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的湘江之战是红军所有战役中最为惨烈的，这是确信无疑的。
湘江之战，发生在中央红军突破四道封锁线时。经此恶战突围后，红军人数从出发时的8万6000余人，锐减为3万多人。
“抬着‘棺材’走路，哪像个打仗的样子。”
湘江之战冠以“惨烈”之名，首先是言其损失的人多。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的硬仗、恶仗、败仗并没有少打。黎川、浒湾、大雄关、广昌等战斗，红军连遭败绩。尤其是著名的广昌保卫战，红军血战18天，伤亡5000余人，最终却未能守住广昌。
湘江之战开始前，通过前三道封锁线时，红军也遭受了一些损失。
红军前进方向上的四道封锁线，并非同时构筑，而是随破随构。亲自指挥第五次“围剿”的蒋介石虽然有时判断失误，但他作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黄埔军校校长、北伐军高级指挥官，有一定的战术素养，对红军初期的行动方向判断也是准确的。
第一道封锁线在信丰河一线，红军的对手是粤军陈济棠部，当地构筑了很多碉堡。尽管党中央已经与粤军有借道的协议，但因消息不畅，红军仍然遭到粤军一些抗击，损失3700余人，折损一员猛将洪超。洪超18岁参加南昌起义，身经百战，时任红三军团先锋第四师师长，牺牲时年仅24岁。
通过第二和第三道封锁线，仍然战斗不断。战斗损失和掉队、落伍使红军分别减员9700余人和8600余人。如此算来，虽经沿途的零星补充，红军到达湘江河畔第四道封锁线的时候，不过65万人。
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旧址之一——固陂
中共中央在突围转移时，是想把根据地从江西搬到湘西，因此携带了印钞机、石印机等大量的“坛坛罐罐”。主力一、三军团为左右前锋，八、九军团在两侧掩护，五军团殿后，护卫着庞大臃肿的中央和军委机关纵队做甬道式行军，浩浩荡荡，蔚为壮观。
彭德怀对把高度机动、善打能藏的红军精兵当做“轿夫”，只能被动挨打的做法非常不满，愤怒地说：“这样抬着‘棺材’走路，哪像个打仗的样子。”
本来在8月上旬，萧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在江西界首地区顺利渡过湘江。但到了11月下旬，情况与三个月前判若云泥：彭德怀谶语成真，湘江两岸果然成了成万红军的埋骨坟场。
丧失良机只能死拼
1934年11月中旬，中央红军突破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判断出红军是想前往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湘江是必经之地，于是命令中央军以八个师追击，并命令湘、桂两省军队在兴安与全县之间沿湘江设置了第四道封锁线，意图在此全歼红军。
遗憾的是，中革军委在无线电侦知了严峻敌情之后，仍于11月25日下达了抢渡湘江的命令。这样，红军便处于蒋、桂、湘等军队的联合夹击下，态势极端不利。
起初，红军并非无机可乘。桂军首领白崇禧通过飞机侦察发现，尾追于红军之后的中央军将原来的两日行程突然扩大为七日以上，便认定蒋介石是想让桂军与红军火并以两败俱伤，中央军好乘机进入广西，于是下令桂军主力西调阻止红军进广西，在湘江北面让开一条缺口。红军先头部队迅速渡过湘江，至11月27日晚，控制了30公里长的湘江两岸。但中央和军委纵队行军速度缓慢，用4天才走了72公里，良机就这样白白丧失了。
从11月28日开始，在蒋介石严令下，湘军最先向守卫渡口的红军发起进攻。桂军也返身杀回发起侧击，中央军则在后面猛攻。红一、三军团为保卫湘蒋介石在江西督战江渡河点，在江边低矮的丘陵地带依托临时工事展开血战，在敌猛烈炮火和飞机轰炸下伤亡惨重。
在中革军委实际负指挥责任的李德，只知笨拙地实行甬道掩护战。面对战场上的严重局面，军委虽雪片似的发出“十万火急”、“万万火急”的文电，却不肯扔掉坛坛罐罐。这样既无法提高行军过江的速度，也拿不出行之有效的指挥方案，只发出了一份内容空洞的“训词”，鼓动部队死守硬拼。幸亏广大指战员的英勇，才使大队免被敌拦腰截断。
经过五日五夜的血战，至12月1日傍晚，中共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终于拼死渡过了湘江，并于12月3日向西进入桂北越城岭山区。至此，湘江战役以红军受到重创而结束。
