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学校根本还没有建立一个权威的组织，怎么能杀出来？现在还是回去好好整顿，将来出去是不是我们再商量一下。其实，我们是早有建议和打算，是不是能在五月一日开一个 〃 工人代表大会 〃 ， 〃 五四 〃 召开 〃 红卫兵代表会 〃 ，红五月嘛开门红，不过最近工作忙，也没有很好地搞，总的困难是不少的。
刊载于《中央首长讲话》（ 3 ），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 1967 年 4 月。 43） 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命造反派整风大会上的讲话
张春桥 1967。03。26
刚才姚文元同志已经做了系统的讲话，他的讲话我们两个是商量过的，他的讲话写了稿子，这个稿子我们两个共同修改了五次，那么我今天就没有准备稿子啦，因为说好了，他的讲话算我们两个的。刚才在这儿坐着嘛，条子很多，还提了一些问题，我想还需要补充一点。从刚才姚文元同志讲话中间，同志们可以看到我们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间存在着不少问题。那么出现这些问题，我们是有责任的，首先当然我有责任。因为有些事情政治思想工作我们抓得不紧，不深入，工作不深入，有些情况不大了解，或了解不准确，有些问题，我们感觉到了，但是，是在小范围谈的，找了很多人谈过话，开了会，但是因为我们的话没有直接和全市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派的同志们一块商量，一块谈，有些话传来传去，就不晓得传成什么样子啦！有的就传得就是完全相反啦！有的是我们根本没有讲过的话。我今天在这里没有办法一一地来讲，也不需要讲，总而言之我们有责任，这一方面的事情没有做好。就是我们话讲了，或者我们的意见还对，那也不一定就能解决问题。因为有许多事是阶级斗争的规律，这个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有一些人我帮他很多了，一再谈一再谈，但是无效，包括陈丕显、曹荻秋这些人，那我们谈过很多次话，毫无效果。我们革命派的同志们也有一些这样的情况。我们发表的这一些意见，包括姚文元同志讲的，有一些意见可能是正确的，也有一些意见可能不完全妥当，也可能是错误的，同志们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为什么要说这个话呢？因为是整风嘛，整风就要敞开思想，把各种不同的意见都说出来，对我们的意见不同意，也可以提出批评，我们欢迎这种批评。我们两个人还有个共同的希望，我们还比较希望尖锐的批评，因为模棱两可的话，我们平常不大说，我们批评人也批评是尖锐的，我们也希望别人对我们如果是批评的话也是尖锐的。我们每天收到很多信，一天几百封信，从来信中间给我们提了很多很好的意见，也提了各种问题，我们当然不可能都答复，对我们都很有帮助。有的同志要求我们谈话，这个愿望我们到现在实在是无法满足，我们希望同志们不管给我们写信也好，或者谈也好，对我们可以提意见，也可以批评，这是同志之间的批评是正常的，这个不会混淆起来，就是不要在上海造成这样一种空气，好象张春桥和姚文元是不能批评的，那就糟糕啦！批评我们，决不等于炮打中央文革，也决不等于炮打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炮打中央文革，炮打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和善意的批评是两事。
在批评中间，毛主席所讲的，有两种，一种是敌对的，一种是人民内部的。这个人民群众也可以分得开，我们可以分得开，对同志的批评我们欢迎，对敌人的攻击，那我们当然有对付的方法。这是我想首先说的。
