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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走妈妈姐姐和爸爸，大姨抱着我上了另一列火车，我仍哭着喊着，大姨就说：“钟山，别哭，咱们坐车追姐姐去。”我信了，我停止了哭闹。
送我和大姨时只有杜阿姨，杜阿姨提着一个沉甸甸的包裹，挺着一个臃肿的腰身，车上车下地递东西找座位，车要开时，杜阿姨下车了。杜阿姨望着我时，眼里含着泪，杜阿姨说：“苦命的一家哇。”
我说：“咱们一起找妈妈去。”
杜阿姨说：“姨不去了，姨看家。”
列车启动了，杜阿姨臃肿的腰身渐渐地在我的视线里模糊了，我看见杜阿姨在用衣角擦眼泪。
后来杜阿姨回了江西老家。
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次使我们家发生的一切变故，都缘于那次武斗。
那是一次震惊全国的武斗，造反派是红卫司令部，保皇派是红星司令部。两个司令部刚开始辩论，后来就武斗上了。
打了三天三夜不可开交，死了很多人，血流满了路面，那是一场巷战。后来部队出动了，指挥这次镇压武斗的是我父亲，我父亲调了两个团的兵力，起初是想阻止这次武斗，当部队开到交战双方中间时，双方都以为是冲自己来的，便一起冲部队开火了。一时间，部队两面受敌，部队战士没有接到开枪的命令不敢还击，成片成片地被打死。在望远镜里看到眼前景象的父亲野性爆发，他冲身旁的一个参谋说：“开火。”部队便开火了，两个团的兵力，又是正规军，不到一个小时，便把两方面的组织打得七零八落。就在那次武斗中，红卫派的一个成员是当时中央首长的儿子，也被流弹击中，后来这事闹到了中央，中央为了防止更大的部队骚乱，便停了父亲的职，发配到新疆石河子一个农场改造，后来父亲一直没有一个合适的罪名。
其实，后来父亲有很多次机会从新疆回来，当调查历史时，因为我爷爷有那段不清不白的历史一次次搁浅了。从那时起，我父亲便恨我爷爷，恨我爷爷不清不白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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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钟山 著
第三章 手枪上的红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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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的老家在山东威海，那是一个习武之乡，对发扬光大民族传统武术有着悠久的传统。爷爷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太爷，因家乡闹旱灾，带着爷爷逃出了山东，过山海关的时候，太爷染上了病，太爷带着病在爷爷的搀扶下继续往前赶，走了三天三夜，来到奉天郊外的一个地方，太爷就不行了，爷爷眼睁睁看着太爷倒完最后一口气，闭上眼睛，爷爷用双手在土里扒了一个坑，便把太爷埋葬了。埋葬了太爷，爷爷又继续往前走，最后来到了大兴安岭下，爷爷举目无亲，便做了周家的长工。
冬天那一天的早晨，爷爷为了在周家太太小凤面前维护一个二十岁长工的尊严，抡圆了铁锹，把周家少爷打倒在雪地里。他想，那一锹一定打死了周家少爷，欠债还债，杀人偿命，爷爷牢牢记着中国这条古训，为了保住自己的命一口气跑到了大兴安岭的山上。
大兴安岭白茫茫一片，树木繁杂，别说藏一个人就是藏下个千军万马也不容易被人找到。爷爷跑到山脚下时，就清醒过来，他知道，无论如何也回不去周家了，在这方圆的屯子里也不会再容下一个二十岁的他了。在这种时候，只有进山了。爷爷在进山时，用提着的那把铁锹把自己的脚印铲平了。在以后的日子里，爷爷在山上过了一段近似野人的生活，那把铁锹无疑成了爷爷的重要工具，打猎、剥皮都派上了用场。当时爷爷提着那把铁锹，并没想到一把铁锹会在他的以后生活中派上这么大的用场，当时完全是因为紧张，他忘了扔掉手中的那把铁锹，于是那把铁锹就随他进了山里。