代价惨重，红军到底损失多少人
湘江之战，红军到底损失多少人马？迄今为止，说法不一。战史中并没有公布具体的统计数字，以下数字可供读者自己分析。
在长征出发前夕的10月8日，中革军委《野战军人员武器弹药供给统计表》中统计：红一军团三个师19880人；红三军团三个师17805人；红五军团二个师12168人；红八军团二个师10922人；红九军团二个师11538人；军委纵队4893人；中央纵队9583人（内含一个新兵组成的教导师）。以上共计86789人。全军有枪4万支，子弹80万发，平均每支步枪十几发，轻机枪百余发。
通过前三道封锁线，红军共计损失22000人，但沿途有所补充。
12月5日突破湘江封锁线后，检点人员，约37万人，这是遵义会议前的一个统计。
指挥湘江战役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何键、白崇禧在讲话中均说，红军在此役中战死的连带打散的将近2万人。
作为主力的红一、三军团都折损近半，红五军只剩一个师，而主要由长征前刚动员入伍的新兵组成的八军团仅剩1000余人，红九军团剩3000余人。
“绞肉机”中一天阵亡两个团长
湘江之战冠以“惨烈”之名，也是言红军将士牺牲之壮烈。红军指战员在风景如画的湘江边上，度过了梦魇般的五日五夜。
当时在红军部队中有这样一首歌谣来形容各系军阀的战斗力：“滇军黔军两只羊，湘军就是一头狼；广西猴子是桂军，猛如老虎凶如狼。”此时的“湘狼”和“广西猴子”，一反过去“坐山观虎斗”，暂时放弃了与中央军的矛盾，合力向红军发起进攻，其总兵力达15个师，约20多万人，更兼国民党军有飞机每日扫射轰炸。
守卫湘江河畔渡口的红军防御阵地，成了一个巨大的绞肉机。双方的兵力被不断投入，然后被不断消耗，再不断投入，再不断被消耗。这种战术对于兵力和武器处于劣势的红军来说，简直就是一场灾难。
在渡口南面，红三军团抗击回头北上的桂系两个军，战况尤为惨烈。五师师长李天佑看着部队伤亡过半，一面严令坚守，一面催促机关人员“走快点”。
在湘江渡口北面，红一、九军团主要抗击湘军进攻。第三师的团、营干部大部分牺牲或负伤，四师在一天之内竟有两位团长阵亡。
担任全军后卫的红五军团与中央军追兵日夜激战，到达湘江边时渡口已被敌控制，军团部和第十三师只得另寻渡河点涉水而过。随红五军团担任后卫的刘伯承最后渡江时，看到路边倒下的大批红军遗体，四处散落的机器、装备，满江漂流的文件和苏维埃币，不禁长长叹息。
红三十四师和红六师第十八团被截断在湘江东岸，战至最后大部牺牲。
红五军团的三十四师是后卫中的后卫，在师长陈树湘的率领下，在湘江以东阻击追兵，全师6000余人仅剩300余人，与主力红军失去了联系。陈树湘负伤被俘，敌人为他医治并准备诱降时，他拒食拒医，并用手从腹部伤口处挖出自己的肠子，用力绞断而壮烈牺牲，年仅29岁。此后，敌人竟将他的头砍下来，在道县城门上示众三天。
【点评】红军不死转折契机
湘江之战战斗之烈，牺牲之惨，是红军史上从未有过的。但是，红军没有失败，蒋介石消灭红军的目标并没有达到，红军还是突破了他最重要的一条封锁线，折向湘桂边界的越城岭（老山界）山区。对此，蒋介石叹道：“无异纵虎归山，数年努力，功败垂成！”
血的教训使红军对“左”的错误不满情绪达到了顶点。为人谦和如周恩来者，也坚决反对洋顾问李德再来指挥红军。这就为随后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
第二章 空灵奇幻（1）
——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之谜
四渡赤水，被毛泽东自称为军事指挥生涯中的“得意之作”。
四渡赤水是一组环环相扣的战斗，从1935年1月中旬到4月初南渡乌江，中央红军在贵州、四川、云南的边界赤水河流域转了三个月，走了110个城镇。整组战斗败中有胜，胜中有败，先败后胜，反败为胜。
四渡赤水把毛泽东军事指挥的想像力和创造力发挥到极致。
毛泽东“复出”，第一仗打得并不顺
遵义会议根据黔北条件不利和国民党40万大军逼近的情况，决定调整战略方针，令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会合红四方面军，到川西或川西北地区创建根据地。
1935年1月20日，中央红军撤离遵义，向川黔交界处的赤水、土城地区集中，准备渡过赤水河后从宜宾至泸州段北渡长江。
