列车上。由于时令的变迁，到了秋季，他们希望能为参谋部找到一所既能办公又能住宿的驻地。直到11 月中旬即战争爆发前夕，他们才住进波茨坦附近的克拉姆波尼茨骑兵学校，离总理府约有一小时的汽车路程。第二年的头几个月，国防处仍住在这里；国防军统帅部的首脑凯特尔和约德尔将军则与希特勒一起，住在贝希特斯加登。在此期间，陆军总司令部还在枫丹白露等待统帅部对“海狮”行动作出决断。此后，他们便又迁回到措森。海军回到了它以前柏林蒂尔皮茨驻地；空军回到了它在波茨坦附近的掩体群。
这样，到了1940 年秋季，出现了一种从总体上说与法国战局前夕相仿的状况。信使、军官或官员来往于大本营各小组与三军总司令部之间保持着相互联系。同过去一样，由国防处收集的情报，仍是约德尔每天在总理府或山间别墅中作形势报告的基本材料。陆、海、空三军总司令大部分时间里，只是到这里作口头汇报，接受希特勒的命令和安排。在这种场合下，希特勒总是对一些悬而未决的政治问题发表滔滔空论。
表面看来，国防军领率机构里一派协和气氛。但进一步观察便可发现三军总司令部在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上的原始缺点。依然如故。首先，象以前一样，陆、海、空三军总参谋长从未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一起磋商军情。此外。不是因为特殊原由，三军总司令们也很少聚会，既使碰头。在希特勒的淫威下，谁也不会说一句真话。更有甚者，在海军和空军以不充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