爷爷狼狈地走在荒无人烟的大兴安岭山脉上，刚开始，他有些为自己轻率的举动后悔，可他一想到小凤那双眼睛，还有那笑，他又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爷爷终于在一个山凹里找到了一个猎人用的窝棚。这个窝棚是春秋时节猎人狩猎住过的，窝棚呈“大”字型，用木格楞搭成，又用草盖着，窝棚里排着一层粗细均匀的木头，用来当床，爷爷发现了这个窝棚，无疑遇到了救星般亲切。他三步并成两步奔过去，惊飞了一群野鸡。爷爷在窝棚里看到了猎人留下的打火石和引火的绒线。爷爷清理完窝棚，就拣来一些干树枝为自己升起了一堆轰轰烈烈的大火来。大火烤着爷爷，烤着雪地，爷爷就饿了。爷爷想到了野鸡，他提起铁锹走了出去。那时节大兴安岭的山上，野鸡很多，天冷，野鸡都挤在树丛里，树丛里浓密的树枝给野鸡们挡住了风寒，野鸡飞不起，只能在树丛里乱窜，爷爷便挥起铁锹，不费吹灰之力就拍死了几只野鸡。爷爷把野鸡们放到火上烤，不一会儿，野鸡的香味便散发了出来。爷爷吃完野鸡，躺在温暖的窝棚里，一时间爷爷心里很空落，此时爷爷前所未有地开始思念起周少爷的太太小凤来。
小凤嫁给周少爷前后也不过才几个月的时间，爷爷从看到小凤的第一眼起，就知道，这辈子再也忘不下小凤了。
小凤是天津卫一个盐商的女儿，周大牙在天津卫有买卖，而且买卖做得又很红火。周少爷几岁时便被周大牙接到天津卫读私塾。那时节，周少爷每年回来一次有时两次。读完私塾的周少爷，又在天津卫读中学，那时父亲已经来到周家做长工了。周少爷比爷爷小一岁。天津卫开放的程度比东北早，北面就是北平，那时节已经公开鼓励男女同校了，周少爷就和小凤在同一个学校里读书。读书的少男少女在新思想、新观念的感召下，就开始偷偷地恋爱了。周少爷的一张脸长的白白净净，细长的眉毛，笑起来脸上还有两个酒窝。周大牙做着一笔买卖，他供养着独生子周少爷念书不惜重金。周少爷那时穿长衫、戴瓜皮帽，那时是很风流很潇洒的。
小凤是被公认的校花，小凤不梳辫子，而是齐耳短发，圆圆的白里透红的脸上，似用笔画出的弯弯细细的眉毛，大大含水的眼睛。说起话来笑语莺声。
一对少男少女在校园里自由地相爱了，起初小凤的父亲盐商反对这门婚事，当周少爷向盐商求婚时，遭到了拒绝，后来盐商很武断地把小凤关到了家里，小凤不从父命，毅然地从家里逃了出来，重新返回了校园。那时校园已经放假了，周少爷为了等待小凤而没有走。小凤找到周少爷时，两个人便公开在校园里同居了。被追到学校来的盐商抓住了，盐商非常恼火，状告了那时的教育司，学校自然不敢得罪当地这些名商富贾，他们还要靠这些人吃饭。当下便决定开除周少爷和小凤的学籍。那一年，周少爷十八岁，小凤十六岁。开除学籍也并没有能扑灭这对痴情男女的爱情之火。两个人依然常来常往，盐商后来见闹到这种程度，且自己的女儿已经和人家生米做成了熟饭，也就默认了这门亲事，但发誓自己决不和周家往来。其实当时盐商不同意这门亲事，是因为盐商瞧不起周家发财的行业。
东北大兴安岭角下靠山屯的人们并不知道周家在干什么买卖，周大牙每次回来也闭口不提。自己的买卖。真实的情况是，周大牙在天津卫开了一家妓院，周家是做的皮肉生意。做买卖的商人中，地位低下得让人瞧不起的无疑是妓院老板，盐商出于自己的良知，才不肯答应这门亲事。
盐商和周家拒绝来往，周少爷没滋没味地在天津卫住了一段时间后，那年冬天回到了靠山屯。
周少爷领着少奶奶走近周家大院时，正在往粮仓里装粮食的我爷爷，看见了随在周少爷身后走进来的小凤。小凤穿了一件裘皮大衣，那大衣穿在小凤身上该凹的凹，该凸的凸。小凤读过书，识文断字，思想又很解放，一双顾盼流莹的眼睛望人望景的时候，很有内容，一点也不空荡。小凤望见了周家高高的粮仓，我爷爷当时扛了一麻袋玉米，走在颤悠悠的跳板上，正准备把一麻袋粮食倒进粮仓里。小凤看见那有二层楼房高的粮仓就惊呼一声：“天哪！真高！”我爷爷被那一声惊叹震得倒吸一口气，爷爷转过身，就看见了小凤那一张仰起的脸，爷爷站在高商的跳板上，不仅看清了那画儿似的眉眼，还看清了裘皮大衣下那粉嫩丰腴的脖颈，爷爷看到这些，浑身仿佛突然被电击了一下，差一点从高高的跳板上摔了下来。
从那一刻，爷爷在心里也惊叫一声：“老天爷呀！”爷爷忘不了周家少奶奶小凤了。