第二想说一下整风。我们发表的意见仅仅是我们的观察，我们的这些意见对不对，观察的正确不正确，刚才讲了。我们整风的时候，首先主要的是要靠学习毛主席著作，以毛主席著作为主要的学习文件。我们的讲话，只能作为辅助的，不是有的地方说吗，我们是市长，有毛泽东的思想作为武器来学一学，错误的思想，我们说得对不对，那还要同志们来判断。同志们自己也是要学习毛主席著作为主，以毛主席著作为主。姚文元同志讲话里已说了，有一个风气很不好，有些人是靠马路新闻过日子的，听到个风声，看到街上有张大字报，或者是北京传来的什么××首长讲话，他们也写。这个是不妥当的，要上当的。我们有我们的经验，中央同志讲话，好多大字报，我们都看过了，一看就知道，有的记录和原意根本不对头，不能靠那个。我们在这儿，在这一点上，我们可能对同志们有所帮助，我们能够比较准确的知道中央的意见，我们一定给同志们讲，但这个也要区别开，那一些是毛主席的意见，那一些是我们的意见，这还是要区别开。至于大家在整风里边学习，还是主要学习毛主席著作。我说有的同志要我讲的需要补充的问题，大概是这样一些问题，一个是有的同志要我讲讲形势，因为说是最近比较闭塞。这些马路新闻少了，街上大字报也少了。北京的同学又大部分回去了，消息不灵通了。我们现在形势究意好不好。我们说形势是大好的，我们看形势的时候，就应该遵照毛主席历来的教导，要看清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因为现在当然还有一种逆流，逆流也是一种支流吧，我们要看全国的形势，看全世界的形势，世界形势现在第一个大形势就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不只是决定今天的世界的形势，而且是决定全世界在今后多少年的形势，究竟向什么方向发展。那我们现在全国的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总的来看都是很好的，好不好，要看比较，我们可以和一年前比较一下，不要再和一年多了，因为昨天我们突然想到了，这个月的 29 号，再过三天，就是毛主席提出 〃 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 这个口号的一天，现在正是一周年，去年这个时候，主席到了上海（……）杨尚昆那时候住在上海，陆定一是三月八号还在上海，去年三月八号在这里，在我们上海的，彭真是二月在上海的，那时还是这些阎王飞来飞去很活跃的时候，是这么一个形势，全国那时在干什么呢？还是在贯彻执行彭真二月提纲，就是五人小组汇报提纲，一个修正主义的提纲，彭真的盖子还没有揭开，是这样一个形势。也就是去年的三月底，这个时候，毛主席就提出了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阎王，那时具体指的彭真，陆定一，小鬼是指的革命的青年，那时还是讲学校，文化界，因为那时文化大革命还是在准备阶段，是这样一个情况。那天主席所提出的任务，现在回过头来看，经过这一年，那天毛主席提出来要解散中宣部，中宣部已经解散了，陆定一的中宣部已经解散了，陶铸的中宣部已解散了，已经换了两个了。要解散北京市委还有个解散那个时候的文化小组，五人小组，这三个任务都解决了，只有一个现在还没有解决，就是要把国家机关精简，他给我们谈话，但是集中起来就是那么几句话：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解散五人小组，解散中宣部，解散北京市委、精简机构。同志们想一想啊，这一年变化多大啊，不但是彭真、陆定一，这些人打倒了，再向下发展嘛，把刘、邓的问题也揭开了，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今天，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发展到一月革命，开始了夺权，现在凡是夺了权的，而且经中央批准的，就是报上登的几个：上海、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这都是中央已经批准了的，这些地方夺权以后的形势，虽然斗争很激烈，但都能够站得住了，山西的形势大概是这样；所有的专署地委级和市委级，比如大同市，阳泉市这些地方都夺下来了，县绝大部分夺下来了，还没有完全夺下来，贵州现在是这样，贵阳那里很好嘛，当然专署还没有完全夺下来，有些县没有夺下来，整个的形势有斗争，不要想没有斗争了，斗争都存在，但是形势都很好，别的地方也是这样，我们上海的形势同志们都看得到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力量在大发展，比一月革命的时候，我们的力量是强大了呢，还是减弱了呢？当然比一月革命的时候，上海的形势好得多了嘛，有一个同学写信给我，他到外地去，到另一个地方去，他说到了别的地方，那个地方还是没有夺权的地方，就感觉到在上海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天下，在这里过得挺舒服的，一天心情很愉快，到了另一个地方心情就感觉到不同了。