1月27日，中央红军分三路向赤水河中游东岸的土城镇前进，这里是黔北入川的要冲。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川军的刘湘不肯轻易放弃。川军先于红军进入赤水县城，阻止红军北进，后面尾追的敌军又紧逼上来。毛泽东主张在距土城镇西北五六里的青杠坡打一仗，消灭拦阻的川军。
1月28日拂晓，毛泽东“复出”后决策的第一仗打响了。
青杠坡是狭谷地带，红三、五军团先利用公路附近的小山头包围了敌军，前半段打得顺利，一度突破川军的正面阵地。后来敌军增援部队又占领稍远的大山头，对红军进行了反包围。敌人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势和优势装备，使作战形势立刻改变，红军处境非常困难。
经审问俘虏发现，敌军不是事先侦知的四个团6000多人，而是六个团1万多人，且为川军战斗力最强的郭勋祺“模范师”。当敌军进逼到军委指挥部前沿时，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亲自冲上前沿阵地，指挥军委干部团和回援参战的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拼死奋战，战局才得以稳定。
战斗变成了拼消耗，但红军当时每人只有20发子弹，形势显然不利。
当晚，政治局和军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改变由赤水城北上渡江计划，立即撤出青杠坡，西渡赤水河，再相机行事。朱德、刘伯承继续指挥红军坚持战斗，周恩来负责指挥在天亮前架好浮桥，陈云负责处理笨重物资。1月29日凌晨，红军大部队分左中右三路，从猿猴场、土城两个地段的渡口西渡，然后炸毁浮桥，向川南古蔺、叙永方向前进，这就是一渡赤水。
此时红军没有根据地，消耗和伤亡得不到及时的补充，按照“没有取胜即是失败”的逻辑，土城之战先胜后败。此战国民党川、黔军损失了3000余人，而红军的损失则缺乏详细记载。根据在扎西整编期间红军实有兵力3万人的统计，等于此战抵消了在遵义一带扩军的数量，即伤亡或失散约4000多人（掉队者多是不适应长途行军的新兵）。尤其是长征前由红军学校改编的干部团学员在此役中伤亡过百，那可都是红军连、排级干部，骨干中的骨干，令毛泽东心疼不已。
二渡赤水连战连捷，蒋介石感觉“奇耻大辱”
此时，四川军阀刘湘为防止红军入川，集中了36个团于长江南岸，红军原定的北渡长江计划难以实现。毛泽东决定改向云南威信县的扎西集中，并在随后的扎西会议上做了自我批评：土城之战失利，一是敌情没摸准，二是轻敌，对刘湘模范师的战斗力估计太低了，三是分散了兵力，不该让红一军团北上打赤水城。他还特别强调，要吸取这一仗的教训，今后力戒之！
时隔近20年，毛泽东还念念不忘。在党的八大期间，毛泽东曾说“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他就此举例说：“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
红军改道扎西，川滇军阀随之进逼，红军此时无法按计划过长江，又陷入危境之中。
2月上旬，在扎西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议，利用敌人对红军要北渡长江的判断，出其不意，挥师向东打击战斗力最薄弱的黔军王家烈部，以运动战主动消灭敌人，再渡赤水回师遵义。
二渡赤水河渡口之一——太平渡
2月20日前后，红军由太平渡、二郎滩等地向东二渡赤水，并在五天之内取桐梓、夺娄山关、重占遵义城，歼灭和击溃王家烈主力八个团。此时，蒋介石中央军的吴奇伟纵队两个师进至遵义城南，红军又乘胜发起反击，将其主力大部歼灭，其余狼狈南逃。当红军追至乌江边时，已逃过江的吴奇伟竟下令砍断浮桥，落在后面的1800名敌军因无路可逃被红军缴械。
此役发挥了红军运动战特长，俘敌30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一次胜利，士气大振。在遵义城下，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被流弹击中头部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