在以后的时间里，爷爷经常看见周少爷陪着小凤在院子里散步，踩着积雪“吱吱嘎嘎”一路轻盈地走过去。小凤很会笑，笑声也好听。小凤笑的时候，先在脸上漾起两个小小的酒窝，那酒窝似投在湖水里的第一圈涟漪，随着笑声，那涟漪一圈圈在整个周家大院里飘荡，在靠山屯里飘荡。
晚上，爷爷和余钱躺在西偏房的炕上，爷爷和余钱都睡不着，两个人都有心地去听上房里周少奶奶传出来的每一丝响动。
“周家少奶奶简直不是人托生的，你看人家是咋长的！”余钱在半夜有时候自言自语地说。
爷爷望着漆黑的夜，嗓子眼一阵发干。
“咦，你说怪不，周家少奶奶上茅房用挺大的一块纸，还是红的，你说怪不？”余钱睁大眼睛，蹬着黑暗中的爷爷。二十岁的爷爷觉得此时自己都快爆炸了。他趁余钱睡着的时候，他去了一次茅房，他在月光下看见了那块小凤的月经纸，那是用稻草做的草纸，草纸中央有一朵暗红的印迹，爷爷在那一晚飞快地把那块小凤的月经纸掩在怀里，后来又放到了枕下。梦中，爷爷嗅到了一股奇异的香气。
那些日子，爷爷总觉得自己有一股无名火无处发泄。那天下雪的早晨，周少爷当着小凤的面踢了他一脚，他便再也忍不住了。
爷爷躺在猎人窝棚里思念小凤，日子转眼过去了几天。
那一天，他坐在窝棚里望着满山的雪时，他看见有二个黑点正在一点点向这里靠近。爷爷一下子缩紧了身子，他无声地摸起了身边的铁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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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岁的父亲，盯着那人腰间的那块红绸布，一拐一拐地随着那人走去。走到山脚下，父亲回了一次头，他模糊地看见爷爷仍坐在山坡上，他看不清爷爷的目光。父亲用劲地又咽了一口唾沫，一股高粱粥余香在他嘴里飘绕。
这回，他再次转回头的时候，满眼里只剩下那块火红的红绸子了。
走了一段，那人停下脚步，转过身望着父亲，父亲也停下脚步望着他。那人说：“你不怕打仗？”父亲盯着那人腰间的枪，又咽口唾液，这次他觉得嘴里有些苦。父亲茫然地摇一摇头，那人向前走了两步，伸出手扶住父亲的肩头，用劲地捏了一下，父亲咧咧嘴，那人说：“走吧。”父亲就随着那人一拐一拐地走了。
那人是东北自治联军的肖大队长。那一年，东北抗联被日本人打垮了，后来又整编了一支抗日的队伍，取名叫自治联军。
肖大队长的母亲死了，他回家去奔丧，回来的路上，他又困又累，遇上了父亲，父亲随着他参加了自治联军。
那时父亲坚信，有一支枪就会有白米饭和猪肉吃。
肖大队长把父亲带回驻扎在山里的自治联军营地，营地是自治联军临时搭起的棚子，十几个人挤在一个棚子里睡，那棚子长长的有一溜。父亲随肖大队长来到自治联军营地，没有像预料中那样得到一把枪，而是得到了一条皮带，肖大队长让他扎上，他就扎上了。扎上皮带的父亲就是自治联军的战士了。父亲没有像那么多人挤在棚子里睡，他和肖大队长、教导员睡在一个棚子里。肖大队长和教导员向每个小队发通知，就让父亲一个棚子接一个棚子去通知。父亲成了大队部的勤务兵。
父亲没有得到枪，赤着手一趟趟地在山岭间奔跑着送通知，他那被狗咬伤的腿，让肖大队长找到卫生员上了些药很快就好了。没有枪的父亲没能吃上白米饭；更没吃上猪肉，父亲就很遗憾，他发现那些有枪的人也没能吃上白米饭，但他仍坚信，只要有一支枪，白米饭迟早会吃上的。
肖大队长有时带着一群自治联军在雪岭上操练，人们趴在雪地上，怀里都端着枪。父亲就站在一旁看。一天他忍不住趴在肖大队长身边，瞅着肖大队长长满胡子的脸说：“我要有支枪。”第一遍他说的声音很小，不知是不是肖大队长没听见，肖大队长没反应，举着手里的枪瞄山坡上一棵有鸟巢的树。父亲又大声地说了一遍：“我想有支枪。”这次肖大队长回过了头，站起身，父亲也站起身。肖大队长喊过一个正趴在雪地上练习射击的战士，让那战士把一支三八枪递到父亲的手里，父亲抱了一下，没抱住，枪掉在了雪地上。肖大队长笑了，那个战士也笑了。肖大队长走上前，拾起那枪，往父亲腰边一戳，枪筒高出父亲半头，肖大队长拍一拍父亲瘦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