我们希望我们上海永远是这样，一直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天下，每一个跟着毛主席走的人，在上海都能心情很舒畅，过得很愉快。当然我们愉快总有人不愉快嘛，你说上海一千万人都愉快啊，那就糟糕了，一定有人不愉快的。陈丕显现在愉快嘛？当然不愉快，曹荻秋也不能愉快。还有一些人，他们总是不舒服的，有舒服的人，如果他们愉快了，那我们大概今天这个会就开不成了，那就是说在座的如果你要坚持革命的话，那大概就要打成反革命。这是已经夺了权的，夺了权得到中央同意的，这些单位都是形势很好的，还有一些呢，是条件逐渐成熟，夺权的条件逐渐成熟，或者过去夺了权，夺得不太好，有各式各样的情况，或者还没有实行三结合，是单方面夺权，是一部分单位夺权，有的地方没有夺权，现在条件逐渐成熟了，同志们从报纸上可以看见北京的条件，那就逐渐成熟了嘛。北京大家可看到嘛，只要你把报纸仔细看一下，就可以看出来了，他们三结合的条件已经在报纸上可以看出来了，只是哪一天成立革命委员会了，因为革命领导干部的名单，后面已经有好几个了：吴德、刘建勋、高阳文、丁国珏，还有什么李清泉，市委书记处已经有五个人站出来了，因为他这个书记处跟上海书记处不一样，他是叫作北京新市委，北京新市委就是把彭真的市委推翻了，成立的新市委，新市委又犯了错误，是这样一个情况。他的军队的名单也已经有了，群众团体嘛。现在红代会了，工代会开了，贫下中农代表会也开了，主要的群众组织已经选派了代表参加市委革命委员会。所以他们的临时权力机构条件也比较成熟了。据我们知道天津的条件也比较成熟了，所以条件成熟的单位逐渐地增加，当然也有比较多的曲折的地方困难更大的地方，譬如我们最近的江浙两省现有条件都不成熟，所以全国发展是不平衡的，但是，大的方面来看都是好的，革命形势这样，生产的形势呢？也是好的，但我们比较担心的是究竟今年怎么样？我们现在看呢，全国的生产形势根据我们从各方面看到的材料总的方面很好，譬如最使得人担心的煤矿的产量下降，因为那一阵经济风刮得好多煤矿大批工人都不在井下，都上来了，上来了到处串联，那个煤炭生产就受了影响，从一月份开始下降二月份继续下降，那几天我们是相当担心，因为上海咱们这个地方又不出煤又不出铁，如果要是煤不来呀上海的威胁就大了。
从最近得到的材料都开始好转，三月下半月以后譬如说山西大同煤矿就同我们上海关系很大，因为他是全国最大煤矿之一！阳泉煤矿从夺权以后产量就回升了，所以一切问题还是革命问题还是政权问题，权不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那你就没有办法，那个产量非要下降不可，这样一夺权，条件成熟了夺权生产就恢复，所以千万不要听那个话，好象生产下降是文化大革命搞的，恰恰相反，产量的下降证明必须搞文化大革命，是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搞的，这个责任落不到我们身上。我们上海的局面，谁要陈丕显、曹荻秋他们继续管下去呀，如果我们一月不发生夺权，那现在上海是什么样子？所以这个经济形势开始好转这是和革命形势的发展直接联系着的，这是主流方面。我们看到主流是这一方面，但是有逆流，有支流，支流就是说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内部有问题，随着斗争的发展，这个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这些东西发展，但这一个也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支流，这也不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主流，谁如果夸大了这一方面的情况来整我们，那就证明他立场错了。主流方面还是好的，这是讲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的对立面资产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他们呢？他们当然是不甘心下台的，同志们大概注意到了为什么周恩来同志在北京职工代表会议讲话里提出了那么几个绝对不许呢？周恩来同志说阶级斗争还在十分尖锐复杂的情况下进行着，我们希望亲爱的职工同志们一定要提高革命的警惕，要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坚持革命的 〃 三结合 〃 的方针，坚决打退资本主义反革命的复辟逆流，下面就讲了四个绝不许，绝